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战线：秘密斗争的特点与地位

黄兆康　张春坦

秘密斗争（工作），又称隐蔽斗争、地下斗争、第二条战线，是我党在特殊环境和特殊条件下进行斗争的特殊形式。在民主革命时期，数以万计的党的秘密工作者，长期奋战在敌占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新中国历史上有他们的辉煌篇章，在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他们血染的风采。

一、秘密斗争的主要特点

秘密斗争的战场在敌营内部，虽然没有刀光剑影、硝烟弥漫，但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因此，它有许多不同于公开斗争的特点。

从事潜伏任务的长期性。秘密工作者在敌占区开展工作，首先要隐蔽好，站住脚跟。这就需要了解周围十分复杂的环境，熟悉工作对象的基本情况，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十分谨慎行事而又艰辛的过程，不容任何疏忽大意。其次，开辟斗争新局面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秘密工作对象大多数是国民党高层政要和掌握军权的将领。他们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思想熏陶，思想顽固，要转变他们的思想，需要做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感化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要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站到人民一边，需要经过非常痛苦的思想斗争和生死抉择。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动摇甚至反复，需要我们耐心等待，做坚持不懈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造成重大损失。再次，革命力量的壮大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国民党统治区群众分为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后进势力三个部分。在这个人群中，中间和后进民众占了极大部分。他们一方面痛恨国民党反动统治，迫使他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另一方面，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抱有某种幻想。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对共产党不很了解。这样，就需要做大量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此，必须执行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方针。

斗争方式的高度隐蔽性。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领导了白区党的秘密工作，他非常关心秘密工作者的安全。党要求所有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都要谋划一个稳定、合法的职业，如商界的经理、老板、伙计，文艺界的报社记者、报人、作家，社团的会长、理事，以及担任敌人党、政、军、警中的参谋、秘书等。职业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伞，可以避开敌人的监视和猜疑，可以长期潜伏下来。有合法的身份，就可以公开活动，便于搜集情报，同地下党组织秘密接头，递送情报，而不被敌人察觉。合法的职业还可以解决自己生活的经费来源。地下党本身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有党员交纳的微薄的党费，不足以应付秘密工作的活动经费。秘密工作的职业化，可以为党筹集活动经费，采购各种物资支援根据地建设。长期埋伏的另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实行秘密工作的社会化。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要以灰色的面目，出入各种酒吧、舞厅、社会公共场所，跟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交朋友，取得他们的信任。通过交往，了解各类人员的思想状况、政治面目，识别敌友，避开敌人视线，争取中间者，发展进步势力，壮大组织，开创秘密工作的新局面。同时，深入群众，沉得越深越好，在群众掩护下开展工作。

执行纪律的极其严格性。秘密工作的职业化和社会化，使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多了一个千里眼和顺风耳，对开展各项工作和保护自己，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不等于没有任何风险。事实上，遭敌人捕杀的危险随时都在向地下工作者袭来。因此，为确保秘密工作的安全，必须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

第一，以合法斗争掩护秘密斗争。凡适合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均由群众提出，以发动群众；将党的宣传工作，侧重于让群众中有职业、有地位的人去做，利用公开刊物、报纸、集会，利用敌人的某些法律规定批评时政，增强不满情绪；将党的宣传言论、解放区胜利消息，经过极可靠关系，辗转秘密散布。

第二，党的领导必须通过秘密党员的工作来实现。在党与民主团体、群众组织和进步人士关系上，亦要多发展极端隐蔽的党员及同情分子，成单线领导，居中工作，不要以公开面目出现，尤其避免书信文件来往，以防牵涉。党的组织要十分隐蔽，少接头少开会，实行垂直单线领导，不发生横的关系，上下分开，城乡分开，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分开，避免牵连。

第三，严格秘密接头纪律。秘密工作者因请示汇报工作、传送情报、联系工作，事先要有几套预案，以防万一。到达接头地点时，先观察周围环境、发出的接头信号（物件）和人员动向等，确定安全后方可接头；接头时要对上暗号。如发现暗号有误，应迅速离开，脱离危险境地。

第四，服从组织，统一指挥，严禁擅自行动。秘密工作形势瞬息万变，原定的方案必须随之改变。但秘密工作者处于局部位置，并不掌握全局情况。为此，必须向组织汇报，取得组织指示和新的行动方案。如果擅自行动，很可能落入敌人圈套。当情况万分紧急，来不及汇报，需要紧急处置时，也应设法让组织了解突发事态，做好应变工作，防遭敌人袭击。事后应向组织做出情况说明，研究下一步工作计划。

第五，严守党的秘密。地下党员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内容、单位，都不能告诉自己的朋友、父母和妻儿。尤其是打入敌人内部的秘密工作者，要背上“特务、汉奸”的罪名，甚至出现父子决裂、妻子离婚、民众唾骂等痛心场景，也不能做任何解释，只能忍辱负重、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

二、秘密工作的历史地位

秘密工作是党的事业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党的兴亡、革命事业的成败。为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1.秘密工作在保卫党中央、敌占区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安全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建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中央特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作为这方面工作的决策机构。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委在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同志、搜集情报、严惩叛徒、配合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党中央所在地及主要领导人住址。武汉中统特务站向南京中统局徐恩曾（当时在上海）一天之内连发6份加密电报，称顾顺章被抓并已叛变，即刻准备将其押送南京。这份电报被打入中统局担任机要员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刘杞夫乘火车赶赴上海，随后钱壮飞也赶到上海向李克农、周恩来报告此事，为使党中央在敌人赶到上海行动之前全部安全转移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在周恩来指挥下，党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迅速转移，并掐断了跟顾顺章联系的渠道。一天后，国民党特务采取行动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早已人去楼空，从而避免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重大惨案。endprint

1931年下半年，上海的形势严重恶化，在秘密交通线的护送下，党中央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分别从福建、香港等地辗转进入江西，1933年初到达中央苏区，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使中国革命进入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阶段。抗日战争期间，党建立的苏鲁豫秘密交通线，为护送刘少奇、陈毅等党和军队高级干部从敌占区安全到达延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护送了从上海、南京等地已暴露身份而撤出的党员、干部和大批爱国青年进入解放区。这条秘密交通线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2.秘密斗争强有力地配合了公开斗争的开展

秘密斗争为党和军队及时提供可靠和有价值的情报，为粉碎敌人进攻和消灭敌人提供决策等依据。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潜伏在敌人军警高层的秘密工作者，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敌人兵力部署、武器装备、行动路线、出动时间等情报，通过秘密交通站或电台传送到我党我军指挥机关，为我军粉碎敌人进攻、取得战役或战斗的胜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决策依据。在红军长征中，由于打入敌军的秘密工作者传送了许多关于敌人行动的机密情报，红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采取了迂回穿插、避其主力、消灭弱敌的战略战术，甩开了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实现了红军伟大的战略转移，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秘密工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为根据地筹集经费，采购粮食、布匹、医药、武器、弹药、无线电通信器材，以及食盐、纸张、印刷设备等军需物资，解决军队和根据地物资奇缺问题，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军事、经济封锁，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同时，秘密党组织还积极物色根据地建设所需要的骨干和技术人才，护送敌占区进步青年、文艺工作者和已暴露的革命同志，安全到达革命根据地。

3.积极开展策反工作，争取和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

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秘密工作者，采取广泛交朋友的方法，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的人，团结同情分子，锻炼进步分子。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发展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时，组织被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军队将领率部起义。如1931年12月4日，由参谋长（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赵博生（地下党员）与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策划指挥，带领围剿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1.7万人在江西宁都举行战场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这不仅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同时也使红军增加了一支生力军。又如1945年10月，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邯郸战役。经过我地下党长期争取，10月3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部1万余人举行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这对人民解放军取得邯郸战役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的工作方针》中高度评价了高树勋率部起义的历史作用。他指出：“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反对内战，主张和平。”[1]1174～1175

4.建立起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

抗战胜利后，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上海中央局对国统区人民运动形势作了具体分析，并召开了由南京地下党书记陈修良参加的会议，具体部署了以南京为中心的反美、反蒋斗争。同时，华东局领导下的上海学委和晋察冀城工部领导下的北平学委对在北方地区开展斗争也进行了具体部署。经过南京、上海、北平等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精心组织和指导，学生斗争发展成“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席卷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声援。学生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统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1947年全国主要城市170万工人举行反美、反内战罢工和示威游行；广大农民抗粮、抗租、抗壮丁的运动连绵不断并发展为武装起义，席卷国统区各省、市，参加人数达数十万。城市贫民也掀起了抵制风潮，1947年3月至7月，上海、南京等38个大中城市发生抢米风潮，参加贫民达17万人。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台湾省和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斗争同样有了新发展。

上述情况表明，在学生运动推动下，形成了国内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参加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的包围中》兴奋地说：“中国境内已有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1]1224～1225

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牢记历史，就是要把秘密工作者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载入史册，留给后代，以史为鉴，“存史，资政，育人”；就是要不忘流血牺牲的先辈们，自觉地弘扬他们勇闯虎穴、对党赤胆忠心的英雄气概，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史编纂委员会）

责任编辑：彭安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