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擒孟获的当代价值
赵炎
大盗初始，多为小偷，巨贪起步，必是蚁行。事物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三国演义》用了四个回目叙述“七擒孟获”的故事，明写战争，实写政治，其中的应对解决之策，颇值得研究。
讲究一个“狠”字
南中之乱，大背景在于夷陵之战的惨败，蜀汉元气大伤，无暇南顾；那么小背景呢？孟获先生所起的酵化与推动作用，恐怕不能无视。
小说云：“建兴三年，益州飞报：蛮王孟获，大起蛮兵十万，犯境侵掠。建宁太守雍闿，乃汉朝什方侯雍齿之后，今结连孟获造反——郡太守朱褒、高定，二人献了城。”所谓“蛮王”，即非朝廷册封，不属于“体制内”人士或“公家人”，而属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些二流史料记载得更为具体生动，说雍闿是主犯，“杀太守正昂。使命周旋，远通孙权。”此君颇有谋略，棋走三步，志在必得，以建宁郡作为根据地，绑益州太守张裔为质，取悦东吴，换得永昌郡名义上的治理权，然后联络诸郡长官共同反叛，其中的关键棋子，便是孟获。
在雍闿的招揽下，孟获穿针引线，游说各部，摇旗呐喊，极为卖力，甚至不惜造谣以惑众，散布虚假的朝廷征辟，比如“黑狗三百头，螨脑三斗，三丈长的断木三千根”等等，这些难以完成的指标，极大的损害了蜀汉朝廷在边民中的声誉，强化了当地百姓的被压迫感，是否出于雍闿的授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雍闿的帮助，却是实实在在且具有“建设性”的。
当蜀汉中都护（国防部长）李严写信质问雍闿时，他居然回信说，“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这话明显在狡辩，胆儿肥了。当时谁都知道，南中四郡从东汉起就隶属于益州，虽然蜀汉政府与东吴彼此承认，而雍闿也确实得到过孙权的永昌太守之任命，可是东吴有什么权力在蜀汉地盘上任命官员呢？政出多门，无所适从云云，不存在而且没道理，如果不是民气可用、人心归附，他恐怕不敢。
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诸葛亮为何顶住压力排除干扰亲自南征了。
过去常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是为伐魏作“安内”的准备，窃以为大体没错，只是道理没有说透。如果仅仅是为了“安内”，那么谏议大夫王连认为雍闿等乃疥癣之疾，“只须遣一大将讨之，必然成功”，也是成立的，一城一地之得失，几个官员之反叛，副将王平就能对付，何须诸葛亮亲征灭火？
事实上，对付雍闿、朱褒和高定，也没怎么费功夫，反间计稍稍连环而已，快刀乱麻，下手狠辣，杀了个干干净净，风卷残云（小说里高定没死，《华阳国志》中高定被诸葛亮下令斩首）。这与“七擒孟获”之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形成了鲜明对照，前者扑灭小火，后者收拾人心，大概其是正解，也就是诸葛亮反驳王连时所用的“不习王化，收伏甚难”八字。
需要一个“细”字
雍闿的贼胆子大，灭了就灭了，孟获的号召力吓人，就不能等闲对待，“量尺子”搞一刀切，毕竟孟获不是官员，仅有几个破洞、一帮草民而已。小说中孔明刀锋所指即是孟获，其实孟获只是雍闿死后的“继任者”，雍闿死了，部众被孟获收编，势力进一步坐大，于是被“收拾”。
就整个过程而言，孟获打仗是真的不行，耍无赖是真的很行，明明打了败仗，就是不服，放了再打，擒了不服，再放再打，如此N次，跟小孩过家家一样，诸葛亮黏上毛比猴还精的人物，居然一次次地陪着玩儿，也是醉了！
孟获的底气或来自于第一次被擒时诸葛亮释放的信息，对那些被擒的蛮兵，诸葛亮安抚说：“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获所拘，今受惊，……吾今尽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孟获大概认为，既然“好百姓”可以放，我这个“坏百姓”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也是可能被放的，幸好，他蒙对了——诸葛亮确无杀他之心，七擒之后还欲放归。
最终，孟获“感动”了，垂泪言曰：“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吾虽化外之人，颇知礼义，直如此无羞耻乎？”遂同兄弟妻子宗党人等，皆匍匐跪于帐下，肉袒谢罪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孔明曰：“公今服乎？”获泣谢曰：“某子子孙孙皆感覆载生成之恩，安得不服！”孔明乃请孟获上帐，设宴庆贺，就令永为洞主。所夺之地，尽皆退还。孟获宗党及诸蛮兵，无不感戴，皆欣然跳跃而去。后人有诗赞孔明曰：“羽扇纶巾拥碧幢，七擒妙策制蛮王。至今溪洞传威德，为选高原立庙堂。”
要说孟获“知礼义”，恐怕是笑谈，但不得不承认，诸葛亮的群众工作细致而扎实，明显早有定策，有备而来，让人想起警察工作到底先警后察，还是先察后警的讨论。百姓的事情无小事，再琐碎也得沉下去妥善处理，防患未然，有了问题，找出源头，彻底化解，那么小矛盾就不会发酵为大矛盾，小问题也不会累积为大问题，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才能形成。
这或者也是诸葛亮亲征的第二个理由，所谓“民心瓦解，戎骑长驱”，如果一个地方民心尽失，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少数几个人迷惑裹挟至而群起敌视政府，那就麻烦了，派普通的武夫丘八过去，很难有所作为，由不得他不着急上火，忧心忡忡，由不得他不去细致做工作。
做好一个“让”字
在“七擒孟获”之后，诸葛亮的善后可谓三“让”以蔽之。“所夺之地，尽皆退还”，谓之让地，土地，民之命也；“不置官吏”，即无所谓税负，谓之让利，不与民争利，则相安无事也；还有一种说法是将孟获带回了成都，高官厚禄之，如果是真的，那就可谓之让贤了，像孟获这种在民间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人士”也能参政议政，统战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诸葛亮的三让，很有些黄庭坚“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的潇洒。晏子说：“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怨利生孽，维义可以为长存。且分争者不胜其祸，辞让者不失其福。”让还是争，虽一字之差，内在的品质颇耐人寻味，而后果更是相差甚远。平息叛乱，是正确的争，能给人以正气、激情和力量；七擒孟获后，则是可敬的让，能给人以温暖、感化和醒悟。让看似失，其实是得，得到的是太平，是信任，是福泽，此后南中再没发生过大规模叛乱。而争就不同了，争看上去是得，可一旦过分越界，就是失了，譬如刘备借荆州，就是过分越界的争，既不利于孙刘之间的团结，又断送了隆中对的战略构想。
聪明的领导者无不在“让”字上做文章，这不仅是一种个人品质，更是一种政治本色和政治智慧。诸葛亮的“狠、细、让”三策，其当代价值，体现在讲原则和公平正义上，围绕的还是“群众利益”。
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黄河长江之水哪里来？是无数条小溪小河汇聚来的；国家的长治久安哪里来？是千千万万升斗小民安居乐业换来的。老百姓是“皮”，国家是“毛”，毛长在皮上，皮若出了问题，毛自然就失去依附的基础了。所以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诸葛亮深明其理，深知利害，平叛也好，招安也罢，皆出于公心，以利国利民为立场的。
时下常常发生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如何妥善解决，“七擒孟获”这个段子的解读，就有一定价值，争其该争，让其该让，“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工作做细做实，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就不会助纣为虐，“小人”亦不能得寸进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