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互联网”到“互联网+”：网络时代城市基层党建的重构与转型

[摘 要]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城市基层党建提出了新要求新期望。根据党建与网络的融合程度，城市基层党建经历了从“+互联网”到“互联网+”两个发展阶段，并在理念、功能、结构、机制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度转型，不仅赋予了党建新的形式和活力，也提升了网络时代党建引领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效。

[关键词]党的建设；基层党建；城市基层党建；大数据思维；网式治理结构；合作共治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7）09-0023-09

[作者简介]李潇（1977-），女，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党校讲师，复旦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城市基层党建研究。

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信息被政府垄断的局面，从技术层面将公共信息、政治权力等各类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可以说，互联网技术带来了一场互联网变革。习近平指出：“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对党的建设特别是拓展党建工作空间、创新党组织活动方式等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发展对党的建设的影响，做到网络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改进党员教育管理、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加强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1]（P11）在应对“数字利维坦”[2]（P46-51）带来挑战的过程中，城市基层党建从现实社会延伸到虚拟空间，在理念、功能、结构、机制等诸多方面实现了战略性重构与深度转型，经历了从“+互联网”到“互联网+”两个不同发展阶段，进一步深化了党联系、整合、调控社会的能力，巩固和发展了新时期党的核心领导和执政地位。

一、城市基层党建的理念转型：从技术性思维到大数据思维

技术性思维主要指人以技术功利主义的观念看待一切[3]（P65）。技术性思维强调，互联网仅仅作为一种技术工具，网络技术无非是用来搜集、存储、检索、分析、应用、评估信息的手段。在技术性思维的观照下，互联网显然是“媒介”，是一种传播技术和手段[4]（P104）。

技术性思维作为“+互联网”发展阶段的思维范式，其指导下的城市基层党建，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信息存储的数字化取代纸媒等印刷载体，实现了基层党员、党组织信息及基层党务活动的数字化管理。传统基层党务管理主要依托印刷载体，以纸质类信息为主。纸质载体特有的易损伤性带来信息管理的存储难度，从而无法支持基层党组织体系内部信息的有效流动，致使对基层党务管理只能是一种模糊化管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则有力地突破了纸质化信息管理的短板，通过建立基层党员、党组织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基层党员党组织的信息编码，使基层的党务管理更加精细化。二是党建信息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党务管理更加趋向于公开透明。通过开通党建网、党建APP等，基层党务不断公开，逐渐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传播效应更加明显，影响面更为广泛，不仅放大了传统党建的政治宣传功能，使党员和基层群众及时准确地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极大降低了信息流动成本，使党在政治上获得更多主动权和发言权，利用互联网增强自身在基层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2017年第9期从“+互联网”到“互联网+”：网络时代城市基层党建的重构与转型

应当肯定，技术性思维指导下的城市基层党建，在推进党建信息化、网络化方面进行了许多新的实践与探索，也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在“城市基层党建+互联网”模式中，网络仅仅是城市基层党建的一种技术装饰，换言之，党建是党建，网络是网络，两者之间尚未实现深度融合、有机统一。因此，运用技术性思维来指导城市基层党建，仍然没有突破传统党建的窠臼，即：在组织动员上，仍然依靠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在政治宣传上，仍然以单向度发布信息为主，没有很好地从受众角度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在工作方式上，多以管理替代服务，没有体现服务型党组织的真正内涵。

进入“互联网+”发展阶段，公众运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根据CNNIC的报告，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5]。网络空间已成为广大公众平等表达意见的“新公共领域”，这对政党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基层党组织不宜再用“+互联网”发展阶段的思维与策略来解决“互联网+”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必须突破技术性思维的局囿，转而寻找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来指导城市基层党建，否则，基层党组织就会因思维惯性而僵化、保守甚至落伍。正是在此背景下，大数据思维应运而生。

所谓大数据思维就是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经济行为、政治生活、社会发展等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诚如英国大数据专家舍恩伯格所言：“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就像望远镜让我们能够感受宇宙，显微镜让我们能够观测生物一样，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新文明和新服务的源泉，而更多的改变正蓄势待发。”[6]（P1）大数据思维的特点“表象”为不在意数据的杂乱，但强调数据的量；不要求数据精确，但看重其代表性；不刻意追求因果关系，但重视规律总结[7]（P3）。大数据思维将数学算法运用于海量数据，通过“让数据自己说话”的方式，让决策者超越局部事实和经验判断而做出正确的形势评估，从而改变了决策者长期以来依靠经验、习惯进行决策的方式，使直觉判断让位于精准的数据分析[8]。

受大数据思维的影响，城市基层党建的内涵有了深刻变化，区别于传统党建，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强调整体把握。大数据思维打破了传统数据获取中的“样本、抽样”概念，实现了对数据更加准确、完整的认知与描述。借助于大数據，基层党组织可以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了解党员整体情况。如浙江杭州打造“智慧党建”，以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推进党建工作智慧化，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更精准地分析研判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工作实绩、能力素质、气质特点、发展潜力等内容，提高识人用人的精准度，增强干部任用调配的实效[9]（P44）。endprint

二是突出用户至上。大数据思维非常重视用户体验，将用户体验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基层广大群众是基层党建工作的服务对象，也是最主要的“用户”。因此，基层党建工作必须始终立足群众，始终关注党建如何解决基层问题、化解基层矛盾、推动基层工作，有效借助互联网平台，善于运用党言党语发动群众，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打造党建服务品牌，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如湖南湘西坚持以用户为中心提供党员满意的“产品体验”，在教育平台开发上，应用大数据技术，按照云计算架构，开发支持全州党员干部同时在线的学习平台，以满足党员经常性、个性化学习需求[10]（P64）。

三是主张信息共享。在城市基层党建实践中，网络空间具有超时空全连接特征，加之线上线下时空交叠的特点，增加了网络空间治理的难度。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必须加强引导，保持与相关部门在党建数据上的互联、互通、共享，实现党建资源整合，打破部门壁垒，聚力推进基层党建工作，进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二、城市基层党建的功能转型：从内生型功能到外延型功能

在“+互联网”发展阶段，技术型思维指导下城市基层党建的主要功能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务管理实现信息化。基层党组织普遍建成了党员和党组织的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对党员和党组织等各类党建信息数据的数字化处理，如党员的年龄、性别、职业、学历、经历等基本情况，从纸质档案转向了电子档案；此外，还有党员统计管理系统、党员身份认证系统等，党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大大提升。二是党建信息发布实现网络化。基层党组织通过以党建网络为主要平台的信息系统，及时发布党建的相关信息，方便广大党员群众了解党建工作新精神新进展新情况，打破地域的时空限制，实现了党建信息发布的全员、全组织覆盖，极大提升了党建信息传递的速效和传播的范围。

从本质上来讲，“+互联网”发展阶段城市基层党建的功能仍然是一种内生型功能。从党务管理角度看，虽然实现了信息化，但每个基层党组织党建信息尚未做到有效整合，无法实现信息共享，存在“信息孤岛”现象。从信息输送角度看，虽然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了相关党建信息，但这种信息发布仍然是一种点对面的单向辐射，未能形成党组织与党员群众之间有效的交流互动。

随着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深入发展，特别是进入“互联网+”发展阶段，互联网技术赋权的潜能日益凸显，“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互联网的发展能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相互进行赋权和改造”[11]（P15）。技术赋权的结果在于，参与网络平台的各方力量和能力得到放大与倍增，“对社会群体而言，它是组织集体行动的一个工具；对国家而言，它是管理和控制社会群体的互联网行为的一个工具。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公共空间里的互动，改造着双方，并为中国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动力”[11]（P22）。也正是在互联网技术赋权的背景下，城市基层党建功能不断拓展和深化，逐渐由内生型转向外延型。具体而言，“互联网+城市基层党建”的外延型功能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沟通功能。以web2.0、3G、4G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不仅使公众成为信息的接收者，而且还为公众直接参与信息的内容制作提供了便利，增强了网络平台在人际传播方面的平等性。在“互联网+”发展阶段，公众不仅享有很大的自主权，通过发送短信、发起网络群聊等方式，可以随时反馈他们的态度，进行“大众传播”。从某种程度而言，互联网已从一种资讯传播载体演变为民意表达、民智汇集、民声互动的重要平台。“政府利用互联网向公众传播其政策议程，而公众则利用互联网给出其回应。互联网事实上成为一个双向的沟通过程，而非传统上的单向宣传过程。”[11]（P49）通过互联网平台，公众可以及时了解政党的施政举措，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建议，而政党借助于网络平台，可以及时对民意做出回应，进而获取更多决策信息，有效避免决策失误，实现政治互动的良性循环。

二是舆论引领功能。社会舆论是公众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表现的总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持续性和一致性，可对政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互联网为公众直接表达意见建议提供了渠道；另一方面，公众舆论在网上聚集放大，可形成独特的网络舆论形态。这种网络舆论形态彰显出公众自身利益诉求的话语影响力，以及由此对现实社会行为主体和公共权力所形成的话语压力，即网络话语权力。福柯指出：“为什么这个话语不可能成为另一个话语，它究竟在什么方面排斥其他话语，以及在其他话语之中同其他话语相比，它是怎样占据任何其他一种话语都无法占据的位置。”[2]（P28-29）政党必须借助网络平台，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领，紧紧把牢意见的表达权和话语的引导权，掌控网络权力和权威，围绕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及时进行疏导。如贵州福泉打造“互联网+资讯”平臺，构建立体化、多渠道、多维度的党建工作宣传体系，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3]。从传播学角度看，政党网络舆情引领就是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将网络舆情引向既定方向，包括发挥基层党建网站的舆论引领作用、培育社区党建意见领袖等方面，进而始终保持基层党组织在“网上社会”的主导权。

三是社会整合功能。所谓社会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对各种不同的社会因素进行整合，促使其形成一个统一、协调的社会利益共同体，进而巩固政权，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美国政治学者李普塞特把政党称作“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认为社会整合是政党的重要功能。在“互联网+”发展阶段，网上不同声音交织，多元思想出现，客观上要求政党必须进行有效整合，通过党的组织网络形态再造，实现网上和网下党组织内部资源整合，借用网络实现跨区域的基层党组织之间的有机互动，打破传统党建中的封闭性，使政党能够在功能上借助网络特性实现真实在场。

四是服务民生功能。在“互联网+”发展阶段，服务民生成为非常重要的关键词。网络深刻改变了各种服务形式，不仅使服务表象多元，而且使服务更加深入、细致和便捷。基层党组织通过网络改变政党服务社会和服务公众的方式，使服务内容、服务形式和服务载体不断得到创新。如四川成都开展“互联网+双报到”试点，运用、群、QQ群、全国党建云平台、官方微博等，构建“征集、接单、服务、评价、反馈”的闭合式网络平台，形成“1（互联网）+7（七大类需求）+N（N个服务小项目）”工作方法，实现了党组织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常态化[14]（P22）。endprint

三、城市基层党建的结构转型：从塔式治理结构到网式治理结构

在“+互联网”发展阶段，城市基层党建格局仍然没有突破传统党建的固有范式，呈现出一种多个结点、多个层次以及多个权力并存的塔式治理结构。在塔式治理结构中，党委、政府与其他治理结构主体之间是一种不平等关系，党委、政府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塔式治理结构类似于统治模式，除党委、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类组织与其说是治理的主体，不如说是治理的对象，他们与党委、政府不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而是单向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显然，传统的塔式治理结构“在保证组织规范性的同时，也逐步引发了组织僵化、缺乏灵活性以及官僚主义等问题”[15]（P22），已无法完全适应“互联网+”发展阶段城市基层党建的需要。

在“互联网+”发展阶段，互联网逐渐成为各类社会组织活动的重要平台，民间组织的力量迅速增长，不断挤占党委、政府的权力空间，与党委、政府分享公共事务的治理权，“互联网将使现存组织机构的形式在运行中发生重构”[16]（P181）。较之于“+互联网”发展阶段的塔式治理结构，在“互联网+”发展阶段，人们已经认识到“网络的发展加快了政党组织结构扁平化的趋势”[17]（P241）；同时，“互联网带来的丰富信息打开了原来封闭的组织界线，随着信息成本越来越低，协议式关系、临时的联盟以及特设的合作和伙伴关系等，更容易作为传统的层级组织机构的替代物”[18]（P103）。这种“协议式关系、临时的联盟以及特设的合作和伙伴关系”便构成了网式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城市基层党建的网式治理结构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治理主体的平等性。网式治理结构是相对稳定的治理结构，各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体现了和谐、平等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基层党组织与其他各类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划分已经达到相对稳定的程度，虽然彼此间存在矛盾，但已形成利益协调和矛盾解决的长效机制，从而保证主体之间能够和谐相处。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与其他各类治理主体之间通过网络平台，已经实现了地位平等，双方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基层党建的便捷、高效。

二是政党作用的主导性。各主体之间虽然是平等的关系，但政党依然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只有政党才能将网络中各种不同资源、利益需求联结起来进行权威性的再分配，实现各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越是发挥“掌舵”性领导作用，社会治理主体結构及其运行机制就越能发挥有效的社会治理作用。如果党组织的“掌舵作用”被削弱，则社会治理主体作用就难以有效发挥。从基层党建角度而言，就是要求党要回到社会，找准其在网式治理结构中的职责定位，“就是党的基层组织如何作为一种相对独立政治力量在社区中、在单位中，时刻关怀和表达公众的利益，全面服务国家与社会，从而在全面赢得公众与社会的基础上，真正成为凝聚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社会的核心”[19]（P147）。

三是治理网络的整体性。在网式治理结构中，互联网的平台聚合效应促成了社会治理的多样化实践，更加强调网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进而有效破解传统治理模式的责任模糊、绩效低下等问题。借助于互联网平台，基层党组织与其他各类治理主体经由信息共享和网络互动的行动阶梯，在基层关注、关心的议题上越来越多地实现共同的目标。如上海杨浦一些街道党组织借助互联网平台，以项目化运作的方式，将群众反映的合理可行的意见转化为工作项目，实现虚拟的网上社区与现实工作的有效对接[20]（P27）。这样，“通过一系列的关系网络和网络服务，政府机构正越来越倾向网络化，表面上看起来浑然一体，实际上源自若干分离机构能力的快速传递与共享”[21]（P23）。

四、城市基层党建的机制转型：从行政命令机制到合作共治机制

“城市基层党建+互联网”的运行机制是一种以行政化、垂直性为主要特征的行政命令机制，呈现出点线式的分布状态，基层党组织通过内部网络系统传输各类信息，完成上情下达或下情上传。客观上讲，行政命令机制具有高效、集中、统一等优势，有利于政党意图的有效实现。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社会组织、自治组织不断涌现，这就要求政党必须创新方式，运用政党自身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来促使党建工作向纵深推进。

进入“互联网+”发展阶段，网络重构了基层党组织与其他各类组织之间的关系，双方由“控制”转向“合作”，基于互联网的互动交往特征更加明显。网络技术崛起所带来的交往模式的改变，进一步赋予基层党组织与其他各类组织等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平等，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合作共治机制。

一是协商民主机制。互联网等交往平台的出现，人际交往变得更加方便，从而把我们的社会塑造成了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与此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一种合作行动模式，只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在合作的意愿下共同开展社会治理活动，才能解决已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才能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优异的业绩[22]（P4-6）。如上海浦东以“微心愿”为载体、以自上而下的自治议题与项目形成机制为内容的体验式社区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互联网+”背景下创新社区党建的样本意义[23]（P34）。在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条件下，合作成为开展社会治理行动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利益诉求和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需要开展民主协商才能达成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和开展行动。因此，只有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与其他各类治理主体的协同作用，真正实现双方的合作共治，才能在体制创新中创造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治理“新常态”。

二是公民参与机制。现代社会治理要求充分发挥公民的参与作用，使公民成为社会治理的真正参与者和监督者，不断完善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打开了封闭性权力系统的缺口，为公众提供制度性以外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并提供社会连接的公共平台。基层党组织要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学会理性运用网络进行舆论传播和利益表达，让公众用好网络，积极反映社会问题、参与社会管理和表达个人诉求。如上海在部分社区引入网络参与模式，充分调动社区成员通过网络论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协商和讨论，将网上管理与网下管理有机结合，形成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与共识，实现了社区建设的有序推进，也探索出网络化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路径[24]（P120）。endprint

三是问题解决机制。在城市工业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中，由城市拆迁、业主维权、流动人口管理、党群干群关系等原因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容易在基层社会空间积累沉淀，基层党组织承担着从“了解需求”到“提供服务”的多重职责。基层党组织必须切实找准在合作共治中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互联网作为民意表达、民智汇集、民声互动平台的作用，搜集、汇总网民关于基层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运用国家权力和各种资源，通过解决基层实际问题，满足基层群众多元利益诉求，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实现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和对社会的有效治理。

综上所述，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开放、平等、互动的虚拟公共话语空间，实现了话语权的再分配，促使城市基层党建经历了一个从“+互联网”向“互联网+”的大转型，即从技术性思维转向大数据思维，从内生型功能转向外延型功能，从塔式治理結构转向网式治理结构，从行政命令机制转向合作共治机制。在此过程中，互联网技术与城市基层党建实现了深度融合，建构了“互联网+城市基层党建”的新模式，并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完善，成为互联网时代城市基层党建的新趋势。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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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天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