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年香港有哪些挑战

陈冰

近几年来，香港激进本土主义抬头，从非法“占中”到旺角暴乱，极端分离势力不断煽动街头暴力抗争，制造对立对抗，甚至出现了“港独”。这一切给香港的社会气氛、市民心理和香港外部形象带来一定影响。但它毕竟是局部的、少数人的极端行为。香港爱国爱港的社会主流价值和市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没有变。

有人认为，“香港的问题是经济问题，是贫富悬殊的问题，是两极分化的问题，是房地产价格太高的问题”。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执行主席陈启宗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既有内部的政治问题，还有外部势力的影响问题。

香港回归20年，为何仍然有港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香港年轻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认同挑战：促人心回归

长期以来，香港经济的水平领先于内地，香港居民总体的收入水平领先于内地的居民。在国家改革开放前的30年，香港是我们唯一的连接外国世界，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桥梁和通道，是我们引进外资的重要的来源地。

“香港和内地的意识形态差距是历史形成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他们接受的教育是西方的，是西方英国人的价值观塑造了一个香港。” 中国光大集团（香港）高级研究员周八骏说，在回归20周年的时候，我们对两地经济融合一体化的前景要抱有坚定信心，因为这不是任何人，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扭转的历史性的大趋势。它是香港的生命所在，是香港的前途所在，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两地经济一体化走到了今天的地步，两地意识形态的差异需要磨合，发生碰撞，这个矛盾也就越来越突出。”

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早在1980年代便以居留权专家的身份出席了草拟《基本法》的工作。香港回归以后又参加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有关居留权、特区护照的专家小组，协助落实《基本法》的条款。

作为特区政府第一届的主要官员，叶刘淑仪指出，过去20年，《基本法》在香港的落实是碰到一些挑战的。回归前后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常委會就向《基本法》做了5次释法，其实并不算多。我觉得释法的内容字眼其实也是比较克制的。当时香港仍有不少人，特别是法律界不愿意接受释法，其实不愿意接受释法，就是不愿意接受国家在香港行使管制权。

去年5月张德江委员长来香港讲话，“本土主义没有问题，月是故乡明，我们每个人都爱我们的故乡，没问题。但是爱本土变得一种港独的思想，就问题很大了，就影响我们国家跟特区的关系，也影响了相互的互信。” 叶刘淑觉得下一任的政府，政治上有几个很重要的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促进人心的回归，向广大的社会解释，用香港人可以接受的语言去加大、加强解释《基本法》，鼓励香港人正确、全面地了解《基本法》，特别是我们在国家宪制上的关系。还有要做大量的年轻人的工作。要告诉他们，要是我们固步自封，采取一种孤岛主义，要跟内地区隔，又不愿意走出去，只是紧守我们小小700万人的市场，我们就没有发展的空间。

选举挑战：赢得港人“一国两制”信心

对香港来说，2014年9月26日晚是“黑暗的前夜”，香港学界罢课集会演变成重夺“公民广场”的行动。直到2014年12月15日，香港警方清理了位于铜锣湾的最后一个“占领区”为止，持续79天的“占领”闹剧才宣告结束。

今年3月27日，香港警方预约逮捕了9名2014年“占中”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其中包括被称为“占中三子”的戴耀廷（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陈健民（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和朱耀明（牧师）。目前，警方正式落案起诉的罪名是“公众妨扰”，最高可被判入狱7年。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硕士课程讲师袁弥昌表示：“‘占中的最深远的影响就是严重动摇了政党在本港政治中的领导地位。致使政党处处受到被动，每每被无党派人士比下去。直到特首选举也毫无恢复的迹象。另一方面‘占中大大加深了公众的认识与了解，其效果是削弱了原本政党为市民提供的政治提示的功能，令市民对政党的追随度降低，削弱了政党的影响力。引来市民反感的民粹运动，经过了温和化、更主流化之后，最后沉淀成一种新型的市民政治，这种新型政治衍生出一批新类型的市民或者是选民。他们具有高度的政治认知程度，却不属于任何政党。西方学者叫他们叫做非政党市民。跟我们一向所认识的沉默的大多数不一样，他们并不是不关心政治和只具备低政治认识度的市民，而是年轻，受过高等教育的后物质主义者。现在世界上不少先进工业社会的非政党市民已经追上了不关心政治的市民的数目，并且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些发展迹象显示香港政治很可能正迈向这种非政党市民化。”

不过香港政治也出现了一些比较乐观的发展。经过国家释法之后，激进派和“港独”分子已经被边缘化了，暂时看不出有复苏的迹象。同时港人逐渐认识到“一国两制”才是对他们、对香港最大的保障。所以颇为意外的，经历了动荡不安的2014年到现在，确保“一国两制”反而成为了社会最大的共识和最大的公共约束。因此，袁弥昌建议，在激进势力与“港独”已受控的前提之下，中央在确保管治权一事上，当务之急是尽快重新赢得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这样才是确保中央对港的管治权最重要的关键，也是保持香港稳定的不二法门。”

阶层挑战：安居乐业

一个健康的社会，能给年轻人提供安居、乐业、结婚、生子的机会，但是在今日香港，楼价和供楼负担都创了新高。从2001-2013年的12年间，香港人的工资增幅为2.5%，但是楼价升幅却是工资的50倍左右，同时物价和租金也升幅惊人。

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其实香港现在就业情况是很乐观的，失业率3.2%，近乎全民就业了。个人月薪中位数1.62万，比1997年时高很多。问题是整个香港在制造业北迁之后，转向服务业。而服务业中更多的为金融服务业，吸纳的多为高端海归人才，香港本地人进入金融服务业的人数反而不高。研究显示，20年间香港大学生劳动人口增加近70万，而2013年约有13万大学生从事的是毋须大学学历的工作，大学生的起薪比较低，44%是在1.5万元以下的收入。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中位数在2013年只有10860元。如果把大学生以5年分为一代，则第一代大学生毕业当年只需花23.6%月薪便可在新界购买430尺单位的一尺，第二代大学生亦只需花33.5%月薪即可；但是第六代大学生更是要花61.8%月薪才可购买新界430尺单位的一尺，尺价占其收入比例翻了数倍。大学生置业能力严重下滑。与此同时，由于租金高企，创业环境也不够理想，工作机会没有内地多元化，机会也远没有内地那么多。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两极化进一步使得年轻人缺少向上流动的机会。

无工作、无产业、无前途的“三无青年”因为看不到希望，往往容易成为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智库“正思香港”研究主任陈少波认为解决的出路，要跳出香港看香港。一个是“一带一路”走出去，另外一个融进来。在大湾区解决香港人的就业、置业问题。

“我们对香港未来30年要制造一个愿景，要用希望带领香港转型。过去香港是西方进入中国的门户，做的是洋中介。未来30年在中国推动的全球化里面，香港要调整自己的角色，要成为中国的中介，带领中国的企业、产品走向世界。”

摘编自《新民周刊》2017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