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的地缘经济政治分析

王志民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宏伟战略，目前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已进入实施阶段，并被列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之一。从中国崛起的地缘经济政治环境分析，虽然面临诸多方面的地缘经济政治挑战，但中国正在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依托兼具“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并发挥二者相连的地缘优势，推进发展最具有活力的东亚地区经济与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洲经济等板块相连，实现亚欧大陆的经济整合，进而带动和提升中国与非洲和南美的经济合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拓展中国的地缘经济政治空间。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地缘政治背景

近代以来，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无论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还是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都将欧亚大陆视为世界的中心。麦金德将欧亚大陆称为“世界岛”，并将“世界岛”的“心脏地带”范围界定为是从伏尔加河到长江，从喜马拉雅山脉到北极的广袤地区。麦金德甚至做出这样的判断：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在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基础上有所发展，做出了新的判断：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世界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的美苏两极格局验证了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理论。冷战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地区均位于“心脏地带”。

美国2001年以反恐为由发动阿富汗战争，试图达到通过主宰“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来控制亚欧大陆，以维持“领导世界”的地位。奥巴马上台后，为兑现竞选承诺开始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与此相配合，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实施所谓“再平衡战略”，并于2011年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战略，试图利用阿富汗独特的地缘优势，将阿富汗融入地区经济并从中获益，特别是以阿富汗为交通贸易枢纽，推动南亚、中亚、西亚的经济一体化和跨地区贸易，实现“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战略目标。所谓“能源南下、商品北上”战略就是要在中国的西北部、西南部和南部构筑一条由美国控制的经济与能源通道，但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又将该地区的主要国家中国、俄罗斯、伊朗排除在外，其战略意图不言自明。

亚欧大陆经济整合的思想由来已久，时常有新概念出现并付诸实施。冷战结束后，欧盟加速了东扩步伐，同时与东亚国家建立亚欧会议机制。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作为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一方面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另一方面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融合和政治合作，为此建立欧亚经济联盟。2014年12月23日，普京在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后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欧亚联盟将对所有邻国开放，不仅包括独联体国家，还包括俄罗斯在东西方的合作伙伴。欧亚经济联盟已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启动。除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外，亚美尼亚（已于2015年1月2日加入）和吉尔吉斯斯坦（将于2015年5月1日加入）相继加入欧亚经济联盟。

中国是横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并使二者相连的地缘轴心大国，不仅在陆地上具有幅员辽阔的战略纵深，而且漫长的海岸线使其在制海权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但是，中国也存在缺乏缓冲地带的“地缘困境”，千百年来经历了无数次外敌从陆上和海上的入侵，甚至陆海夹击。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中国的防范，特别是近年来美国“重返亚太”推行所谓“再平衡”战略，日、菲等国借势挑起与中国的岛屿争端，在“高政治”领域挑战中国。同时，美国主导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和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等大型制度化区域经济合作又在“低政治”领域对中国形成压力。为此，中国须采取非对称战略，推进“向西开放”，以应对挑战。虽然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和回报率整体不如欧美发达国家，但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有利于中国的产业转移和升级，且地缘政治战略价值不可低估。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是以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其前提的，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以实现与相关国家的互利共赢。它不仅不排斥其他区域经济合作，而且作为一种经济大走廊的合作形式还可以与其他经济合作形式相互对接。2014年9月9日，中国驻俄大使李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俄共同利益所在，与现有的“欧亚经济联盟”并行不悖，不会形成重叠或竞争。对中亚国家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联盟也不是二选一。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认为：“未来中国与包括吉在内的所有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关系只会更加巩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也将从中受益。”美国推行“新丝绸之路”战略，也希望利用中国的资金支持。

“一带一路”战略的地缘经济政治内涵

“一带一路”是在继承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优秀文明基础上被赋予其丰富的时代内涵的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其基本内涵是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随后，中央有关部门就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框架方案进行研究部署。2013年12月14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外交部部长王毅共同主持召开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座谈会，将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部五省（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西南四省市区（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纳入“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之中。“一带一路”战略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所承载的丝路精神等三个方面。

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以张骞出使西域所经路线为前提并继续向西延伸至西欧，以位于中国六大古都之首的西安为起点，国内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国外段经中亚、中东、中东欧至西欧，联通太平洋和欧洲波罗的海，贯通经济最具活力的亚太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将中国西部地区纳入对外开放的核心地带。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实际上是以“南方丝绸之路”这一延续两千余年的古老商道为基础建设西南对外开放经济大走廊。两千多年前，我国西南地区的商队从蜀地出发，抵达腾越（今腾冲），前行至东南亚和南亚，用蜀布、丝绸、漆器物品等物品交换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玻璃、宝石、海贝，以及哲学与宗教经典等各种物品，张骞将这条通商古道称为“蜀身毒道”。唐代之后延伸为“茶马古道”，由长安出发向南连接四川、云南、西藏，出境至缅甸、尼泊尔、印度等国家，并延伸到西亚、非洲东海岸，向北经中亚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地区，甚至到达俄国及欧洲各国。抗战期间又修建了滇缅公路、中印公路、滇越公路等西南国际大通道及驼峰航线。目前，建设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建设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十八大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集中体现，是在郑和“七下西洋”航海路线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至地中海、波罗的海，甚至达到非洲西海岸，主要是沿着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海岸线的航海路线。建设21海上丝绸之路，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步骤，是从过去的面向东南沿海为主要航道基础上，以海上的向西开放为重点，涉及东部沿海各省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遥相呼应。如今，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为54313亿元，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5%，中国的船舶工业国际市场占有率达41.41%，列全球第一位。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力特别是海洋油气等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际是以中国东部沿海为起点，经太平洋、印度洋直至大西洋的波罗的海。这一战略与“印太”（亦称印太亚洲，Indo Asia Pacific）的地缘新概念不谋而合。“印太”地区拥有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其地缘空间可延伸至非洲和拉丁美洲，并分布着几个最重要的贸易通道。就“一带一路”而言，与东盟合作首当其冲，是优先发展方向之一。中国连续数年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3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为4436亿美元，双方正在深化产业合作，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

关于建设“一带一路”，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并对这“五通”作了深刻的解释。政策沟通就是“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道路联通就是要“同各方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贸易畅通就是要“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货币流通就是“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民心相通就是“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一带一路”战略是以经贸合作为基石，以政治外交为推进，以文化交流为纽带，以化解风险为目的的综合战略。“一路一带”连接欧洲文明、东亚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是东西方文化与经济交流的桥梁纽带，使古代文明焕发出时代活力。如果经济合作不承载文化内涵和文化影响，经济合作就不会走得太远，更不会深入下去。2014年6月，中、哈、吉联合申遗成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合作的典范，也为“一带一路”注入精神动力。习近平主席强调：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就是要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和平对话。

“一带一路”战略拓展中国的地缘空间

地缘经济政治环境和政治战略，对中国崛起有着基础性作用。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上升至世界第二位，将引起周边乃至世界范围地缘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动。而中国周边的地缘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周边国家在社会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传统、外交战略、友好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经济全球化、区域合作潮流和国内深化改革将维持和延长中国所处的战略机遇期。但机遇与挑战同在，中国仍然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周边安全陷阱、颜色革命陷阱等多重挑战。“一带一路”战略正是顺应时代潮流，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并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现实而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不仅要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将进一步拓展中国的地缘经济政治空间。

“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是要与沿线国家合力打造一条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最终将构建以欧亚为轴心的大型自贸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44亿，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20多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9%。中国牵头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已经开始运行。“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一年多来，已经有5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和参与，并与各自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这不仅充分彰显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对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同时说明“一带一路”战略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促进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梦对接。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向西开放，构建东西互动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历经了三个地缘层次：从经济特区开放试点开始，到沿海、沿江、沿边、沿路开放地区，再至西部地区的开放。但相对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西部地区完全可以依托自身地缘经济政治优势，内引外联、东引西进，成为向西开放的主力军。东中部地区不仅能够以西部地区为平台积极参与其中，并借此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以构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为基础，提出建立APEC成员共同参加的亚太自由贸易区。亚太自贸区已得到APEC成员国的广泛认同，成为推动我国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和促进亚太地区共同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一带一路”战略的着力点为基础设施建设，以互联互通来连接亚欧大陆。互联互通涉及公路、铁路、水运、电力、通信等众多领域，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内涵和目标要求。中国到东南亚、南亚以及亚欧大陆的公路网和铁路网都在建设之中。2014年11月，中国再次向东南亚国家提供200亿美元贷款，支援互联互通建设。2014年11月，中国联通独家投资建设的中国—缅甸国际陆地光缆工程全线贯通。中日韩三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正在探讨制定“东亚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渝新欧铁路已经通车。中国还将开通从中国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至欧洲的三条铁路线，以加快亚欧互联互通的步伐，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融合与政治互信。

“一带一路”战略将打通西南国际大通道，实现“两洋出海”。南方“丝绸之路”是比北方“丝绸之路”历史更悠久的通商古道，而且2000余年以边贸形式传承下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等经济走廊建设不仅实现与相关国家的经济合作并促进共同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将中国经济通道延伸至印度洋，为中国实现两洋出海，打破“马六甲困境”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贯通“一带”与“一路”，同时也为新疆、青海等省份及中亚国家通往印度洋最近的出海口，进而实现“21海上丝绸之路”在印度洋上的新突破，反过来倒逼南海相关国家加快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步伐。中缅油气管道的开通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其复线建设也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一带一路”战略以互利共赢为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利益共同体。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在为世界提供物质产品的同时还需要提供更多的精神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亚太梦、世界梦、“计利当计天下利”的义利观等，体现中国话语体系。“一带一路”战略侧重点在经济领域，承载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正是这种意识的体现，完全不同于那种具有对抗意识的所谓价值观同盟。如今，中蒙正在合力打造“新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韩国也提出将其“欧亚倡议”与“一带一路”对接，中俄已就俄跨欧亚铁路特别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问题达成共识。“一带一路”也不排斥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还可以将其纳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之中相机参与。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设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缘经济政治环境研究”（项目批准号14BGJ003）成果〕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黄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