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新政与撕裂的美国
魏南枝
无论是特朗普签发的暂禁全球难民和西亚非洲6国公民入境的总统行政令（即“禁穆令”）遭遇基层法官的判决“叫停”所体现的权力制衡，还是美国共和党数十人“反水”导致共和党撤回将在美国会众议院投票的《美国医保法》草案所体现的共和党内讧，都表明尽管特朗普急于兑现其选举前公布的入主白宫百日蓝图，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所凸显的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撕裂化”问题仍在继续甚至进一步恶化，使其执政百日新政之路充满坎坷，也给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多种不确定性。
撕裂的美国催生特朗普新政
经济全球化带给美国产业空心化和两极分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带动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转型，产业空心化之下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不断萎缩，生产环节不再占据重要位置，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美国趋向消亡，也就是说，美国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一般技能的工人阶级成为受害者。目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高达80%，从行业分布来看，占GDP比重最大的行业为金融、保险、房地产与租赁业务等所代表的高端服务业，这些高端服务业体现出智力要素密集度高的特征，必然带来低层次劳动力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和首次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扩大。
美国在收入层面的贫富悬殊非常巨大，资本收益率远高于劳动收益率，进一步恶化了财富层面的不平等性，上述两种不平等性共同造成了第三种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因此，从家庭数量分析，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比重已经从1971年的61%萎缩为2015年的略低于50%，不再占据社会经济结构的主体；低层阶级家庭比重从25%上升到29%，而上层阶级家庭比重从14%上升到21%。根据“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分析，美国收入顶端1%人群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970年的8%上升到了2015年的18.39%，包括资本收益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更是高达22.03%。
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的美国内部不平等现象加剧，既摧毁了人们对于实现合理程度的机会均等的希望，受到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两者挤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增加；也加固了权力上的不平等，进而使资本所享受的各种特权特别是税收政策方面的特权得以保留。
族裔结构变化使美国内部族群冲突加剧。从单一族群的对比来看，尽管欧洲裔白人目前仍占据美国总人口的半数，但到了2060年其所占人口比重将仅占35.6%。根据《当前人口报告：2014年》预测，欧洲裔白人将于2044年从多数族群变为“主要的少数族群”。事实上，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经历“从几乎是白色婴儿潮文化到全球化多民族国家的转型”，多数民族这个概念将首次消失在美国历史上。
当前美国社会仍是一个欧洲裔白人主导的社会，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性客观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趋于恶化。同时，各族群内部的贫富悬殊不断扩大，阶层矛盾已经难于被族群矛盾所掩盖，而是与族群矛盾纠缠在一起。
由于资本追求低成本高利润的逐利天性，企业更愿意雇佣廉价移民，因为移民更容易接受低廉的收入而且更易控制和管理。争夺本就大幅减少的工作岗位使得不断涌入的新移民和土生美国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具体表现为种族冲突加剧，并且因土生美国人贫困问题的恶化而持续升级。
生产自动化导致美国“机器吃掉就业岗位”的情况普遍化。在产业技术升级和生产自动化的推动下，美国制造业产出总值仍然保持了增长。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表明，制造业提供的工作崗位持续下降，而制造业的产出仍在不断上升。特别是美国领头的大公司资本项开支自2009年以来保持快速增长，销售数据也表现良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6年10月，所有美国境内的工业产值指数（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IPI）显示，美国第一次自经济危机以来该指数没有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美国历史上，在经济危机后的第60到100个月之内，该指数都达到了经济危机前的1.2甚至1.6倍（1953年数据），而现在美国的该指数是2007年12月经济危机开始时的90%左右。美联储的数据显示，从经济危机后的水平来看，近年来美国全行业产能利用率基本处于1967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目前在75.3%左右，远低于1972～2015年期间全行业产能利用率大致为80%的平均水平。
从上述数据可以判断，美国的大企业经营生产在恢复，销售业绩资本项支出都持续增加，但即使在美国本土的工厂也在通过加速自动化、也就是以机器取代人和降低人员使用来提升生产效率，对于靠普通制造业生活的一般技能工人的就业形成根本性打击。因此，美国大企业依靠宽松的信贷环境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和工业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得到了生产力以及效益的提高，但是普通美国中产阶级中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却永远失去了竞争力。
所以，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在遍布各阶层的特朗普支持者中，最核心支持者是在全球化、移民潮、贫富分化、生产自动化和经济衰退中倍感伤害的低学历白人工人——一大群“愤怒的白人”。特朗普在2016年10月在葛底斯堡发表演讲，阐述如果赢得大选和就任总统后100天内的执政计划，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强调重新进行谈判或废除美国现有国际贸易协议以保护美国工人利益、将对难民和移民采取“极其严格的背景审查”、将推行中产阶级税务减轻和简化法案等，这些就是回应上述核心支持者的诉求。
有被伤害者，就必然有受益者。在上述全球化等浪潮中受损或受益等的区别，导致“左—右”、“自由—保守”的分裂越来越被“大众—精英”、“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对立所替代，成为超越左右的美国政治分野标准。其结果是支持和反对特朗普新政的阵营都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基础。
撕裂的美国政治阻碍特朗普新政
迄今为止，尽管跨国金融资本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席卷全球，资本并未取得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政治国家仍然是合法使用武力的唯一实体，美国更是合法使用武力维护跨国资本利益的最重要的政治国家。美国被誉为“世界警察”，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美国的纳税人要为此支付大量税额，所维护的不仅仅是美元霸权和普世价值霸权等所代表的美国霸权地位，还有并不被人关注、却实际上越来越强大的跨国资本霸权以及为了维护这种霸权所构建的一整套政治正确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法律、规则等）的至高无上地位。
特朗普新政看上去像是代表越来越多沦为“99%对抗1%”这一较量中那“99%”的美国大众，向与跨国资本结成联盟的美国“政治—资本”精英权力集团（1%）宣战；但实际上是美国精英内部利用民主投票机制、使用“大众—精英”冲突口号实现的权力转移，是以能源、军工等美国工业资本力量与部分金融资本力量的联合体对跨国金融和高科技等资本力量的成功挑战，标志着基于新自由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政治共识正在坍塌。
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从巨额国债、经济衰退、贫富分化到族群对立——绝非重塑美国核心价值观、抗拒全球化、逆转政治正确便可轻易解决，而是需要有政治共识的再建。然而，特朗普当政以来，除了其上台引起的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国政治的各种撕裂仍在加剧：例如政党两极化与各党内部分裂、三权分立之下的权力制衡、联邦、州、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种族冲突与阶级矛盾、代际冲突与认同冲突等。
诚然，这些撕裂所彰显的不少是美国的“老问题”，但新老问题的解决遭遇经济复苏态势下的公共债务急剧膨胀和生产自动化所带来的机器“吃掉”工人就业机会等“新情况”，决定了加强美国内部“造血”能力的紧迫性和困难度，也决定着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调整。
截至2016年10月，美国政府债务的水平已经达到19.7万亿美元的水平，逼近20万亿大关，美国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从2008年的73%上升到2016年的105%。尽管美国经济从数字上在复苏，但公共债务增长的速度更快，公共财政资源的稀缺性与美国的上述内部撕裂形成恶性循环，利益各方为了确保自身利益或者自身所代表的利益不受损或者受损程度较低而不惜继续“撕裂”美国。
首先，这种撕裂体现为特朗普内阁自身。特朗普搭建了由能源界、华尔街和军界的富人们所组成的美国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内阁，这与竞选期间特朗普曾批评华尔街和大银行、誓言要扫除政客利益输送的不正之风形成鲜明对比。并且，这些人选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例如担任白宫首席战略师和资深顾问的史蒂夫·班农带有极端右翼色彩并与共和党主流格格不入，而以被提名为国务卿的雷克斯·蒂勒森等为代表的富豪阁员又将推行升级版的共和党正统经济路线。特朗普试图以其代表的“资本—政治”精英联盟的共同利益和盎格鲁—新教文化认同作为弥合上述内部意识形态分歧的根基。
其次，這种撕裂体现为特朗普内阁人选的获批迟缓和“通俄”事件的持续被炒作。特朗普上任的第一周就面临国会党争之苦，仅有国防部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和CIA局长获国会通过，其他需要经过参议院批准的核心位置经历了缓慢历程才获批。对此，有媒体称特朗普创下了美国近28年来“最残缺内阁”历史记录。从特朗普竞选开始，特朗普团队就不断受到“通俄”的指控，弗林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司法部长塞申斯因与俄罗斯大使会面被要求辞职……背后都有着民主党、工会和部分媒体合作的影子，使得特朗普试图缓和与俄罗斯关系的努力难以奏效。
再次，这种撕裂体现为特朗普新政的内在矛盾和实施受阻。除了“禁穆令”夭折、医改法案投票流产，在经济增速逐步企稳的情况下，特朗普新政继续要求预算委员会上调联邦债务法定上限有一定的政治风险。特朗普基建计划很可能会在共和党领导的国会中碰壁，因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所制定的年度预期报告可能与共和党承诺的预算平衡发生碰撞，进而成为特朗普党所设定“百日新政”特别是大幅增加基础设施和国防支出以及大幅减税的主要障碍。减税是共和党传统政策主张，党内在减税政策上容易达成一致，但是，民主党可能以“政府债务压力过重”为由在参议院阻挠2018年新财年预算案的通过。
最后，这种撕裂体现为国会的“代理权之争”、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权力制衡以及非选举性机构的掣肘等。民主党人不但率先打响了国会的“代理权之争”，而且与共和党的部分建制派力量形成同盟。多个法官对“禁穆令”的冻结表明法院系统很大程度上与国会保持了“合作”，对特朗普形成有效制衡作用。作为非选举性权力机构的美联储和选举当选的特朗普之间的较劲，则彰显了金融资本体系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
因此，特朗普政府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团结的美国，更不会像公司治理模式一样声音的大小取决于股权的多少。2018年中期选举前的两年内，在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都占据主导或多数地位的共和党虽然理论上可以不受“否决政治”之苦，但是各方面的压力和复杂的利益链接与利益对立等，使得以“局外人”自居的特朗普依然陷入了政治撕裂产生的泥沼之中。并且，特朗普试图用他所主张的以“美国优先”等为代表的“政治正确”来替代主张多元文化和强调身份政治的“政治正确”，却进一步点燃了美国正呈“燎原之势”的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也必将加剧美国政治的极化与“撕裂”。
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
亨廷顿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预见了今天美国的种种弊端与困境，但是，他也反复强调，“一个共同敌人的存在，通常能促进（美国）人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特朗普政府是“政治—资本”结合体的升级版，军工复合体对美国政治权力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这些都决定了，为了一蹴而就地解决或者缓和美国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最便捷快速也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制造”一个“共同敌人”。
并且，美国全球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取决于美国内部状况、美国全球领导能力和经济全球化（资本扩张）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形成稳定性与周期性交替并存的基本发展规律。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本身标志着这种平衡关系的被打破和又一轮“失衡—平衡”周期的开始，为了实现再平衡，如上所述，需要以外部“输血”促进内部“造血”。
除了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在相对缩小，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力差距都在绝对拉大。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将以整体偏收缩、重点突破为基调，其突破重点将旨在有利于尽快纾解美国国内矛盾、加强美国全球领导力。对华政策将是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重心之一，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将持续发展，但经济、政治和安全矛盾激发的可能性增强，将面临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大于合作、冲撞时有发生的基本态势。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将采用“美国优先”选项，从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并主导全球秩序的定位转向由世界各国向美国“购买”公共产品并主导全球秩序的定位。这种“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商”的定位不但将极大改变美国与欧洲、日韩和中东等的现有关系、特别是安全利益模式，事实上会增强以日本为代表的周边国家遏制中国的能力；还将要求中国共同承担责任或者“购买”国际安全秩序以禁止中国“搭便车”，导致未来中美关系的冲撞容易直接触线，例如特朗普试图将“一个中国”原则视为交易对象而非两国关系的基石就是其例证。这种定位变化背后是特朗普政府得到军方高度参与并保证美军军费持续增长。因此，以强大的军队作为后盾来主导全球秩序、增强外部世界对美国自身的“输血”，是未来美国从商业和军事两方面对中国施压的动力所在。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将采用现实主义的思路，从把持意识形态主导权转向加强把控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地缘格局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特朗普政府将不受国际国内各种“政治正确”的束缚，采用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并重的思路来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不仅要克服美军的反俄罗斯传统，将尼克松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反着玩，寻求对俄罗斯示好以离间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而且也不会与中国真正隔绝，因为中国的产能与市场体量决定了将被由“商人和军人”组成的特朗普政府既视为贸易战对手、又视为可能的利益合作者。
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特朗普新政将给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形成负面冲击，可能带来全球秩序的重组。但是，经济全球化和劳资关系过度失衡导致美国外部经济失衡和内部政治分歧、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分裂加剧，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的全球领导能力。所以，这种重组不再取决于西方国家特别不仅仅取决于美国自身，而是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角力与妥协的结果。中国的崛起也越来越需要寻求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秩序调整，未来的中美关系，取决于双方互动，同时各种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强。
如果说特朗普政策的各种不确定性和内在矛盾性在加剧美国的内部撕裂，那么這种内部撕裂也反过来导致特朗普政策的制定、调整和执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如果说一国的对外政策取决于本国的国家实力，那么特朗普新政之下的中美关系将不再是单方施压下的“输血”关系，而是冲撞与合作并存的双向关系，这种双向关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将反过来导致特朗普内外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强。一旦四年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期望落空，普通民众的境遇没有改善，国内族群对立持续激化，反全球化浪潮被证明束缚了国家发展，美国自身的“造血”机能并未实质性复苏，迎接特朗普新政的，将是高度分化的美国社会的再度撕裂、高度极化的美国政治的再度分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