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生和保卫人文精神的长沙大学城

杜家毫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主持建设过大学城，“有经验，也有教训。”到了长沙后，他再看，觉得最好的大学城就在长沙。

“岳麓山下，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3座大学，没有围墙，全部是敞开式的，很了不起啊。这里有很多历史积淀，多好的地方。我看比剑桥、哈佛都不差。”

说到校园设计和规划，业内普遍的共识是，我国大学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可谓五花八门，却常常透着一种无趣和相似。

而就在湖南，岳麓山下的大学城，提供了一个正面的样板。

建筑群

一部活色生香的中国近代建筑史

1925年初夏的长沙，已经炎热。一位青年身着长袍，手提行李，从刚靠岸的渡船上跳下来。他抬头看了一眼前方，是一座娟秀而郁郁苍苍的山，山脚下隐约露出一两角墨色的飞檐——就是那儿吧，他此行的目的地：岳麓书院。

他叫刘敦桢，1897年出生于湖南新宁县的望族。16岁时，他选择科学救国，考取了官费留学日本。3年后，他又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今东京工业大学）机械科，后改学建筑。

刘敦桢在岳麓书院的门口略作停留，便抬脚跨了进去。他这一跨，几乎奠定了这所大学未来的面貌。

1926年，湖南高等学堂再次更名为省立湖南大学（1937年改为国立），而此时，属于它的第一栋现代建筑也在刘敦桢的设计图稿中初现雏形。因岳麓书院同为教学所用，所以刘敦桢设计的建筑被称为“二院”。与此同时，刘敦桢也在任教的湖南大学土木系中创建了建筑组，这是湖南大学建筑学科的起始。

1930年，刘敦桢在人生道路上翻开了新的一页，他带着新婚妻子离开了湖南大学。刘敦桢向湖南大学推荐了另一位人物——柳士英，来接替自己的教师职位。

在此后漫长的40年中，柳士英对湖大校区进行了多处修葺、扩建和规划，对教学区、风景名胜、宿舍、实习工厂统筹安排，使“山灵虽奇，得人文而显”，始奠定了湖大校园之良好雏形。其中，工程馆、学生七舍、学生一舍、学生九舍和图书馆、大礼堂都是柳士英的经典之作。

直到2013年，湖南大学早期建筑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自上世纪20年代始耸立起来的建筑，或古典，或折衷，或现代，或民族，几乎囊括了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堪称经典的各种建筑风格。行走在湖南大学，像是在阅读一部活色生香的中国近代建筑史。

街巷

构造着大学生复杂多元的品质与性情

柳士英的校园规划极力摆脱了岳麓书院古典主义的影响，力图以理性、开放的思路建构理想主义的新校园，没有完全修建高墙来延续学院的修建，结合旧的文脉与形式，他通过学校自身的发展，以街道道路来组织与发展建筑群，体现了功能分区、布局分散的大学城镇化的特点。与湖南大学相邻的湖南师范大学的规划布局也是依照湖南大学来建的。

自1990年高等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来，岳麓山学校人口与日俱增，校园不断扩张。农田不断被吞噬，大学和城市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大学及其周边地区被激活成新的都市状态，最后，校园和城市的尺度愈大，两者就愈融合，“学生街”与周边居民聚集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商业空间。

这期间，绝对不能绕过的是“商业文明一条街”。当然，它有一个更世俗化的名字——“堕落街”。

师大、湖大两校都是依岳麓山脚而建，在师大往湘江走，会有一条基本和湘江平行的小街，本地人称“堕落街”。街两侧主要是小旅馆、破旧但租价很低的民居。这里还有无数的发型屋、音像店、精品店、杂货小店、网吧、KTV等学生喜欢的场所，价格都很便宜。这里永远有很多租房子的学生，这条街也永远比校园里更热闹。

不少人认为堕落街所象征的世俗文化也是构成大学精神的一个要素。在当时的讨论里，不少毕业生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认为堕落街文化所具有的游戏精神、反讽意识、世俗情怀、叛逆气息等，在某种意义上表征着青年人不可或缺的波西米亚精神，这种发源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精神，所强调的正是一种与主流文化的意志疏离。

2008年，“堕落街”面临拆迁，诸多毕业生开始回忆这一条街的前世今生。

唐小兵在《南风窗》刊文：岳麓山和湘江所表征的自然文化，与岳麓书院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东方红广场所勾连的革命文化以及堕落街隐喻的世俗文化和波西米亚文化，恰恰是大学城下四种彼此依存在同一空间的精神元素，构造着大学生复杂多元的品质与性情。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在这四种文化空间里自由流转，往返沉潜。

反思

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从刘敦桢、柳士英规划下的大学建筑群，到自发形成的“商业文明一条街”，再到其拆迁后升格的大学现代商业群，岳麓山下湖南大学城给了今天中国大学城建设很大的启迪。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大学城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恰恰是盲目规划背后的空壳危机。

始于2000年的中国大学城热，几乎在全国各省遍地开花。在经历16年的发展之后，正走到十字街头。

一个学校分三四个地方，校区和教工居住地分离，教师疲于奔波，学生孤零零住在荒郊野外……这是很多大学面临的困惑，亦是中国大学城被普遍诟病的问题。

“目前大学城出现的问题，跟当时许多大学城上马仓促、规划滞后、缺乏科学的论证有关。”浙江大学规划系教授周复多说。

多位学者指出，在国外，大学城应该是由大学密集而发展为“城”。但在中国，大学城大多由政府主导被动发展，大学城都是先有“城”，然后再“请”大学往里面进驻。

“为了带动某一个地区的开发，搬个大学过去，这样的政府决策并不少见。”周复多说，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建个大学城吸引大学入驻，和建个工业园区吸引企业入驻没什么区别。

现代大学始于欧洲中世纪末期，其实中世纪的大学并没有校园，只是散落在城市中的一些建筑。因为没有固定场所反而使大学与教会和君权谈判时更主动、灵活：如果权力不能包容、支持大学，大学就可能迁移到别的城市。现在大学不但被社会完全认同而且备受推崇，所以大学固定下来，有了美丽的校园。但不能忘记的是，大学的校园应该是催生和保卫人文精神的空间。大学校园的设计凸显的应该是人性，而不是权贵霸气。

纠正国内大学的办学思路是一方面，从校园空间的角度重塑大学的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另一面。正如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云：“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应该尺度亲切，平易近人，自由灵动，充满生机，应该有很多开放的空间鼓励人们交流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