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众筹之“愁”

刘婷婷++雨晨

2017年深秋，寒意渐生，因“刷单门”传闻，京东众筹受到广泛关注。

10月30日下午，北青网刊发报道，引述凯迪社区网友爆料称，京东众筹多个明星项目涉嫌大量刷单，总数超过上千个。当晚，京东即发布回应表示，该公司“绝无组织刷单行为”，并向媒体发函表达“强烈不满”。

这一事件的曝光，将大众的关注目光，再次引向了众筹，一种新型经济模式。

“青山依旧在”

所谓众筹，即大众筹资或群众筹资，是指一种向群众募资，以支持发起的个人或组织的行为。众筹融资作为一种商业模式，起源于美国，于2011年开始步入中国，并经过不断发展，与我国经济法律实际相结合，被广泛运用到不同领域。

翻看新闻，同是在2017年秋，就有西安开出全国首趟“众筹火车”、一名科幻小说迷拿到众筹出版的小众图书《绝迹动物古抄本》、某大学教授发动“兰小草粉丝”众筹为慈善机构捐款、一位年轻的导演为自己的新电影启动众筹项目、一位明星众筹开建丽江的一家客栈等。

众筹的特点是门槛低、参与性强、效率高，一方面能扩大融资受众面，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另一方面也弥补了传统金融难以覆盖的群体和融资缺口，可谓“大庇天下创业之寒士俱欢颜”。

凭借前卫的融资理念、方便迅捷的运作手段，众筹成为众多企业家、创业者与参与者的自然选择。

其实，众筹的操作模式并不复杂，一般而言，由项目发起人、投资人和众筹平台三个部分组成。

项目发起人通常因缺少资金而利用平台进行筹资；数量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则可以作为投资人，对平台上感兴趣的项目进行投资，并获得实物、服务或利息等回报；众筹平台负责将项目发起人和投资人进行对接并撮合，从而促进项目的完成。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筹通过调动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汇聚点滴闲散资金成为燎原之火，发挥巨大作用。

根据投资人获得回报的方式不同，众筹可分为以下类别：

——产品众筹，投资人获得的回报是实物或服务，其本质是预购；

——公益众筹，投资者进行无偿捐赠，所积累的资金常用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其本质是捐赠；

——债权型众筹，筹资者承诺一定周期后将连本带利返还资金，投资者的回报是利息，如一些P2P平台，其本质是民间借贷；

——股权型众筹，投资者的回报是股权。

當然，众筹的类型也不局限于上述几种。2016年，一种新的形式“二手车众筹”兴起，车商在众筹平台筹资购买二手车辆，卖出后所得利润，由投资人按比例进行分红。在这种模式中，车辆所有权属于所有参与众筹的人，故而被认为是一种物权众筹。

在所有形式中，最为民众所熟悉的是产品众筹，淘宝、京东等著名电商都引入了这种模式。产品众筹之所以备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筹集资金之外，它还可以承担诸多附加功能。

比如，让感兴趣的顾客先付款，然后按需生产，可以有效避免产量过剩。更重要的是，通过预付方式更可以很快积攒人气，达成推广营销的目的。

然而，反观其他几种众筹方式，受政策不明朗、资本寒冬、市场尚处发展初期、投资者教育还不完善等多种因素影响，如今的发展都遭遇了种种瓶颈。

与其他互联网金融一样，众筹发展经历了“诞生引进——爆发式增长——问题显现——整顿冷却”的过程。

2011年，众筹登录中国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直到2014年，随着互联网金融概念的兴起和发展，众筹行业也开始风生水起、红红火火。

据众筹家旗下人创咨询不完全统计数据，2011—2013年，国内共上线众筹平台34家；2014年，这一数量激增到168家；2015年289家；2016年则有278家。

2016年后，随着政府相关政策颁布，互联网金融监管收紧，众筹行业经历洗牌期，不少平台倒闭、转型，行业野蛮生长暂告一段落。2017年，众筹平台上线数量骤减，上半年仅有39家平台上线。

如今，众筹行业虽经“几度夕阳红”，不得不放慢了增长速度，但发展更加理性、行业趋于成熟、市场容量巨大，可谓“青山依旧在”。

然而，横亘在前的法律瓶颈，也随之浮现。

“在刀锋上行走”

有人说，迄今为止，风起云涌的互联网金融共有三波浪潮：第三方支付是第一波，P2P、互联网理财等网络财富管理是第二波，如火如荼的众筹则是互联网金融的第三波。

作为金融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现行法律、政策、监管体系不足以完全覆盖互联网风险漏洞，行业风险无处不在。相对于其他互联网金融形态而言，众筹被认为是法律风险最大的模式，可谓“在刀锋上行走”。

尤其引人担忧的是，众筹的运作模式，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名分未定，很容易触碰犯罪的高压线，最为典型的是股权众筹。

在国外，股权众筹被视为最接近普惠金融、草根金融的创新之举，发展迅猛，但在国内却只能在薄冰上小心翼翼前行。究其原因，主要是股权众筹以股权的形式回报投资者，尚未被《证券法》《公司法》完全放行。

以股权回报形式筹集资金，容易与“公开发行证券”相混同。《证券法》规定，“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并将“公开发行”定义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200人”的情形，股权众筹行为很容易踩到这根红线，甚至触犯擅自发行股票罪等犯罪。

可为例证的是，2013年前爱奇艺高管离职创办“美微传媒”，在淘宝出售会员卡，网友购买会员卡就是购买该公司的原始股票，单位凭证为1.2元，最低认购单位为100，很快吸引了千余人参与认购。但这一活动最终被证监会以不具备公开募股条件为由叫停，国内首个股权众筹项目因而夭折。

在此之后，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等国务院10部委联合出台《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宏观层面为股权众筹奠定了合法性基调。endprint

但是，因其与《证券法》《公司法》并未实现无缝对接、且客观上存在法律位阶较低的问题，导致股权众筹的灰色地带依然存在。

至于其他众筹模式，也同样经常徘徊于法律边缘。比如，在债权型众筹模式中，项目发起人与资金支持者完全是一种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其借款的对象具有公开性和不特定性，极有可能触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雷区。

除了因特有的运行机制而引发的“原罪”，复杂的外在环境加上监督阙如，也容易使筹资人因自身行为不当，导致违法甚至犯罪。

例如，无论哪一种模式的众筹，如果项目发起人以非法占有的目的，虚设创新设计或者项目计划，并将这一信息发布到众筹平台公之于众。凑集资金后，项目发起人挥霍、跑路，致使资金无法返还的，涉嫌诈骗罪。

在债权型众筹中，如果项目发起人有类似行为，涉嫌集资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利用互联网金融实施集资诈骗活动的情形并不罕见，最为典型的就是债权型众筹 P2P 网络贷款，不断传出跑路丑闻。

在发起人违法犯罪的各种情形中，最容易引发众议的，是汇集民众爱心的捐赠式众筹。2016年刷爆圈的“罗尔事件”令人记忆犹新。深圳某杂志社主编罗尔网上发文，为罹患白血病的女儿罗某笑众筹医疗费，随后被指炒作。

除此之外，近几年“夫妇众筹救女后，举家出国游照片”“女子众筹为父治病后，举家出国游”“患者家属想众筹30万元，医院称自费仅需6000元”等事件爆出，伤了爱心人士的心，引发了大量纠纷。

个人求助者信息不透明、募资金额难查验、资金用途不公开、诈骗缺乏法律追责依据等因素，都会导致“公益众筹”成为法外之地，公众质疑、骗子觊觎，行业前景不明朗。

除此之外，2016年颁布的《慈善法》，明确区分了个人求助和慈善捐助，客观上限定了慈善众筹的活动范围。

慈善募捐的主体，是具备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活动具有公益性，受益对象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为某个明确的陷入困境的个人，进行筹集款物的活动，不具有公益性，不属于慈善活动，而属于个人求助。

这就意味着，个人和不具备资质的组织不能为公众募捐，跨越雷池的“爱心”将被认定为违法。

2017年2月，信阳市传统文化研究会未经许可审批，在网络上众筹开展“爱心包子铺”活动，就被市民政局下达通知责令改正。公益众筹却不能为“公益”，这也带来了不少质疑的声音。

即便是最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产品众筹，也有“众愁”萦绕。这类众筹回报的产品，往往还没有经过批量生产，有的甚至仍处于开发阶段，能否如约交付、是否存在瑕疵等，都存在着变量。

一旦发生问题，大量消费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而“刷单”等违法手段，以虚假数据误导投资者、破坏市场秩序，更是早已有之、久被诟病。

更何況，还有不法分子搭借互联网金融的时髦东风，以假乱真、混淆视听，从事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为，造成民众损失。

互联网新时代，新事物不断涌出，法治及时跟进，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合法利益，责无旁贷。

点亮一盏法治明灯

新事物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众筹茁壮成长，离不开法治为之培育的良好生存土壤。

纵观各发达国家，面对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纷纷顺应时势，开展众筹立法。

最早兴起众筹融资的美国，金融危机后为促进创业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便利，提振经济信心和本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率先于2012年通过《工商初创企业推动法案》，创设了众筹融资豁免模式，肯定了众筹的合法地位。

在此示范效应下，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盟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国纷纷修改旧法或者制定专门法，将股权众筹纳入证券法体系，并承继美国豁免公开发行监管的做法。

针对我国众筹发展中，由于本身的运营机制所导致的内生性风险，也有众多研究者呼吁“为互联网金融松绑”，要求法律监管收放有度，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司法中，审慎适用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和非法经营罪等罪名，拉开互联网金融中违法和犯罪之间的距离。

在立法上，调整一些具体条文、废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为互联网金融营造更为宽松的生存空间。

与此同时，还需要尽快完善经济法行政法相关条款，对众筹行为进行规范。

京东“刷单门猜测”事件不到一周，1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销售状况、用户评价刷单，做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也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否则将面临最高200万元的罚款。

在此之前，10月31日提交二次审议的《电子商务法（草案）》，也拟出了针对刷单行为的法律条文，强调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假宣传、虚假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来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

这些法律的出台，对于规范众筹平台的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立法仍迫切需要更向前一步的，是明确众筹平台的权利义务。

众筹平台对促进筹资者与投资者交易，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实践中，各网络平台对自身权利义务的理解分歧较大。

有的平台能够对发起人在设计、方案、资源推广等方面给予指导，同时开展投资前调查、投中交易、投后管理等服务，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也有平台只作为信息中介，由投资者自行判断投资价值和风险。这种情形下，一旦发生道德与法律风险损害投资者利益，众筹平台会以投资后果自负为由，极力推脱责任，导致纠纷产生。

而行业内服务不统一，意味着投资者需要对不同平台进行甄别，造成交易成本上升。

除了规范平台运作机制，还需要强化管理、细化权力部门的监管职责，从外部政策环境上规范和鼓励众筹发展。需要完善《合同法》《证券法》《公司法》等相关条文，甚至专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起一整套互联网众筹的监管制度体系。

如平台运营方的资产人员要求、融资记录保管等，项目发起人的实名注册开户、重大信息报告等，资金支持者的收入经验条件、损失自行承担等，以及未达定罪数额或人数标准的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标准如何确定等，都需要通过配套的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予以规制。

针对“披互联网新衣”“蹭众筹热点”，借股权众筹之名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洗钱犯罪之实的行为，以及在开展股权众筹活动的过程中又实施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坚决予以打击。

此外，还应加强宣传教育，让民众擦亮双眼、及时提升金融法律素养，防止被此类行为迷惑。

如果说富有 “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精神的互联网金融，开拓了普罗大众的财富之路，则此轨道和基石必须以法治铺就。

作为互联网经济新事物，众筹金融应及时纳入法治规范与保护，尽快形成合法有序的众筹市场。如此，这种新生的经济模式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更好地造福普罗大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