价值体系“超循环”与惩治腐败的理论审视

林彦虎　岳德常

[摘要]当前，反腐败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制度缺陷论”和“人性自私论”，前者进一步细化出了“权力异化论”“体制转型根源论”“惩治不力论”；后者则细化出了“思想观念论”“需求驱动论”“人的生活本能论”。事实上，“制度缺陷论”没有看到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们达成的一种价值“共识”，忽视了制度产生于价值体系的事实；而“人性自私论”在片面夸大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意识作用的同时，未能真正深入到社会关系中去探寻腐败问题，忽视了塑造完美人性的关键在于人的“社会属性”基础上建构的高尚并稳固的价值体系“超循环”过程。两种理论都没有完全看到腐败现象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价值体系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超循环”，有效惩治腐败就要打破这个“超循环”，代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超循环”。

[关键词]反腐败；价值体系；“超循环”；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3-0067-08

腐败现象是当今世界的顽疾，一边是世界各国采取越来越严厉的反腐举措，一边是层出不穷的各种新型腐败现象；一边是越来越严密的反腐制度，一边是愈加隐蔽和危险系数递增的腐败。腐败与反腐败这对矛盾如同疾病和人的躯体一样，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难道腐败是不治之症吗？答案是否定的，腐败之所以难以治理，关键在于没有找准腐败的“病根”。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1]（P203）在反腐败问题上，也是同样道理，只有正确地提出问题，才能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答案。笔者尝试从价值体系“超循环”①角度来讨论反腐败问题，供大家讨论。

一、传统反腐败的主要理论基础及其缺陷

当前流行的治理腐败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把腐败现象归根于制度缺陷，这种观点认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不可能不腐败”。学界围绕这一理论进一步细化出了“权力异化论”“体制转型根源论”“惩治不力论”。“权力异化论”认为“腐败是公共权力的异变”[2]，是监督不力造成的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滥用；“体制转型根源论”将腐败归于“在改革过程中，体制转型时存在的漏洞和体制的不健全为腐败的滋生留下了空隙和漏洞”[3]，认为社会的转型、制度的缺位，加之政府对资源的行政干预极易导致“权力寻租”；“惩治不力论”立足腐败成本，指出“腐败现象之所以无法从根源上消除甚至于在某个时期愈演愈烈，最主要原因是政权对于各种腐败的惩治力度不够”[2]，认为反腐败的关键在于通过加大惩治力度来提高腐败成本。上述三种理论认为通过健全制度、加强监督以及加大惩处力度可以解决腐败问题。但历史和现实证明，这样一来就可能陷入老子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恶性循环，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英国思想家洛克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为防止权力的滥用提出的“权力制衡理论”在西方国家成功应用，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完善，然而，时至今日，有着完善法律制度和健全规章的西方发达国家层出不穷的“权力寻租”“黑金政治”“政商勾结”等丑闻却始终不能根除；立足我国，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当时我国的法律、制度、规章远远落后于今天，但腐败现象却远少于当前；对于腐败的惩治力度，历史上明太祖朱元璋对腐败者用刑极端残酷，凡贪污银六十两以上者要“剥皮装草，枭首示众”，即便如此，明朝依旧未能杜绝愈演愈烈的腐败。

另一种观点认为，制度只是外因，真正原因在于“人是自私的”，“有权在手必然要谋取私利”。针对此观点，人们进一步细化出了“思想观念论”“需求驱动论”“人的生活本能论”等腐败根源论。思想观念论又称为“内因论”或“内在生成论”，认为“腐败与否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内在的思想道德是否滑坡、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否扭曲的问题”[2]，而人天生的自私、贪婪等人性恶的方面时刻在无声无息与人性中善的方面较量，一旦机会合适，驱使人走向善的内控力就会下滑，恶的一面开始动摇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腐败也便会产生；“需求驱动论”认为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社会财富和个体获取资源的手段却是有限的，“不断增长的利益要求，客观上会促使人们努力寻找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途径实现自我利用的最大化”[3]，而人无限的需求与有限获取资源这对矛盾就构成了腐败的动力根源；“人的生活本能论”认为“腐败的根源产生于人的生活本能，发展于人的欲望之源，又造极于人的贪欲的形成”[4]。总之，上述持“人性自私论”者通常很悲观，在他们看来，反腐败就是与人性作对，是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的奋斗，在这场无止境的斗争中，腐败不可能彻底杜绝，只能最大化减轻危害性。这种观点认为减轻腐败最好的办法是分散、弱化乃至相互制衡权力，以便将腐败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最终在反腐措施上也靠向了“制度缺陷论”。

毋庸置疑，上述两种腐败根源论都有一定道理，但没有完全抓住问题的根本，既没有弄清如何建立健全的制度防止腐败，也没有找到塑造完美人性的关键，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事实上，制度是人们有目的建构的存在物，旨在通过约束人们尤其是约束掌握公共权力者去遵守相关规程或准则，从而使社会运行达到预定的合理目标。然而，制度建构的主体毕竟是“人”，脱离“人”这一主体不可能有制度产生。动物界中动物所遵循的相关规则只不过是一种本能的自然生存法则罢了，动物只会日复一日地重复于这种本能性规则之中，不可能如同人类一样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创造、改进和完善规则。因此，制度的建立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并用这种价值判断来规范和影响制度内人们的具体行为。这种价值判断实质就是人们达成的一种“共识”，并用这种“共识”来约束制度内人们的行为。因而，从制度的上述核心理念而言，制度内含的这种“共识”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体系，同时这种价值体系是受制于制度创建者所代表的利益，任何制度的建立都很难达到完美的公正，都会受主体所代表的利益影响，而在执行阶段，制度本身在运行过程中就代表了一种权力，难免会受到各种腐败因素的围攻，易出现“变通执行”乃至“不执行”等情况，“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制度的权威性，而且反过来还增加成为一个新的重要腐败源”[5]。而制度作为一种代表着利益倾向性的价值体系，又有另一大弊端——滞后性，无论多么健全的制度，终归随时代的发展而暴露出或多或少的漏洞，“不严密、不科学的制度，甚至自身就成为导致腐败发生的重要原因……制度上存在漏洞本身就包含了腐败的机会或对腐败行为产生激励”[5]。正因如此，总有人试图去钻这种漏洞并走向腐败。

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了有人将腐败归根于“人性自私论”。事实上，人性善恶本身就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且这种观点深层的弊病在于未能深入到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过程，因为正是这个“超循环”过程塑造了现在的“人性”。围绕“人性自私论”进一步细化的“需求驱动论”无外乎是抓住了人的自然属性并将其绝对化，将人的本质定位于动物般的生存本能，完全脱离了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属性”；而“思想观念论”却忽视了主体思想归根到底来源于现实生活，完全将腐败现象超越于社会关系之外，不懂得任何一种思想观念的变化都有着深刻的物质基础与其他现实原因，其实质是走向了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论；“人的生活本能论”试图与“人性自私论”划开界限，但其出发点“腐败最初源于人在原初状态下的动物性本能，即生存本能”[4]，立足点同样是人的自然属性。显然，上述三种理论要么片面夸大了人的自然属性，要么过高地估计了人的意识的作用，均未能真正深入到社会关系中去探寻腐败产生的根源。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P505）人天生就和其他动物一样具有“自然属性”，但这并非人的本质，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制约着人的存在、规定着人的本质，“社会属性”才是人的本质所在，正是在具体的社会中，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从而产生了意识并确立了自己的真正本质，成为了具体的、历史的人。因此，在反腐问题上脱离人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人性自私论”是站不住脚的。但这一观点也使我们认识到了塑造完美人性的关键环节在于深入到人的“社会属性”，要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塑造完美人性。价值体系产生于物质社会，却又在每个人的生活过程中获得了独立的生命，无数个体一生下来就在无声无息中接受并践行着特定社会所赋予的价值体系，并形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价值体系，从而反作用于物质社会，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采取不同的社会实践方式。因此，塑造完美人性就必须深入到社会关系中通过建构一种高尚并稳固的社会价值体系来影响每个个体的价值体系，从而在无声无息中影响乃至控制个体的活动。

无论从“制度缺陷”层面，还是从“人性自私论”层面，都未能抓住腐败产生的根源，很难有效惩治腐败。根源于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自我强化过程的腐败问题只能通过打破这种“超循环”，并代之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稳定“超循环”才能有效解决。

二、腐败根源于私有制价值体系所主导的“超循环”过程

价值体系分为社会价值体系和个体价值体系，社会价值体系归根到底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形成于无数个体价值体系的相互作用，却又独立于个体价值体系之上，反过来以一种外在力量约束着个体价值体系，影响和塑造着个体价值体系，把无数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个体价值体系稳定在了大致相同的水平；同时，每个个体一生下来就生活在社会价值体系大环境中，受其制约，并反作用于社会价值体系，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接受与实践着社会价值体系，并在逐步形成自我较为稳固个体价值体系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社会价值体系的统治地位。于是，“在社会价值体系与个体价值体系之间便存在着一个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超循环……它产生于社会成员追求各自目标的活动，又在个体生命之上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反过来影响乃至控制着个体的活动”[7]。人们在一代一代的繁衍生息中延续着这个“超循环”过程，在私有制社会中，这种“超循环”过程通常被资产阶级所主导，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6]（P537）

这种存在缺陷的社会价值体系以私有制为主导，以物质利益为主，映射到社会的现象是围绕各种利益厮杀的丛林法则，人性完全被利益所驱使，进而背离人性健全发展的大道。一方面，就外在环境而言，社会对个体价值的评价标准趋于单一化，即以物质占有的多寡为标准；另一方面，以内在自我而言，个体为之奋斗的内驱力并非以自我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相反，却是为了脱离现有外在力量的支配，如此，个体占有的物质越多，他会对其他人的支配力度越大，但同时受到已占有物质的支配力度也越大。在这种私有制为主导的价值体系中，个体完全脱离了自由全面的发展，不是以真实的内在自由感为发展尺度，而是为满足外在评价标准和脱离外力约束而走向了以单一地占有物质利益为核心的错误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主导下的社会，教育不再是为了学生全面的发展，而是为了迎合企业的需要；升官不是为了造福百姓，却是为了发财。对个体而言，一旦有机会占有更大的公共权力，势必会走向腐败。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仅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而且还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自我毁灭。

立足中国现实，几千年来，经历了很多王朝的更迭，然而，支配现实的却始终是封建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因而无论朝代如何兴衰，整个社会受着旧有价值体系的左右，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它依旧力图重新控制社会运行过程。为什么党内会出现弄虚作假、奢靡享乐、贪污腐败等等封建腐朽思想呢？其原因在于旧有价值体系仍然弥漫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价值体系必然立足于自我为中心的利益法则，将为人民服务、公正无私等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全然抛之脑后，终其原因就在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狭隘价值体系错误地指导着人们的实践，错误的实践作为异己力量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着这种狭隘的价值体系，形成自我强化的“超循环”。当这个“超循环”过程稳定地运行起来的时候，社会运行过程就会被牢牢锁定在私有制轨道上，内耗、污染、两极分化等现象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并愈演愈烈，腐败现象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如果人们一方面听任这种低水平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运转下去，另一方面却又想反腐败，这就像一个站在污水坑里的人想要保持衣服的洁净一样，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过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它一直主导着社会运行过程，把一个朝代推向崩溃之后，又在新建的朝代里自发地运行起来，膨胀起来，把这个朝代同样推向崩溃。经历了许多次改朝换代，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听任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自发地运行和膨胀起来，无论反腐的决心多大，措施多么有力，都很难解决根本问题，腐败问题依然会发展下去，其原因就在于“看得见的手”斗不过那只“看不见的手”。私有制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过程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它会与我们对着干，把我们反腐败的各种努力化为乌有。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际上起作用的却依然是私有制的那套价值体系，正如同列宁所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8]（P380）在这种超循环控制社会运行过程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出现危险。

私有制的消灭是一个渐进性过程，是伴随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基础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借助市场机制的力量，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还必须对其中的私有制价值体系保持警惕，否则的话就会出现这种局面，在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同时，腐败现象很容易蔓延开来。特别重要的是，私有制价值体系是人性的初级阶段，如果不能对其保持警惕，个体就会自然而然地放纵自身的低层次需要，在私有制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过程中推波助澜。要想避免这种悲剧命运，人们就必须自觉提升自身价值体系，在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9]（P296）由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造成的各种灾难不幸，唤醒了人们对新的人生目标的追求，迫使人们抛弃私有制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越来越多的人们投身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事业中时，这种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过程就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因而，反腐并非仅仅是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而是为了挽救整个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这同时也意味着这个过程就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超循环”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超循环”的斗争过程，两种价值体系“超循环”之间的较量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决定历史的大趋势。这种冲突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展开，同时也在各个国家内部展开，特别像中国这个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两种价值体系“超循环”过程的冲突尤为明显，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包括执政党的内部。如果我们不能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使其形成强大的“超循环”，旧的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过程就会在党内发展和膨胀起来，从而削弱乃至危及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我们在反腐败上付出多大努力，腐败现象依然会不断滋生。

三、惩治腐败需打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路径依赖”并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超循环”

既然腐败现象根源于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自我强化过程，要想有效惩治腐败，就必须打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路径依赖”，代之以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超循环”。

从价值体系角度而言，腐败现象是社会价值体系发展不成熟阶段的表征，即一个围绕个人物质利益为核心价值的行为规则的阶段，这种价值体系是一种低水平的价值体系。然而，有不少人并不能全面认识价值体系，他们生活于低水平价值体系阶段，并受这种价值体系影响乃至控制，并认为遵循这种低水平价值体系的规则就是社会要求的生存法则，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这种价值体系是一种价值体系进化过程的暂时阶段，在这种价值体系之上还有一种更为成熟和先进的价值体系，而人类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就是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先进价值体系代替落后价值体系的过程。因此，固执地坚持这种低水平价值体系的人们是很难与这种成熟的价值体系相匹配的。实际上，处于这种低级价值体系的人并不会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这种人如果混进共产党内并掌了权，必然要进一步强化其低水平价值体系。而今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招摇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代言人都是这样，在他们主导下的政治筹码仅仅是资本。价值体系的实际高度是决定性因素，是真马列还是假马列，是真继承还是假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区别就在于能否超越私有制价值体系。

由价值体系的缺陷造成的问题，只能在价值体系层面解决。任何一个社会集体，要想促进自身的永续发展，就必须用理性来指导这个集体促进其价值体系的进一步升级和完善，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先进价值体系的反作用力。即使是资本主义企业也需要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也需要牺牲奉献精神。就算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也要有一套哥们义气的规则，这种规则就是维持他们组织的潜在“路径依赖”，当然，这些组织只是在其内在的小圈子内讲所谓的道德、责任，这种价值体系充其量是孤立于外在的社会价值体系的一种狭隘价值体系，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把道德责任扩大到全人类，他们的道德就必然要陷入自我内在圈子内的价值体系要求与外在的社会价值体系要求之间的自相矛盾中，在这种矛盾中，他们不可能容纳外在的社会价值体系，最终只能被外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吞噬，因而这种狭隘的价值体系不可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不能做到永续发展。所有的人，如果不能开悟闻道并积极投身于先进价值体系的升级完善过程中，就一直生活在与社会对立并与个人的真实利益相对立的悲剧之中，由这样的人组成的集体中，腐败现象就是不治之症。

任何人不可能超然于社会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过程之外，因此，不能站在社会之外批评社会弊病，身处这个有缺陷的“超循环”过程之中，个体所批评的这些弊病也有他自身的一份。有效治理腐败只能通过每个个体提升自身价值体系以打破这个“超循环”，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遗憾的是，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责任，认为自己身处社会之外，掌握着完美社会的标准，批评起社会弊端来慷慨激昂，但却没有注意到制造这些弊端的低水平价值体系也控制着自己，于是便形成了一种自我分裂的人格。他们把各种社会问题的责任都推在别人身上，不了解自己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因而不管他们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都不可靠、不可信，一旦掌权就必然要腐败，不管给他们讲多少大道理都无济于事。

人的解放并不仅仅是从私有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要从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当前，国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同时在此基础上也进一步凝炼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我们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培育和践行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在这个层面上，它们就仍然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软弱无力的‘应该”，“在这种‘应该里，总是包含有一种软弱性，即某种事情，虽然已被承认为正当的，但自己却又不能使它实现出来”[10]（P20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被承认为“应该”的那些价值观受到另外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的阻挠，那就是低水平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对人们的控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双管齐下，在正面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同时，还必须打破低水平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对人们的控制，彻底斩断它的“路径依赖”。不破不立，只有“破”了旧有价值体系的“路径依赖”，新的价值体系才能形成稳定的“超循环”过程。做好了这件事，自然也可以根治腐败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1]（P592）当前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与机遇，应当自觉进行价值体系的转换，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中去。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腐败现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治理，既打老虎，又拍苍蝇，既治标又治本，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等“大老虎”相继被查，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嚣张气焰，为打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营造了有利的社会气候，但要更加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还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这也就是要打破几千年来始终控制官场的“潜规则”，即低水平价值体系所形成的“超循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超循环”稳定地运行起来。

首先，要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超循环”过程，在理论上克服把制度与人分裂对立起来的片面性，找到制度与人同时提升的路径，自觉运用执政权力进行价值体系建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价值判断的“共识”，并通过这种“共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制度内含的这种“共识”实质上就是一种价值体系。因此，以往那种单纯的将制度与人割裂开的反腐理论是片面的，既没有弄清健全制度产生的根源，也没有将人性放在社会关系中去考量，归根到底是脱离了正确的价值体系的指导。要避免这一误区，就要打破由私有制价值体系控制社会运行过程的局面，彻底斩断旧有价值体系的“路径依赖”，然后才能让新的价值体系成长起来，通过越来越多的人对它的坚持，形成一个有利于坚持这种价值体系的社会气候，这个气候反过来又进一步支持和促进个体践行新的价值体系，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互相强化的“超循环”。只有在这个“超循环”过程稳定地运行起来的情况下，健全的制度与完美的人性才能脱颖而出，腐败现象沸沸扬扬的蔓延趋势才能逐步降温并逐渐平静下来。

其次，要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党建工作的核心目标，在党组织内部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成长和强化的“超循环”，从而使党组织具有抗压拒变、抵御外来侵蚀并改造社会环境的巨大能量。从某种层面而言，考量一个政党是否先进的核心标准就是这个政党是否拥有先进而科学的价值体系，因此，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关键在于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党建工作的核心目标，共产党人必须保持自身价值体系的先进性，不仅要改造旧世界，而且还要改造自己从旧世界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过来的价值体系，从而在党组织内部形成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成长和强化的“超循环”，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这一价值体系的灵魂，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具体而言，所有的党员，尤其是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要时刻清醒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对自己的价值体系保持警惕，慎独慎微，坚决做到在低水平价值体系的“超循环”中卓然自立。作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则要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党建工作的核心目标，在党组织内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超循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修之于党”，有效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使党组织具有抗压拒变、抵御外来侵蚀并改造社会环境的强大能力，摆脱腐败现象的纠缠。

最后，要围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来组织社会运行过程，为这种价值体系的成长创造适宜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从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际上，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中，人们难免以对财富的占有多少作为评价一个人价值大小的单一尺度，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文化等社会环境不可能产生出一种科学的价值体系。同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序参量来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重组的过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例，市场经济本身就暗含着一种价值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必然包含着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含的价值体系来引导、塑造人性的过程。当生存恐惧控制着每一个人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去考虑更高的需要。当市场经济控制着生活过程的时候，人们就必须适应这种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关于道德的要求就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应该”，无法自我实现，即使是正确的理论也无法说服人民群众。因此，要努力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造适宜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环境，在这一过程中，首要的任务是破除私有制环境强加给人们的狭隘目标，代之以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只有在这样的目标的指导下，对人的价值的评价才能真正突破单一的物质评价标准，继而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也会从根本上发生变化，这种环境中孕育而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然会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水平，并影响和控制整个社会风气，进而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腐败问题自然会得到有效治理。

注释：

①“超循环”理论是由德国科学家艾根（Manfred Eigen）于1970年提出的。艾根认为生命信息的起源是一个采取超循环形式的分子自组织过程，他把生物化学中的循环现象分为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转化反应循环，在整体上它是个自我再生过程；第二个层次称为催化反应循环，在整体上它是个自我复制过程；第三个层次就是所谓的超循环，超循环是指催化循环在功能上循环耦合联系起来的循环，它是将多个催化或自复制单元按循环形式连接起来的复杂系统，其中每个自复制单元既能指导自己的复制，又能对下一个中间产物的产生提供催化帮助。超循环的特征就是：不仅能自我再生、自我复制，而且还能自我选择、自我优化，从而向更高的有序状态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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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