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擒孟获的当代价值
赵炎
大盗初始,多为小偷,巨贪起步,必是蚁行。事物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三国演义》用了四个回目叙述“七擒孟获”的故事,明写战争,实写政治,其中的应对解决之策,颇值得研究。
讲究一个“狠”字
南中之乱,大背景在于夷陵之战的惨败,蜀汉元气大伤,无暇南顾;那么小背景呢?孟获先生所起的酵化与推动作用,恐怕不能无视。
小说云:“建兴三年,益州飞报:蛮王孟获,大起蛮兵十万,犯境侵掠。建宁太守雍闿,乃汉朝什方侯雍齿之后,今结连孟获造反——郡太守朱褒、高定,二人献了城。”所谓“蛮王”,即非朝廷册封,不属于“体制内”人士或“公家人”,而属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些二流史料记载得更为具体生动,说雍闿是主犯,“杀太守正昂。使命周旋,远通孙权。”此君颇有谋略,棋走三步,志在必得,以建宁郡作为根据地,绑益州太守张裔为质,取悦东吴,换得永昌郡名义上的治理权,然后联络诸郡长官共同反叛,其中的关键棋子,便是孟获。
在雍闿的招揽下,孟获穿针引线,游说各部,摇旗呐喊,极为卖力,甚至不惜造谣以惑众,散布虚假的朝廷征辟,比如“黑狗三百头,螨脑三斗,三丈长的断木三千根”等等,这些难以完成的指标,极大的损害了蜀汉朝廷在边民中的声誉,强化了当地百姓的被压迫感,是否出于雍闿的授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雍闿的帮助,却是实实在在且具有“建设性”的。
当蜀汉中都护(国防部长)李严写信质问雍闿时,他居然回信说,“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这话明显在狡辩,胆儿肥了。当时谁都知道,南中四郡从东汉起就隶属于益州,虽然蜀汉政府与东吴彼此承认,而雍闿也确实得到过孙权的永昌太守之任命,可是东吴有什么权力在蜀汉地盘上任命官员呢?政出多门,无所适从云云,不存在而且没道理,如果不是民气可用、人心归附,他恐怕不敢。
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诸葛亮为何顶住压力排除干扰亲自南征了。
过去常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是为伐魏作“安内”的准备,窃以为大体没错,只是道理没有说透。如果仅仅是为了“安内”,那么谏议大夫王连认为雍闿等乃疥癣之疾,“只须遣一大将讨之,必然成功”,也是成立的,一城一地之得失,几个官员之反叛,副将王平就能对付,何须诸葛亮亲征灭火?
事实上,对付雍闿、朱褒和高定,也没怎么费功夫,反间计稍稍连环而已,快刀乱麻,下手狠辣,杀了个干干净净,风卷残云(小说里高定没死,《华阳国志》中高定被诸葛亮下令斩首)。这与“七擒孟获”之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形成了鲜明对照,前者扑灭小火,后者收拾人心,大概其是正解,也就是诸葛亮反驳王连时所用的“不习王化,收伏甚难”八字。
需要一个“细”字
雍闿的贼胆子大,灭了就灭了,孟获的号召力吓人,就不能等闲对待,“量尺子”搞一刀切,毕竟孟获不是官员,仅有几个破洞、一帮草民而已。小说中孔明刀锋所指即是孟获,其实孟获只是雍闿死后的“继任者”,雍闿死了,部众被孟获收编,势力进一步坐大,于是被“收拾”。
就整个过程而言,孟获打仗是真的不行,耍无赖是真的很行,明明打了败仗,就是不服,放了再打,擒了不服,再放再打,如此N次,跟小孩过家家一样,诸葛亮黏上毛比猴还精的人物,居然一次次地陪着玩儿,也是醉了!
孟获的底气或来自于第一次被擒时诸葛亮释放的信息,对那些被擒的蛮兵,诸葛亮安抚说:“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获所拘,今受惊,……吾今尽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孟获大概认为,既然“好百姓”可以放,我这个“坏百姓”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也是可能被放的,幸好,他蒙对了——诸葛亮确无杀他之心,七擒之后还欲放归。
最终,孟获“感动”了,垂泪言曰:“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吾虽化外之人,颇知礼义,直如此无羞耻乎?”遂同兄弟妻子宗党人等,皆匍匐跪于帐下,肉袒谢罪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孔明曰:“公今服乎?”获泣谢曰:“某子子孙孙皆感覆载生成之恩,安得不服!”孔明乃请孟获上帐,设宴庆贺,就令永为洞主。所夺之地,尽皆退还。孟获宗党及诸蛮兵,无不感戴,皆欣然跳跃而去。后人有诗赞孔明曰:“羽扇纶巾拥碧幢,七擒妙策制蛮王。至今溪洞传威德,为选高原立庙堂。”
要说孟获“知礼义”,恐怕是笑谈,但不得不承认,诸葛亮的群众工作细致而扎实,明显早有定策,有备而来,让人想起警察工作到底先警后察,还是先察后警的讨论。百姓的事情无小事,再琐碎也得沉下去妥善处理,防患未然,有了问题,找出源头,彻底化解,那么小矛盾就不会发酵为大矛盾,小问题也不会累积为大问题,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才能形成。
这或者也是诸葛亮亲征的第二个理由,所谓“民心瓦解,戎骑长驱”,如果一个地方民心尽失,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少数几个人迷惑裹挟至而群起敌视政府,那就麻烦了,派普通的武夫丘八过去,很难有所作为,由不得他不着急上火,忧心忡忡,由不得他不去细致做工作。
做好一个“让”字
在“七擒孟获”之后,诸葛亮的善后可谓三“让”以蔽之。“所夺之地,尽皆退还”,谓之让地,土地,民之命也;“不置官吏”,即无所谓税负,谓之让利,不与民争利,则相安无事也;还有一种说法是将孟获带回了成都,高官厚禄之,如果是真的,那就可谓之让贤了,像孟获这种在民间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人士”也能参政议政,统战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诸葛亮的三让,很有些黄庭坚“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的潇洒。晏子说:“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怨利生孽,维义可以为长存。且分争者不胜其祸,辞让者不失其福。”让还是争,虽一字之差,内在的品质颇耐人寻味,而后果更是相差甚远。平息叛乱,是正确的争,能给人以正气、激情和力量;七擒孟获后,则是可敬的让,能给人以温暖、感化和醒悟。让看似失,其实是得,得到的是太平,是信任,是福泽,此后南中再没发生过大规模叛乱。而争就不同了,争看上去是得,可一旦过分越界,就是失了,譬如刘备借荆州,就是过分越界的争,既不利于孙刘之间的团结,又断送了隆中对的战略构想。
聪明的领导者无不在“让”字上做文章,这不仅是一种个人品质,更是一种政治本色和政治智慧。诸葛亮的“狠、细、让”三策,其当代价值,体现在讲原则和公平正义上,围绕的还是“群众利益”。
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黄河长江之水哪里来?是无数条小溪小河汇聚来的;国家的长治久安哪里来?是千千万万升斗小民安居乐业换来的。老百姓是“皮”,国家是“毛”,毛长在皮上,皮若出了问题,毛自然就失去依附的基础了。所以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诸葛亮深明其理,深知利害,平叛也好,招安也罢,皆出于公心,以利国利民为立场的。
时下常常发生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如何妥善解决,“七擒孟获”这个段子的解读,就有一定价值,争其该争,让其该让,“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工作做细做实,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就不会助纣为虐,“小人”亦不能得寸进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