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安静赜

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表象上看是经济增速换挡，本质上则是原有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根本上是决定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转变滞后。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一、加快形成新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迫切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迫切要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高增长之后，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开始呈现放缓态势。经济增速换挡，主要是因为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支撑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发生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经济增长的需求、供给、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一是需求约束。从过去的需求旺盛转向需求不足。从外需看，国际金融危机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总需求不振，深层次影响在一段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低贡献可能成为常态。从内需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对汽车、房地产的市场需求从持续扩张期进入调整期；同时，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产能过剩矛盾加剧，消费、投资需求均显疲弱。二是供给约束。过去我国在引进发达国家成熟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等要素

成本上升，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减弱，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支撑经济发展已经越来越困难。三是资源环境约束。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较大，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也对今后经济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经济的减速换挡，本质上是由于需求、供给、资源环境“三大约束”强化，导致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既蕴含着新的重要机遇，也面临新的矛盾和挑战。引领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加快形成新的体制机制。体制机制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形成相关利益格局，决定经济发展方式。我国早在“九五”计划中就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所以多年来进展不大，关键是发展体制机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破除原有发展方式赖以存在的体制安排和利益结构，为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更高效率、更好效益的发展创造条件。

二、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方式

新常态下，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方式，要切实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主要依靠外需、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摆脱“速度情结”“GDP崇拜”“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当然，这不意味着不要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我城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是我们的长期任务。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要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要实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增长速度，必须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切实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从主要依靠外需、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要更加重视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释放我国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要着力提高消费质量，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要以扩大旅游、养老、休闲、体育、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当前，我国在某些行业产能过剩的同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无论是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生态环保、医疗养老等民生改善，都需要大量的投资，关键是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效率，优化投资结构，使投资有利于调结构、补短板、增后劲。新常态下我国出口增速减缓，但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形势下，其在经济增长中的支撑作用仍然不可低估。关键是要创新外贸发展模式，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

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随着我国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要切实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科技创新，加强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升有效供给，创造有效需求。要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实现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引领型发展。

三、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是引领新常态培育新动力的根本途径。必须按照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效能。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围绕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三张清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进一步创新监管机制和方式，优化政府服务，提高政府效能，真正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该提供的服务提供好，切实增强市场主体的动力和活力。endprint

深化所有制改革，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分类推进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激发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深化市场配置要素改革，促进要素资源有序流动。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健全资本、土地、人才等要素市场，促进人才、资金、科研成果等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有序流动。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的现代财政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改进预算管理和控制，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体制，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加快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继续推进增值税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加快资源税改革，推进环境保护费改税，强化税收在促进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中的杠杆作用。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着力加强对中小企业、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发展服务中小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更好支持服务实体经济。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引导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让机构、人才、资金、项目等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要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和服务保障体系，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以市县级行政区为单元，建立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差异化绩效考核等构成的空间治理体系。探索促进绿色富国、绿色惠民的体制机制，支持绿色生产，培育绿色产业，生产绿色产品，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协同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要适应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通过形成开放新体制促进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

（作者系内蒙古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康红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