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哲学之维

[摘 要]就本体论来看，资本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也就是资本本身并不会追求恶，也不会追求善，即无善无恶。在认识论上，主客二分之后，由于主体（人）的介入，资本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成为相对于主体（人）而存在的客体。一方面，资本从其诞生起就“每个毛孔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被牢牢地烙上了“恶”的咒符；另一方面，资本如阿拉丁的神灯一样照亮了人间，推动着社会的巨大发展。在价值论上，就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来看，资本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优化和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并对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资本；哲学；善恶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9-0032-08

辨即是分，区别、判断之意。《说文》云：“辨，判也。”《小尔雅》曰：“辨，别也。”《商君书·更法》云：“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资本的善恶之辨也即是资本的善恶之分，资本的善恶之别。从哲学来看，资本不仅有本体论的意义，而且具有认识论意蕴，还有价值论的维度。本文拟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方面来谈资本的善恶问题。

一、本体论意义上的资本：无善无恶

“Capital”作为一个欧洲词，把它放在欧洲语言习惯与语境来考察更符合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从词源学意义上去探寻，“Capital”诞生在拉丁文语系。按照当代人对事物“异同差别”的惯常理解。现代人编辑“Capital”的时候，其解释含义多达十几种：

当作为名词使用“Capital”的时候，主要是指脑袋、头的意思；有首长、领袖的意思；有中心、首府、首都的意思；有大写字母的意思；有（建筑的）柱顶之意；有资金、资本的意思；有人、人口、生命的意思；有篇、章的意思；有基础、实质、主要部分的意思。作为形容词来使用“Capital”的时候，有一流的、资本的、首要的、大写的、涉及死亡的、极其严重的、卓越的、杰出的意思。

当从跨文化的视角将“Capital”翻译成“资本”的时候，“Capital”的很多功能性解释就发生了“意义的遗漏”或者嬗变。在古罗马，“Capital”即“资本”的本来意义主要还是指“头”和“首脑”，其功能性解释规定有：“首先，有自身发展的动力性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其次，就本体论而言，是本体核心要件的构成要素，是本体的动力之源；第三，就事物的整体发展来看，是引领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第四，就事物整体来看，是处于事物的‘首要的、核心的位置”[1]。

将“资本”作为研究对象肇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萨雷·迪贝卡里亚，亚当·斯密的贡献在于明确清楚地对“生产性资本”进行了界定，并对“非生产性消费”进行了阐释[2]（P384），而布里斯则认为：“经济学如果能在资本的理论方面取得一致意见，那么其他所有问题就将迎刃而解了。”[3]（P7）所以，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也就决定了人们对“资本”的不同理解，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资本”被作为物的维度来理解。

从物的范畴来看，在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那里，“资本品”与“消费品”都曾经被详加定义为“财货性”的四重性质：“（甲）desire，满足某种欲望，以该物品为所欲对象；（乙）effect，满足该欲望的因果链条使该物品成为该因果链条的一个环节；（丙）knowledge，关于该欲望及满足该欲望及满足该欲望的因果链条的知识被欲望主体知晓；（丁）availability，对欲望主体而言，满足该欲望的因果链条诸环节所必需的那些手段是经努力可以获得并支配的”[4]（P22）。这也就是物品和财货的区别必须满足的四个方面，缺一不可。

门格尔认为，四重性是构成物品即有用的经济物品之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当某一物品被消费后，其使命终结的标志是在预先设定的时间段内，改变或消费“财货性”的四重性或四重性质的任一性质。而在单位时间内未被耗尽、仍有剩余的财货性的物品的性质，我们称之为“耐用品”。折旧即是财货性的四重性交集部分随着时间而被消耗的过程。

萨缪尔森（P.Samuelson）和肯尼斯·阿罗（K J. Arrow）发展了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重在研究“物的资本”的积累过程。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贝克尔（G. Becker）在创立“人力资本”理论的时候，把作为物的人所载负的知识的累积效应作为研究重点。不论是物品之耐用性，还是门格尔所讲的财货性之四重性质被使用后所产生的“剩余效应”，都是以“物”的面貌出现并由“资本”所产生的一种累积效应，经济学家们称之为“积累”。而资本积累是在社会关系当中完成的，当我们面对社会关系的“资本”时，“资本”便从本体论领域进入到认识论领域。

资本“既不追求做善事，也不追求做坏事，只追求价值增值本身”[5]（P344）。主客二分之后，资本便成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被主体（人）进行认识和点评，由此开启了认识论意义上的资本。

二、认识论意义上的资本：有善有恶

这里所讲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资本“善恶”，是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6]（P233），强调的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问题；人能不能认识资本，也就是主体（人）对客体（资本）的认识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不是从来就有的，资本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的催生下，在劳动力成为商品之后，资本便开始疯长起来。就资本本身而言，并没有“善恶”之分，“善恶”的区别是在主客二分的前提下，主体在道德领域对它的评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由于人的主观认识的问题，“资本”在认识论上一直受到道德的谴责并背负着“恶棍”的名声。

学界对“资本”概念的认识主要从两个维度来展开，一是把“资本”理解为物，即从物的维度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生产要素，从微观经济学来把握；一是把“资本”理解为关系，即从社会关系的维度来理解，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层面来把握和理解。

（一）资本之“恶”

把资本和资本的原始积累混为一谈是资本之恶的认识论根源。“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表述转换到货币和资本的关系上，可以表述为“货币天然不是资本，但资本天然表现为货币”。 货币与商品，如同生产与生活资料，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并不是资本，需要转化才能升级为资本，而资本的转化并完成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地点等条件下才能告竣。不同商品的占有者必然相互排斥、对立并接触。一方面，生活、生产资料的占有者通过购买他者的自由劳动力，在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的结合下，使自己的价值增值；另一方面，就是大量的活劳动力获得双重自由，一是摆脱旧的农奴保护关系、依附关系以及徭役赋税关系获得的自由，二是自由得一无所有，丧失了所有物质生产资料及其物质的存在形式的自由，这就迫使他们要么“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要么“行乞、流浪和抢劫”[7]（P160）。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之后，货币才有可能转化为资本。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是通过血腥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产生大量自由劳动力的。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在欧洲空间之外的地区“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不断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8]（P864）。在西印度专营出口贸易的种植殖民地，遭遇最悲惨的莫过于土著居民，那些“尊贵”的新教大师们通过立法，“每剥一张印第安人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2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8]（P863）。通过血腥、暴力和恐怖获取转化为资本货币。“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8]（P861）资本的历史起源的过程就向人们“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8]（P861）。在对资本的评价上，恐怕没有哪一句话比马克思说的“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P87）更令人印象深刻了。所以，在认识论领域，资本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进入中国之后，在意识形态之水的滋润下，其“恶”的方面被充分地发扬，而“善”的维度受到抑制。

（二）资本之“善”

《老子》曰：“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资本的“善”与“恶”也是“资本阴阳”转化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液”[8]（P871）的同时，资本如阿拉丁神灯一样照亮了人间。

资本的起源过程，一方面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替代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先进的文明取代一种落后的文明，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当然，在这种文明转换的过程中，一方面暴力充满了血腥；另一方面“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8]（P861）。

当我们谈资本之“恶”的时候，也就潜意识地认同了资本之“善”。资本之“恶”的存在是以资本之“善”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资本之“善”，资本之“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两者相伴而生，如影随形。只是人们在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的时候，资本才被赋予“善”与“恶”。对资本的理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就资本本身进行探讨，即资本的本体论；二是对资本的追问，即转换到认识论领域。而在认识论领域中，“资本”又被划分为“善”“恶”两极。

自Capital在中国的话语体系意识形态的土壤中生存、发展时，其负面、消极的价值内涵被无限夸大，而其积极的、正面的价值却受到抑制。从专业研究的视角来看，学者们应该摆脱因命名的狭隘带来的对其价值的偏离。资本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充满了“恶”，资本的本性就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8]（P714）。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8]（P822）在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解体过程中，资本无疑是始作俑者。但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资本的力量是否有限度呢？如果有，它的边界在哪里呢？其标准是什么呢？对此，马克思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9]（P592）。无论是在哪一种阶级社会，或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还未实现之前，这一论述都适用于对资本的评价（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后，资本依然发挥作用）。资本的灭亡必须以其所能容纳的全部容量为限度，只要这种力量未能全部发挥，资本就有存在的必然性和生命力，就不会灭亡，这也是资本力量发挥作用的限度和标尺。资本力量的推动，导致了“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9]（P36），这一成就的取得无疑要归功于资本。

什么是资本？“资本是积蓄的劳动”[10]（P130），即“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者利润的时候，才叫做资本”[10]（P130）。如果“资本”因公共利益或社会福利而放弃对“剩余价值”的追求，那它就不是资本了。资本主观上本能地永无止境地去追求价值增值，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同时客观上又因自身的增值欲望驱使人们不断地把劳动投入到更多的扩大再生产中以寻求更大的价值增值。这也就生成了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源，它内在地要求节约成本和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促进技术革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具有积极的正能量。

从宏观和客观上来看，放眼人类历史的长河，根据马克思的社会依次更替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这种文明的进步与资本的作用密不可分。就认识论来看，虽然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8]（P871），但资本又如阿拉丁神灯一样照亮了人世，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改善人们的生活上具有“善”的功能！

三、价值论意义上的资本：不善不恶（扬善抑恶）

（一）资本价值的流变

自从“Capital”被传入中国的话语体系后，就在“意识形态”的浇灌下茁壮成长，其收获的成果之一即是“恶”。资本除了在本体论、认识论之外，还有没有价值呢？经济学上的价值是指商品中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而日常生活中的价值指的是商品或物品有没有用。

当我们谈“资本”的时候，往往是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谈。“资本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753年《法国百科全书》中，意指“人们富裕的状态”。“capitalism”（资本主义）一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1854年的《牛津词典》中。1861年普鲁东（P.Proudon）将这个词解释为“在社会及经济的领域中，作为所得来源的资本，并不属于那些经由他们劳力而生产的人”。

英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斯图亚特（J.Stuart）首先提出利润是资本主义经营的唯一目的；而马克思是最早从社会经济制度层面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列宁首先提出“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并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视为两种相对独立的制度；邓小平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计划和市场不是姓“社”姓“资”的评价标准，从而深化和发展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资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2]（P256）；另一种是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8]（P362）。马克思批评了“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11]（P212）的观点，坚持“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11]（P212）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1]（P44）资本作为这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并在这种“特殊的以太”与“普照的光”的照耀之下，被赋予一种神秘的力量，即“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9]（P46）。马克思话语体系中的“资本”是两者的统一：它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生产要素，以物的形式出现；它的本质内容是生产关系。资本追求增值的本性以社会关系的力量呈现，生产要素自身并不是资本，只有被纳入到生产关系的空间中才蜕变为资本。“黑人就是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中，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12]（P344）货币天生不是资本，“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13]（P920）。一旦进入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的关系之中，掌握“资本”的资本家也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竞争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14]（P649-650）。资本作为一种关系的客观存在，离不开人，但是，一旦形成，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人及各种社会资源具有控制和统治作用。

列宁在《论资本主义》中强调：一方面，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之后，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引起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同时也造就了自身的掘墓人”[15]（P3）。与此同时，列宁也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及其历史局限性，指出资产阶级是“抽象地或名义上提出平等问题”[15]（P252），也就导致了“资产阶级民主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用这种弥天大谎来欺骗被压迫阶级”[15]（P252）。因为平等思想最终是在以资本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关系下来折射的上层建筑的反映，从而揭示出“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15]（P3），把资产阶级建立在以“资本”为基础的、虚假的、少数人的民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二）资本价值在中国

资本主义社会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市场经济，其共性是：在经济领域都要求等价交换，不能强买强卖、贱买贵卖，两者都是法治经济；经济领域的等价交换原则投射到政治领域必然要求平等、自由、民主。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基础内在要求的外在反映，既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资本如果不加约束地任其发展，那么，它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导致贫富的两极分化。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6]（P123），如果改革开放“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6]（P139）。因此我们在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控制其消极作用。

在中国，围绕市场与资本的作用的探索经历了诸多曲折。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7]（P236）围绕“姓社姓资”的讨论与探索，也一直持续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历次党代会上都有表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16]（P155）；党的十二大报告（1982年）提出了“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8]（P21）；党的十四大（1992年）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P19）；党的十五大报告（1997年）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P1388）；党的十六大报告（2002年）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21]（P684），即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公报的提法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1]（P386）；党的十七大报告（2007年）提出了“两个平等”，即“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22]（P25），由此，实现了对不同市场主体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也是所有制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飞跃；党的十八大报告（2013年）的提法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3]（P18）。经济理论创新的关键是处理好“两只手”的关系，即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宏观）与市场无形（微观）之手之间的关系。而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年）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不仅实现了理论的创新，而且实现了实践的突破，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发展资本，扬资本组织生产的有效方式之长，弃任资本发展造成两极分化之短，把发展资本带来的“恶”关进公平正义的笼子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三）资本价值生命的乌托邦

从词源学来看，“乌托邦”是一个希腊词语，在希腊文中，“‘乌托邦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是空想、虚构和神话”[15]（P71）。资本究竟有没有价值的归宿？如果有，在哪里？资本有没有生命？如果有，资本会不会长生不老？会不会永远存在？资本的生命会随着人类社会一起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吗？有些学者认为，“资本”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继续发挥作用，其根据就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9]（P46）。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并不反对资本本身，而是反对资本在私有制绑架下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所主张的是经过扬弃的资本社会性占有，即未来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是以消灭“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性的社会占有。历史虽不能假定，但可以假设。当初如果能早些将社会主义理解为“资本性”的社会占有，资本不是“姓社姓资”的标准，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会大大缩短受计划经济束缚与羁绊的时间，改革的阻力也将大大降低，历史恐怕也会被改写。由此也验证了必然之中的偶然性与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学界还是较为认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9]（P48）。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虽然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不是永恒的，有其增长的界限，其限制就是资本本身，也即资本主义的生成方式。“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4]（P269）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资本的价值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因资本主义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而终结，因为雇佣劳动不存在了，所以资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和根据。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9]（P52）正如德里达所说：“这个世界出毛病了，它已经破败不堪”[25]（P113），“这个世界病得很厉害，一天不如一天。”[25]（P21）德里达的最终结论是，人类“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25]（P113）。我们必须坚定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自觉性与实践性，认真学习《资本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克服资本的消极影响，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砖添瓦。

综上所述，一方面，发挥“资本”在市场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不仅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理论要求和内在张力；另一方面，“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也是资本与市场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与现实呼唤，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小而言之，有利于助推“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全面加快小康社会的实现、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而言之，有利于大力发展并解放生产力，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P53）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荣军.资本空间的三重向度[J].社会科学家，2014，（7）.

[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K].北京：经济出版社，1996.

[3]Bliss，C.J.Capital Theor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Amsterdam and Oxford：North Publishing Company.

[4]汪丁丁.资本概念的三个基本维度[J].哲学研究，2006，（10）.

[5]张雄，鲁品越.中国经济哲学评论：2006·资本哲学专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4]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5]论资本主义[C]//.列宁专题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8]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9]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0]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刘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