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敬 香港过客

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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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我的1997》这首歌是在1989年，艾敬刚20岁。那个时候她听了苏珊·薇格的《Luka》，决定“把当时自己19岁以前的人生经历写一遍”。那个时候她对人生没有太深刻的理解，“去南方”不意味着淘金，更多是自由。那个时候她“可能也是想着扬名世界吧”，像U2、The Beatles一样。

“想来可笑，当时感觉自己已经经历很多了，一定要纪念一下。”艾敬的这份“纪念”让她年少成名，红遍中国。她被日本媒体称为中国的苏珊·薇格，她们有着共同的形象：休闲装（在媒介批评者看来，这是自由随意、不寻求取悦男性的某种标志），抱着木吉他（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吉他被看作“摇滚”歌手的标配、标识，而“摇滚”又时常被解读为“叛逆”），浅吟低唱叙事性的歌词（“民谣”），对社会议题的关注（艾敬切入香港97回归的历史时刻，苏珊则关注虐待女童等），自己作词作曲的女歌手（“打破男性主导的世界”、“创作才女”，仿佛女性会创作便难掩奇迹本色）。

从唱法到性别，从出身到爱情，从现实到憧憬，那个20岁的小姑娘浑身贴满了标签。每个标签意涵之凝重和严肃，仿佛可以笼罩她一生。

“后来才明白，人生是由一个个段落组成，而每一段可以是毫不相干的。”

2

“为什么你拿我的工作鞋像是……拿着毒药？”艾敬对给她递上平底布鞋的助理说。

工作鞋是老式黑色的，上面滴着不均匀无规律的五颜六色的油彩，就像艺术晚宴上顽童的围嘴。

艾敬是我这些年的采访对象中，为数不多的明确表示星座这东西还挺有道理的人。她是处女座的。

“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别人。”她指的是自己目前从事的艺术工作——绘画、雕塑，也做装置艺术，2012年成为首位在国家博物馆办个展的当代艺术家。

工人去她家安装挂壁电视机。艾敬打量又打量，指着一边说，“这里有一点点低了。”安装工不信，重新查了一遍水平，没问题；拿尺子精确一量，差了不到一公分。工人问：小姐，你是干什么的？艾小姐说：我专门干这个的。

穿上布鞋，她的娇小立刻显现出来。在某个场景下，摄影师按了几下快门，艾小姐说：我觉得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就别再累我了哈。气氛不是很自然，但她毫无疑问是这间“大工棚”里的女王。

艾敬的“大工棚”在北京东北五环外的环铁艺术区。这里类似于798，是成片废弃的工厂厂房，但布局没有那么整齐。在一个小餐馆把守的路口，树草中竖着指向四面八方的路牌，锈迹斑斑。夏日里走过来的路上布满响亮的蝉鸣。艾敬工作室是橘色的门，没有挂牌。二层的空间，天花板的几扇天窗用半透明的材料遮挡，透进阳光。她的写字台上有个地球仪，有阳光照着便自转。旁边立着她新书的样本：《挣扎》。

3

1989年的广州，在东方宾馆，两个寻找音乐路的沈阳女孩见到了香港音乐人梁和平。她们的名字是艾敬和那英。那次见面，梁根据两人的风格和性格差异，分别做了建议。他给艾敬推荐了美国的苏珊·薇格和美国的Tanita Tikaram，都是民谣摇滚（Folk Rock）风格的女歌手，“一把吉他，自己能写歌唱自己的生活。”梁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见面之后没多久，艾敬就告诉他，自己托人在香港找到了那几张磁带，“这让我觉得她能听朋友的建议并且还很有心。”

苏珊·薇格在《Luka》里唱道：“我的名字叫卢卡，我住在二楼，如果你经常听到我的家里有吵闹的声音，不要觉得很怪异……”

艾敬想：“她写的这些事多小啊，我也可以说我的名字叫艾敬，我从沈阳出来，我去过北京，现在想去香港。”

17岁时离开沈阳，是觉得这座小小的老工业城市施展不了她大大的梦想。到北京考入著名的东方歌舞团后没多久，她就把沈阳和北京做了一番比较，发现剧院团是“一种体制，它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人事部、食堂、宿舍、老师、主任……

“就像鸡蛋和鸭蛋，都有蛋黄，只不过北京的蛋黄更大些。”

她跑到广州，录制了畅销的卡带，赚了钱，谈了恋爱，生活安逸。这段生活也成为她日后写歌的素材。在与梁和平见面一年之后，《我的1997》问世。起初她写了歌词找别人给谱曲，音乐人都直皱眉：一行13个字，“这不是歌词。”专辑的编曲王迪说，这歌你应该自己写。

“在《我的1997》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当时的音乐圈里的人都在传，说艾敬写了一首很特别的歌。这让我很惊奇，因为那时候，在我认识的女歌手里面，还没有自己写歌的，尤其是写出民谣摇滚类型的歌来。”著名音乐评论家金兆钧曾回忆。

金认识艾，是在1988年国家环保局举办的“地球的孩子”大型演唱会上。“这是1986年流行音乐走上前台之后，南北音乐人的第一次合作。”金记得，这次演唱会留下3首歌，朱哲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那英的《山沟沟》和艾敬的《流浪的燕子》。

香港回归的谈判完成后，就有音乐人开始创作相关题材，都是宏大叙事。金开玩笑说，有关香港回归的歌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我们的家长要把孩子领养回来，一类是兄弟姐妹要回归。艾敬的视角却很特殊。”

“按照当时我们的标准，这首歌是不大能进入主流的，但大家没想到的是，它在大学生中引起了轰动性的效应。因为艾敬的表达，是非常真实的，触及了当时青年一代人的内心自我表达和对历史的反思。”金说。

豆瓣网友“小莫”就属于金所说当时的青年一代。小莫在乐评中说，《我的1997》吸引自己的正是“浓重的个人情绪”：“这里面，有怀念，有怀疑，有希望，有失望，有迷茫，有梦想般的理想。更明白地说，有那个时代的一部分青年的生长情绪……”

在大陆风行的同时，也传到了港澳台和其他亚太地区。外国记者通常会解读其有政治隐喻。每当他们拐弯抹角地提问时，艾敬就会说：这首歌就是一个情歌——“我的那个他在香港。”“他能来沈阳，我不能去香港。”endprint

这首歌完成时取名《1997》，后来艾敬改作《我的1997》。

“这就是我的（歌），代表着我自己。我不代表任何人，就是很固执、很主观的觉得这是我的一首歌，都是我的故事。”她不想让这首自述性歌曲显得太“政治”，但“非常讽刺的是，恰恰是这种表达——增加的‘我的一词，艾敬强调她与集体主义或者国家是分开的，她是完全独立的个体，反而让这首歌更加政治化了。”音乐理论学者尼姆罗·巴拉诺维奇（Nimrod Baranovitch）在他的著作《中国新声音：流行音乐、民族、性别和政治1978—1997》中评述。

在巴拉诺维奇看来，艾敬的创作和吟唱，“建立了一个跟《纤夫的爱》中的‘小妹妹（坐在船头，被她的男性伴侣拽着纤绳牵引着，等待他来亲吻她）几乎完全相反的形象。艾敬将自己描绘成一个独立、自由、主动、活跃，也许还有些叛逆的女性，是一个17岁就离开家的流浪者，在全国流浪以追寻自己的梦想。”《纤夫的爱》是那个年代异常流行的一种类型的歌曲。艾敬的女性视角显然与之不同，但相随而来的，却是与社会话语体系之间道不清的关系。

“在《我的1997》和她整个的音乐活动中，艾敬与国家和官方话语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巴拉诺维奇说。内地观众和官方话语认为这首歌表达了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啦”），这当然会使它受到欢迎。但它同时也包含向往香港的“花花世界”，对不能去香港看望男朋友的抱怨，都有“崇媚”和不“爱国”的嫌疑。

“一位台湾朋友告诉我，与大陆相反，大多数台湾人不喜欢艾敬的《我的1997》，以及她后续的所有的歌，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彰显了大陆的大国沙文主义（chauvinism）。” 巴拉诺维奇在书中说。

唱片发表后（大概在1992到1993年年间），艾敬到香港做宣传。歌友会上，一个香港人对她说：艾小姐，你唱1997，我的心怦怦地跳，我很害怕。艾敬哭笑不得，心想：“害怕”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想让我解答一些问题，我解答不了。”多年之后回忆起来，艾敬说。

4

2010至2012年间，艾敬有一件未完成就销毁的装置作品，叫《棋子》。作品没有按照她的预期实现。虽然她会强调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她内心已经有所得，某种程度上到达了。

在外交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和两名硕士生的帮助下，艾敬选取了近60年来国际上的60位知名人士，包括政治领袖、宗教人物、和平人士等，想把他们的头像以组对的方式做在巨大的围棋棋子上，寓意“世界无非是一盘棋局”。

最初产生这个想法，也跟香港97回归有关。她对历史事件、时空节点感兴趣，想做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的对照，毛泽东对尼克松、小布什对萨达姆等。

艾敬的野心是，“想做一个影响世界的作品，因为用这样的语言全世界都能看得懂。”

她用一年的时间筛选人物、确定照片。她挑剔材质，每个棋子都用紫铜去做，薄而软却不脆弱，价格不菲。铜胚敲好，打磨喷漆时，她拿着几百瓦的灯泡趴在地上照——不能有坑，不能有斑点，不能有气泡。

制作的几年间，选取的人物死了好几个，如卡扎菲、本拉登等。原本她圈定60年的时间范畴，觉得这是自己能够掌握的。但做着做着，“突然感觉到很难受、很复杂”，“他们某种程度是某个区域的领导，甚至是影响世界各地的人，但是很多人的下场都是悲凉的或者是很难去定义他们，正在发生时，很难给他们一个准确的评价，所以我突然厌倦了。”

已经做好的十多个脑袋，有大有小，想在一起呈现出整齐干净又各具形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处女座不能忍受其中有一丝一毫的乱。最终她决定将做好的头像销毁，只留下了“萨达姆”——那个作品完成的质量和颗粒质感她太喜欢。其余的棋子在跟随主人公轰轰烈烈一番之后，都归于无形和平淡，“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艺术家始终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她最后叹道。

5

第一次到香港，艾敬的身份是旅行团的游客，白日里从深圳过关，旅游巴士在尖沙咀落地。

“香港比我想象的亮，非常刺眼的亮。他们的天太蓝色了，他们的地不是我们北方的柏油马路，他们那里都是水泥，特别反光。”亲见的香港不是香港电影里黑夜中的油麻地、旺角、深水埗，黑社会、夜总会，“没有想到它是那么的亮。”

“一幢红砖茶色玻璃的高级公寓下面，走着一位贵妇，手里牵着一条明显不属于亚热带生物的牧羊犬，厚厚的毛干净潇洒地垂着，在太阳底下泛着光。啊！这就是香港？！”

与光一样饱和的，是声音。汽车的声音被高楼闷在窄街底层，楼房里冷气的声音冲到大街上。“这种噪音让我似曾相识，像小时候父亲的工厂，有点找不着北。我吓坏了。我以为香港应该是很静的状态。”

当“八佰伴”、“午夜场”、“红磡体育馆”扑面而来的时候，“声音和光的刺激，太炫了，让我眩晕，好像踩到珍珠上，怪不得是‘东方之珠。”

后来在香港的工作发展，多数已经记忆模糊。比如她记得有一次在香港做一个电视访问，“因为我不是很配合的，我不能像香港艺人那样配合的，所以他们（电视访问录制方）说，那你走吧，不用你做了。”

当时艾敬签约日本的一家唱片公司（五大唱片之一），该公司专门为她成立了亚洲部。但是，艾敬感觉，“实际上我个人的事业发展在香港一直都没有得到认同。这也是作为一个大陆人，我并没有被香港认同。喜欢我的那部分人一般都是知识层面的知识分子，普罗大众肯定会觉得这个内地妞，或者说她要来干吗？分一杯羹吗？我觉得戴着某种有色眼镜。”

感觉到不受欢迎的气氛，“我觉得在香港我都很难交到朋友，就不要提在那里发展音乐了。”艾敬的音乐事业在香港没有太多停留，也没把演唱会开到红磡体育馆，“当你真的迈入香港的时候，（你就能感到）你不会跟哪里有任何关系。我把这个梦就翻篇了，直接去了日本。”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