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几位老师的趣事

我1942年进西南联大历史系，1946年联大结束离校，距今已近70年。联大以大师众多著称，许多老师不仅学术上成就卓著，人格之高尚尤其令人崇敬。今天回忆起来，仍不禁令人向往之。仅举数例，以寄思考。

童心未泯、博爱诸生的金岳霖

金岳霖先生1914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192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随后去英、德、法等国游学和做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任教。他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为了救中国而向西方学习。他不满足于一门科学知识，而要掌握科学之科学，掌握建立和发展科学的正确方法，即哲学和逻辑。他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把逻辑分析的方法运用于哲学研究。他所著的被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的《逻辑》一书，在我国逻辑教学上起了重要作用。

金先生在联大开逻辑课，是文法学院一年级新生的公共必修课，这是一个大班，以我入学的1942年为例，就有三百来人，金先生上课总戴个呢帽和一副眼镜。汪曾祺校友在他的《金岳霖先生》一文中说，金先生戴的眼镜是一片白、一片黑的。因为金先生眼睛不好，有一个眼睛畏光。这是他1939年上课时看到的情况。后来金先生到英国讲学，眼睛治好了。1942年我听金先生课时，就换成两个镜片都是茶色的，而不是一白一黑的魔镜了。

金先生怕风。每次进教室，他都要根据气温的高低，把教室门或开或关，最反对只开一半。他说这样风正好吹到讲课人身上，他受不了。索性敞开，倒不会有邪风吹来。

金先生上课，有他自编的教材，但他并不照本宣科。因为同学们可以自己看。金先生上课有特点，不是一直讲下去，而是讲一阵停下来向同学提问。金先生非常关爱学生，总是循循善诱，十分亲和。而且谁学得较好，他似乎心中有数，从来不叫一知半解或拙于辞令的人起来答问。因为大学生一般都二十来岁了，叫他站起来，却回答不上问题，岂不难堪？商学系有个姓徐的女同学，人长得很美，有的同学戏称她为蒙娜丽莎。她从来都应对自如，把问题回答得相当圆满。金先生很满意，总是笑吟吟地叫她坐下。

上逻辑课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金先生引《世说新语》上的故事发问。在原书第二章“言语”一节中，讲了这么一件事：孔融十岁时，随父亲到洛阳。当时李膺（字元礼）有盛名。凡访问他的都是一时俊杰或亲朋好友才接待。孔融去拜访李膺，自称和他有亲戚关系。李膺见他时问道：你和我有什么亲？孔融回答：我的先人孔子与你的先人李耳（老子）有师生之谊，因此我和你是通家之好，怎么不是亲戚呢？一个十岁的孩子讲出这么个大道理，李膺和在座的一致称奇。太中大夫陈韪后至，别人把孔融如何应对的话告诉他。陈韪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听了立即说：“想君小时，必当了了。”弄得陈韪十分尴尬。金先生问：从逻辑上说，孔融的话有没有问题？大家七嘴八舌，大意是说，孔融的话不对。不对在哪里呢？陈韪说“大未必佳”，说的是或然而非必然。因此不能用“想君小时，必当了了”说明陈韪虽然是大人，但并不佳。如果陈韪说：“小时了了，大必不佳。”孔融再说：“想君小时，必当了了”就合乎逻辑了。对这个答案，金先生还比较满意。说这个故事，是70多年前的旧话了。至今回忆起来，仿佛如在目前。说明金先生的教学方法很活，启发学生自己思考，这比让学生死背硬记老师的讲义强多了。这也反映出联大教学方式的一种特色。

金先生单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在别处我没见过那么高大的公鸡。每天吃饭时，大公鸡就把脖子伸到桌上吃他的菜。金先生也不以为忤，依然怡怡如也。金先生喜欢孩子，当时教授很穷，但单身生活总还比较宽松。他常和小朋友比水果的大小，云南宝珠梨很有名。金先生买一堆来和小朋友比，如果小朋友的梨比金先生的大，金先生就把梨输给小朋友；如果小朋友的梨小于金先生的，则不算输，找大一些的再来比。这样，往往是把金先生的梨输光完事，最后以大人小孩都哈哈大笑来结束这场赛事。我说金先生童心未泯，这正反映金先生是一位非常纯真、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

学问如海、自成一宗的雷海宗

雷先生清华学校高等科学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副科为哲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回国，曾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1932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抗战期间随校西迁，胜利后又复员回清华。1952年调南开大学任教授，直到1962年因尿毒症逝世，年方60岁。英年早逝，令人倍感痛惜。雷先生在联大是深受爱戴和欢迎的老师。他博闻强记、博通今古、学贯中西。他在美国学的是西洋史，回国以后，他认为研究历史应当兼通中外。从此夜以继日地钻研并撰写中国通史，最后完成了六大册《中国通史讲义》。从他在联大开的课也不难看出他的博学多能。他除了先与钱穆、吴晗、孙毓棠分别开过中国通史之外，还开过中国近代史、秦汉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罗马帝国制度史，还有西洋文化史、西洋史学史等。在历史系先后任教的15名教授中，开课之多，无出其右者。他上课从来不带片纸只字，但讲到人名、地名、历史年代的各种数字时，随手板书，绝对准确无误，可见他读书之认真和记忆力之强。上他的课，绝对没人会打瞌睡，不仅因为他声音洪亮，更主要是因为他讲课绝不是孤立地讲某段历史，而是与许多国际国内的背景相联系，使你了解某些史实的同时，还了解为什么出现这些情况或问题。所以同学们戏称他声音如雷、学问如海、自成一宗。记得1944年下半年上课时，当天报纸上有一段火柴盒大的新闻，讲美军收复太平洋上一座被日本侵占的小岛，名字我忘了，反正不是关岛、中途岛这样有名的岛屿。他讲这个小岛的历史沿革、战略地位、美军占领之后在军事上的重要影响等等。最后他讲学历史、读报，要联系现实，洞察全局才有意义。一席话说得我们如醍醐灌顶，感佩之至。这不只是给我们讲历史，而是教我们怎么学习，怎么提高。这比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又提高了一步。

雷先生是我们历史系的主任，他不仅在学年开始时审阅学生的选课单并签字，他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政治情况也很了解，这在兼系主任的名教授中是少有的。联大有个规定：凡学生四年学习成绩的总平均分数在85分以上的，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进北大、清华、南开的研究院读研究生。1941年入学、1945年毕业的李晓同学符合这个条件，他去找雷先生说想进清华研究院。李晓是联大左派学生的骨干分子，政治活动能力很强，1944年历史系同学主办的“历史晚会”，李晓是组织者之一，并且是大会上通过的《国是宣言》的起草人，雷先生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共党员，但能确定他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而不是适合研究史学的人才。他不直接拒绝李晓的要求，而是建议他不必读研究生，可以准备参加清华每年的留美学生考试。李晓说，清华一年才招一个人去美国研究历史，现在还有好几位候选者，我还是想读研，雷先生最后还是同意了。他不仅是联大历史系主任，同时还是清华的系主任，为了给清华培养研究人才，雷先生考虑选拔的人，是适合做政治工作还是做学术研究，也是他的职责所在。我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明雷先生是很关心学生，很了解学生的。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1945年我到云南建水县私立建民中学教书，这是一个红色学校，教师一部分是中共党员，一部分是进步群众。我是受地下党的启示去教书的。当时联大有许多到昆明来考试未被录取和没有赶上考试等待第二年再考的青年，就住在联大宿舍里。这些人生活很困难。我离开学校了，但贷金还有，还有饭吃。有的老同学劝我，先别休学，继续拿贷金，让个别生活特别困难的人可以吃我的贷金，能混多长时间就混多长。我同意了。我选了雷先生的“西洋中古史”，人既在外地，当然不可能来听课。开学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有一天雷先生在课堂发问了：“胡邦定到哪里去了，怎么不见他来上课？”当场自然没有人回答，课后就写信告诉我这件事。于是我赶紧办理休学手续，否则学籍都成问题了。这些说明，雷先生不仅是学者，而且是称职的系

主任。

最后，我想用雷先生清华和联大的得意门生、著名史学家何炳棣赞颂雷先生的一首诗，来结束这篇短文：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

波涛。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的沈从文

沈从文先生是中文系教授，我没有选过他的课，但早就读过他的小说，如《边城》等，知道他是小学毕业后就在湘西从军，当过司书之类的小催拔儿。他完全靠自学成才，靠手中一支笔来闯天下。可见他多么自强、自信。后来他开始发表小说，并受到胡适、郁达夫、徐志摩这些名人的关注与支持。适之先生还先后请他在北大和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这是在适之先生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由于这件事，我对适之先生特别敬佩，他不仅识人、爱才，而且敢于用人，敢于担当。沈从文先生在联大教过大一国文、中国小说史、现代中国文学和各体文习作，还有创作实习，这后两门，我统称它为教写作。我把现代中国文学和各体文习作的上课时间抄下来，在与我选的课时间不冲突时，会有一搭无一搭地去旁听一下。我不是想当作家，而是钦佩沈先生的为人。第一，像沈先生这样只上过小学的教授，联大没有第二人；第二，沈先生上写作课，不是讲“文章作法”之类的空道理，而是就学生写的东西加以指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他对学生习作的批语达上千字。这样对学生的帮助很大，因为说的是你自己写的东西的问题，印象特别深，而且往往能使你有举一反三的收获。我宿舍邻床有一位中文系的同学，我常能看到沈先生对他的作文批下的意见，对我自己也很有帮助。

1988年，沈先生逝世后，他的妻妹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一副挽词，只有四句：“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言简意赅，非常切合沈先生的一生。我见过有好几篇纪念沈先生的文章，都用后面这八个字做标题，包括沈先生的得意弟子汪曾祺在内。我想来想去，找不出比它更贴切的话来表达，因而不避抄袭之嫌，就继续沿用了。（编辑 杨 琳）

（作者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