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语罕和他的弟子们

余音

作为革命家，高语罕在白话文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创建共产党、策划南昌起义等重大历史关头，都有不俗的表现，他还曾参与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革命岁月里，他的官做得不算小，可以说是“兼济天下”；但就其一生来看，他总体上还是一个寒士，为了自己的信仰，他“独善其身”，用“笔耕”、“舌耕”传播先进思想，推动社会进步。更鲜为人知的是他曾执教于芜湖五中、黄埔军校、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等院校，“欲栽大木拄长天”，培养了蒋光慈、阿英、李克农、丁玲等一大批杰出人才。

革命文学的“助产士”

1916年秋，经留日同学刘希平的推荐，高语罕担任了芜湖省立第五中学的教员，后来，又成为学监。当时，长江之畔、赭山之下，刘希平、高语罕、沈泽民等先进教师聚集一堂，对学生们进行启蒙教育，传授革命思想。高语罕经常与陈独秀、胡适、恽代英等通信，交换意见，邀请胡适、恽代英等到校讲演，并将自己收集到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报刊分发给进步学生。课堂上，高语罕自编讲义，形象、生动地讲授白话文写作要领；业余时间，他发起、组织了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编印《自由之花》，批评封建独裁统治，五中学生蒋光慈、吴葆萼、李宗邺，外校学生阿英（钱杏）、李克农等，都是安社的骨干分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次日傍晚，芜湖

《皖江日报》编辑郝耕仁就收到电报，他以最快的速度把它交给谭邦杰（五中学生，《皖江日报》社长之子），嘱咐他赶紧送到芜湖五中。当夜，高语罕接到电报，热血沸腾，他耳边回响起了早稻田大学的学友陈独秀的话：“你们在安徽搞地方的，我在北京搞全国的。”于是，他一路小跑，来到学生宿舍，把学生骨干叫到身边：“要响应北京运动，光一个学校不行，今天你们到各校联系。”他指派蒋光慈去萃文中学、胡澍去圣雅阁中学、胡涣去省立二农……自己则负责教师的联络。

5月6日，各校师生代表聚会芜湖詹家巷，在高语罕的主持下，宣告成立学生联合会，何其巩当选为会长，蒋光慈、李宗邺为副会长。会议决定，第二天就举行全市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作为学联“军师”，高语罕当场挥笔，起草了一份宣言书，要求北京政府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并呼吁社会各界罢工、罢市，积极参加爱国行动。随后，芜湖的爱国学生运动拉开帷幕，迅速成为全省的一面旗帜，经《申报》《新闻报》等报道，产生了全国影响。

1921年1月，高语罕把在芜湖五中、工读学校的讲义编纂成《白话书信》，出版发行后，与《独秀文存》、胡适的《尝试集》一起，成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最畅销的三部书之一。不久，经他推荐，蒋光慈、吴葆萼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同行，前往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正是在留学期间，蒋光慈在接受革命知识的同时，沉睡的诗情也被唤醒，“我生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他废寝忘食地创作、翻译了40多首诗作。1924年6月，已在德国留学的高语罕展读蒋光慈的诗稿，喜上眉梢，欣然为《新梦》撰写了长序：“少年的中国人，绝不在黑暗之后忍耐，绝不对那些欺压他们的谦虚，绝不让我们的庄严的国土受强者蹂躏，绝不妄想‘天上突然落下武器的报应，我们要自己前进！我们要鼓动革命！这是我劝光赤（蒋光慈的原笔名，后来，为了保密身份，才改成谐音的“蒋光慈”—笔者著）同志发表他的《新梦》集的第一种意思……”《新梦》也没有辜负高语罕的期望，1926年6月，已经出到了第3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高语罕的学生中，还有阿英、丁玲、韦素园等，相继走上文学之路，并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国共将才的恩师

革命猛将孙一中，也是高语罕在芜湖工读学校和黄埔军校的学生。

孙一中，原名孙以宗，按照“士克祖家传、多方以自全”家谱，应是咸丰状元、光绪师傅、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的本家子孙。但是，孙一中却生于农家，父母早逝，小学没毕业就到上海打工，住在同庆里皖春公寓，起早贪黑地劳累还经常受到上海滩地痞流氓的欺负，这种环境下，他养成了不怕吃苦、敢于斗争的倔强性格。后来孙一中流落到芜湖，与同乡好友曹渊等住在一起，靠蹬三轮、搞搬运糊口。

为了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高语罕等人集资在赭山脚下观音松兴建了15间平房，创办了工读学校，不收任何费用。曹渊、孙一中等老乡“近水楼台先得月”，一起入学。毕业后，高语罕又把他们送到好友柏文蔚的驻粤皖军司令部当兵。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时，曹渊、孙一中双双考取，与胡宗南、陈赓等人成为同窗。

1926年1月，高语罕作为留德代表，回国参加国民党二大，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常委，还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在《政治学概论》教学中，高语罕“旁征博引、无所不谈”。当时，黄埔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段子”：“怕的是邓演达，爱的是恽代英，敬的是高语罕，服的是张治中。”毛泽东表弟、林彪同学、黄埔军校四期生文强回忆道：高语罕“说白话文要成为革命事业的宣传工具，要求普及，用到革命生活一切领域之中。有一次，他风趣地说，‘同学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也许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没有对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学生时代的经验，用文言文写爱情信，不如用白话文写爱情信，这是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诸位努力写吧！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他因此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政治教官”。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在黄埔生中，他第一个担任师长、第一个成为少将……是反共的急先锋。但政见不同，并未影响他对老师的敬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语罕“一心一意欲对抗战致敬其绵力”，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胡宗南亲自派车把高语罕送到南湖机场，飞往重庆。高语罕感慨不已，赋诗纪念：“今日南湖处女航，万千心事付苍茫。奋翼振羽穿云乱，仰卧低垂入眼忙。东望阴霾须净扫，西来筹策费商量。书生愧乏匡时略，蜀道艰难未可亡！”但蒋介石对过去一直跟自己“唱对台戏”的高语罕毫不谅解，使他空有壮志，无处报国，“决计飞港转菲，重理卖文旧业”。胡宗南闻讯，当即拍来电报：“此间一切亟盼前来指导，拟请大驾即临西安，俾得亲承教益。”因为战事瞬息万变，胡宗南“刻因事赴甘，请驾暂缓来陕”，高语罕没能成行。

无意间收了个“关门弟子”

抗战后期，高语罕既被国民党打入另册，又因政见不同而被共产党开除，以致最后落得“家无隔夜米、身无换洗衣”，生活日益艰难，最后不得不在《新民报》上刊登《谋食启事》，靠给别人翻译《圣经》养活家小，尽管如此，他却志气不改，对于独裁统治、发国难财现象，照样是秉笔直书。

1942年4月，面对飞涨的物价，高语罕的生活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他决心发挥专长，开一个《红楼梦》讲座，收取一些门票，渡过难关。他找到《新民报》社长陈铭德，请他帮助做点宣传。《新民报》虽是民企，自我生存也不容易，但陈社长古道心肠，很佩服高语罕的骨气，不仅答应每次开讲的前一天，《新民报》免费发布消息，而且考虑到高语罕住在江津，过江到重庆讲座不方便，就主动提出，每次开讲前，他可以提前过江，就住在陈公馆内，管吃管喝。《〈红楼梦〉宝藏六讲》一开讲就受到听众热烈欢迎，以至于散会时，主持人李公朴不得不宣布：“这所老房子岁久年深，经受不住一窝蜂，请大家鱼贯列队，款款而行。”

不久，高语罕又应陈铭德之邀，搬到成都，一边为《新民报》撰写连载《九死一生记》，一边给吴敬琏（邓季惺与吴竹似之子，陈铭德与邓季惺结合后，尊重邓季惺的意见，邓和吴的孩子仍姓吴）等人补习国文，并对他们视若己出，关爱有加。

高语罕对教学似乎很有瘾，曾希望重执教鞭，哪怕是到小学校当“孩子王”也行，这样，既可以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又能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次，陈邓夫妇请他做家教，他喜出望外。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对几个孩子做出中肯评价：大姐和二姐都很聪慧，但二姐好动，大姐好静；大姐爱读书，二姐善交际。三姐尚在启蒙时代，天资稍钝。我因教授时间太短，在她身上也就没有下功夫，很歉然。小弟（吴敬琏的小名）有心思，有条理，嗜学，在高中也是高才生，但身体也不好。这是他们姊弟们的美中不足，但我在空前寂寞的当儿，每天有几个青年学生同我接近，精神上得到不少的安慰。

不管到哪个朝代，高语罕的士人人格都是值得敬佩的。生前，特别是晚年，他很不得志，但他的学生王光华、朱大猷、单长琦、丁廷洧等并未疏远他，而是尽己所能接济他，他们不时带上米面油盐，去探望自己的恩师。1947年4月23日，高语罕离世后，家里一贫如洗，无钱收殓，王光华等人慷慨解囊，在南京南门外花神庙为他买了一块墓地。多年之后，即使是在他的历史问题还没解决的情况下，一些学生还是以各种方式缅怀他。20世纪80年代，芜湖五中学生、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宗邺在《悼念高语罕先生》中赞颂道：“渡江长夜盼黎明，人海苍茫雾里行。五四浪花高百尺，导航灯塔是先生！”（编辑 杨 琳）

（作者是辽宁作协会员，《东北之窗》原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