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人”经济战

张程

2018年春节刚过， 二三线城市的“抢人大战”旋即上演。继去年下半年成都、武汉、长沙、西安、郑州等城市密集出台吸引人才落户的优惠政策之后，新年伊始南京便高调宣布加入“抢人大战”战局，对于各类人才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并给予赴宁人才经济上的补助和购房上的优惠。随后杭州、合肥等地也相继着手准备加入“抢人大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依仗和争夺的焦点越来越汇集到人本身。“人才”“用户量”“用户规模”等成为互联网企业争夺的核心，“人口红利”“规模效应”也确实帮助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最近新一轮的互联网技术浪潮中得以脱颖而出，耸立潮头。

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相反，人口结构失衡、劳动力数量下降、成本上升等问题，正在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正在老去的社会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依赖的生产要素不尽相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源投入拉动，在自然资源、资金面前，人的重要性相对较弱。当时中国的人口无论从基数还是增速上，都已经大大超出了社会生产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为了使社会经济能够维持平稳运行，于是我国从国家层面开始主张实行“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1971年，我国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随后不断对计划生育政策予以完善，并在1982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由此也正式开启了一段以限制生育为主的“计划生育”时代。

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好处立竿见影，它缓解了庞大基数的人口对于环境资源造成的压力，为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少生、优生”使得资源集中到数量更少的少儿身上，提高了人口素质。然而计划生育的弊端也一直存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日渐丰足，经济发展所依靠的主要生产要素也开始从物质资源要素逐渐转变为人力资源要素，人逐渐成为了经济建设中更具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此前由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产生的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副作用开始日渐显露。例如新生儿数量大幅减少导致劳动人口不足，社会老龄人口比例迅速攀升增加了社会养老负担，劳动力人口呈现出下降趋势造成人力成本上涨等，都成为掣肘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隐患。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70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为33.59‰，而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12.95‰，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从25.95‰，下降到5.86‰。这些数字大幅下降的背后是中国人口结构比例的失衡，形成了中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少儿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的“头重脚轻”的老龄化人口结构。

统计数据显示，1982年我国平均每百名劳动人口负担8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而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5名，几乎翻倍。这种负担比重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进一步上升，因为当前我国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相较1982年的33.59%，下降到了16.64%。也就是说，一面是正在老去的劳动力人口，另一面却是数量不能够与之匹配的少儿人口，可以想见，再过几十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会提升到多高的程度，社会的养老负担将会有多沉重。而且由于社会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的平均寿命也会随之延长，这又将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的程度。

中国人口正在“老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所幸我国在2013年底已经着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松绑”，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并在2015年底获得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自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出现了回升。但是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和都市生活压力的加大，年轻人普遍出现晚婚晚育的现象，现在生育已经不是让不让生的问题，而是年轻人愿不愿意生。

随着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大，人口的增长及其结构将直接影响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尽管政策已经在逐步放开生育控制，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还不能算是乐观。

消费拉动下的中国经济

投资、贸易、消费在经济学理论中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和贸易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较小。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有限。贸易方面，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我国对外贸易甚至已经出现逆差。由于投资和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被严重削弱，所以自经济危机以来，寻求转换经济发展新动能，一直是大家讨论的主题，欧美等发达国家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参照方向。

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政府不断的刺激和调动内需，2013年我国国内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越第二产业增加值，标志着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已经从长期以来的工业拉动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业拉动为主，国内经济增长的动能实现了质的转换。

随着近年来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新经济的迅猛发展，这种趋势不断在加强。至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6.9%，达到82.7万亿元，其中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8%，远超资本形成總额32.1%的贡献率。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增长的经济体。

消费的主体是人，第三产业发展的核心也是人。随着中国经济主要拉动力实现了从投资到消费的转变，人在经济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区域经济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人这个关键因素，实践已经证明，人才聚集地就是经济高地。

例如杭州因为有电商人才、互联网技术人才的聚集，因而带动来了地区科技产业的大繁荣，使得互联网产业在杭州聚集，由此也创造了就业，吸引了人口的汇聚。人才、人口的聚集又带来了第三产业的繁荣，带来了区域经济的繁荣。最为鲜明而直接的表现就是阿里巴巴园区所在地周围，已经从以往的村落、农田变为繁华的城镇，房价从几千元每平一米猛涨到三四万元，成为杭州市一个新的经济高地。同样的情况在苏州的园区，郑州的郑东新区，西安的高新园区等地也都已经显现。

区域经济之间的争夺越来越是人才的争夺，这已经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因此也无怪乎各城市纷纷打出各种优惠牌来吸引人才入驻。

忙于“抢人”的地市

2018年1月，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一则名为《关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创新名城的若干政策措施》的文件，提出实施青年大学生“宁聚计划”，每年吸纳20万以上大学生在南京就业创业。为实现“宁聚计划”，南京市政府给出了许多优惠和吸引政策，例如针对来南京面试的非在宁高校应届毕业生给予人均1000元标准的“面试补贴”。对大学生在南京首次创业，领取营业执照后，给予一次性2000元的开业补贴。3月1日，南京市又对外地人员在南京就业落户的标准，从原来的需要具有研究生学历修改为“40周岁以下本科生”。

在南京推出“宁聚计划”之前，郑州市在2017年推出了“智汇郑州”的人才引进计划，对于引进的两院院士等顶尖人才和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国家级领军人才，分别给予500万元、200万元奖励，提供不超过300平方米、200平方米的免租住房。对其中工作满10年且贡献突出的，可无偿获赠所租住房。除了吸引高端人才，郑州市对高校毕业生、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和技能人才实行“零门槛入户”。对于符合条件的博士、硕士和“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本科生，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2万元的购房补贴。对新引进落户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35岁以下的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和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按每人每月1500元、1000元、500元的标准发放3年的生活补贴，对落户后暂未就业或创业的，发放6个月的生活补贴。

武汉市则喊出“留住百万大学生”的口号，对留在武汉创业就业的大学生，毕业3年内无须买房即可申请落户，博士、硕士可直接落户。为了给大学毕业生在薪资方面吃下一颗“定心丸”，武汉市还确定了大学毕业生指导性最低年薪标准：专科毕业生最低4万元，本科生最低5万元，硕士生最低6万元，博士生最低8万元。这个标准远高于武汉市1750元/月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安居方面，武汉市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建设和筹集25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学毕业生保障性住房，其中，大学毕业生安居房85万平方米，以6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大学毕业生租赁住房165万平方米，以人均租住面积20平方米为主。并且让大学毕业生以低于市场价20%买到安居房，以低于市场价20%租到租赁房。这也被外界解读为“购房租房打八折”。

成都市则提出“蓉漂计划”，推行“先落户后就业”，实行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凭毕业证落户制度；对各类急需紧缺人才发放“蓉城人才绿卡”等。成都市还为“蓉漂”安居问题提出了人才公寓、产业新城配套租赁住房和用人单位自建倒班房等多种方式和途径的解决方案。为了方便外地赴蓉应聘的应届毕业生，成都市还专门设置了20余个7天以内免费入住的青年人才驿站。

长沙则在去年发布了“人才新政22条”，计划未来五年将投入百亿元以上资金，吸引储备100万名人才；给落户并工作的博士、硕士、本科等毕业生，两年内分别发放每年1.5万元、1万元、0.6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博士、硕士毕业生在长沙工作并首次购房的，分别给予6万元、3万元购房补贴。

各地区的“抢人”政策可谓是层出不穷，给钱、给房、给户口，随着争夺的加剧又不断有新的城市加入战局，所给出的优惠条件也在不断升级。人才争夺的盛况可谓是空前，但应该不会绝后，因为随着人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以及我国新生人口稀缺的现状，地区之间“抢人”或许将会是常态。

“抢人”背后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2015年末始于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潮在2016年和2017年逐渐向二、三、四线城市下移，最终形成了全国房价普涨的局面，部分热点城市如杭州、合肥、郑州、成都、南京等城市房价涨幅更是居于前列，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在一阵风的涨价潮中过快上涨，无疑透支了未来的上涨空间。但站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高度来看，房价长期仍会呈现波动式上涨的局面。

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到中场，2017年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虽然已经到了58.52%，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只有42.35%。两者之间的数字差是高达2.25亿没有拿到城镇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根据中国多数城市的户籍制度，往往拥有住房者能够较容易的落户，而常住人口中未能落户者则往往意味着名下没有住房。因此中国的房价站在城市化进程的高度来看，上涨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虽然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房价长期仍是趋于上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房价还会是全国性的普涨。更可能的情况是人口聚集，经济发达的城市会一枝独秀。因为在目前国内的经济发展现实面前，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人口出生率较低，少儿人口数量较少，新生人口已经成为稀缺资源。2017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有735万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人数497万人。将新出生人口数量和新步入社会工作岗位人口数量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能发现，中高等院校已经是社会劳动力的主要输送管道，中国稀缺的人力资源几乎将全部通过这个管道向社会输送，此时争抢高校毕业生实际上就是在争抢新生人力资源，争抢未来。

从目前各个“抢人”地市吸引的对象来看，实际上就是面向这部分本专科毕业生。显然人口的流入无疑能够刺激当地的经济增长，带动服务产业的发展，支撑已经偏高的房价。

年轻人口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可能就是使得经济陷入衰退，一个具有参考意义的案例就是中国东北地区经济的衰落。统计数据显示，东北20岁～39岁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1982年开始就一直在下滑，到2015年已经从10.1%下滑到了7.6%。

東北年轻人口占比的下降并不完全是因为人口流失所导致，实际上直到2010年，无论是总人口还是年轻人口，东北地区仍然处在净流入的状态。2010年年轻人口净流入0.4%。

东北地区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不断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可能要归咎于低生育率。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早在2000年就已经跌破1%的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10年时生育率水平已经只有7.5‰，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9‰，还远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生育率水平。

低生育率水平与人口流入减少合力的作用下，造成了东北地区年轻人口数量下滑，最终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虽然东北地区拥有良好的重工业基础，但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迈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时，年轻人口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年轻人口的缺乏，导致了东北错失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机遇。

人才聚集地就是经济高地，能否聚集人才关系到地区经济未来的兴衰。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育意愿恰是成负相关关系，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们生育的意愿就越低。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实际中也已经印证了这一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生育率普遍要低于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人口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又变得越来越稀缺，所以能够在未来赢得这些有限资源青睐的地区和城市，无疑将在未来经济发展的浪潮中赢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