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永宁让副总理写检讨

操风琴

中国除了国家元首等极少数人出行有专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出行出访与普通老百姓一样，是坐民航班机的。但多年前并非如此——

年近九十的丁永宁似乎还在演绎不老传说，她看上去比同龄人要年轻得多，而且思维敏捷，思路清晰。电脑，，追韩剧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1949年，丁永宁肄业于教会学校震旦大学医学院，懂法语、英语，后在工作中学习了罗马尼亚语。进入外交部工作后，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当翻译。年轻的丁永宁完全可以顺利成长为高级外交官。但是丁永宁更喜欢做记者，于是不顾外交部的挽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调到新华社国际部做了一名编辑、记者。因为这个身份，让她“胆大包天”干了不少惊心动魄的大事。

女篮队员欲搭副总理专机回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丁永宁两度被派往罗马尼亚担任首席记者。那时，新华社的女性担任首席记者，少而又少，丁永宁赴任时，小女儿才一岁半，五年后回国时，已不认识妈妈这个“陌生人”。

而她在罗马尼亚干得最轰动的一件事，是丁永宁顶着压力，秉笔署名写下内参：《中国女篮是怎么被撵下专机的？》，当时高层亲自批示，导致当事的副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公开做检讨，中央并立规严格限制坐专机的领导人级别。

如今，中国除了国家元首等极少数人出行有专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出行出访，是与普通人一样，坐民航班机的。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并非如此。副总理，甚至解放军三总部的副总长，出行都是有专机的。一趟专机飞个来回，油费、停机费、人工费，各种花销至少几十万美元。

当时，中国通向全球的转机航线只有三条：北京至莫斯科，北京至布拉格，北京至布加勒斯特。

1978年，中国国家女子篮球队一行二十余人从拉美打完比赛，从罗马尼亚转机回国，机票很紧张，长期滞留住宿也是要花国家外汇的。怎么办？

而中国这位副总理正率代表团乘专机访问罗马尼亚，准备启程回国。使馆、中国民航驻罗办事处以及代表团三方商量出一个好办法：这一架专机能坐150人，而副总理的代表团也就十四五个人，空闲大量座位，何不让女篮队员搭这顺风机回国？

就要起飞之际，代表团工作人员突然匆匆上了飞机，要求女篮队员全体立即下飞机！任凭使馆和民航代表处人员怎么解释，但对方就是坚持：“首长不同意这些人坐飞机，让他们下去！” 女篮的旅馆事先已退房，离开机场后，没有住处，只好睡在使馆的会客厅里，过了一周才买到民航的机票回国。

这个事件发生时，作为新华社驻罗马尼亚首席记者的丁永宁并不在现场，当时她回国参加新华社国外分社会议。回到罗马尼亚后，使馆人员气愤地对她说起这事。丁永宁决定：报告给中央。

女记者写稿“投诉”副总理

在罗马尼亚，她挨个采访事件的当时人。事件的全过程弄清了，最关键的问题是：把人赶下来，是不是这位国家领导人本人的决定？

丁永宁认为：既然是临时变卦，极可能是女篮队员上机后，这位领导人本人在与罗方的临行宴会上作出的决定。

这必须找参加宴会的人核实。当时参加宴会的是大使和参赞，大使胆小怕事，参赞是这位主管外经贸的副总理的下属，两人不但不会如实告知丁永宁，反而可能会极力阻挠她写稿发稿。

丁永宁绕开他俩，想到了宴会上还有翻译人员。翻译私下告诉她：宴会上代表团成员确实向这位副总理报告了此事，但他没有听到副总理的回复。

丁永宁写道：“副总理乘专机不是个别现象，现在出国访问，凡是副总理、副委员长，甚至个别副总参谋长均是专机。大量使用专机是一种讲排场的坏作风，是封建落后思想的表现，党和国家的威望不靠这些来提高。相反，凡了解我国目前经济和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人，只会暗中耻笑我们，它有损于我们的社会制度。 我们国家还很穷，劳动人民的生活还很苦，我们处处都应注意勤俭节约，领导干部更应以身作则。希望中央领导重视这个问题，并迅速改革这个制度，使专机的使用范围尽量缩小到几位主要领导人。”丁永宁还介绍了罗马尼亚的情况：“除了罗共总书记兼总统外，其他领导人出访一般均乘民航班机。”

内容中，所有的人都是真名实姓，包括对那位副总理，也是指名点姓。文尾，她署上名：丁永宁！丁永宁将手写的稿件亲自装好，交给外交部信使队带回，由新华社总社参编部报送中央领导。 中央领导看到稿件后，要求这位副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作检讨，副总理很诚恳地进行了检讨和反省。

事后，中央研究决定：取消副总理级出行专机，只有当时党政军等四位国家领导人可以坐专机。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今天。

从公开新闻中也可看出来：这位副总理1978年的这一次出访，新华社公开稿写的是：“某某某副总理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1980年，这位副总理又来罗马尼亚访问，这一次，新华社写的是：“某某某副总理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一字之差，内涵丰富。

年近九旬仍然在新华社上班

丁永宁在东欧工作期间，和同事们独立研判东欧和国际形势，向中央进言：世界大势在缓和，而不是紧张。

而当时的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对罗马尼亚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使馆主要领导思想僵化，认为：罗马尼亚把主要精力搞生产建设，就是修正主义，中国不应与修正主义国家友好。在这个问题上，使馆党委内部吵得一塌糊涂，严重影响了中国与罗马尼亚关系的正常发展。

丁永宁列席使馆党委会议，她认为：大使的观点与国际大背景不符，与国内经济建设的方针不符。经过慎重思考，她写下两万字长文：《如何正确贯彻中央有关对罗方针政策》，回国开会时当面向新华社社长曾涛详细汇报，曾涛立即将报告呈送给当时中央负责外事工作的耿飚。随后这位大使很快调离了罗马尼亚。

从罗马尼亚卸任回国后，丁永宁1986年被借调至中国记协，任记协国际联络部副主任兼外国记者俱乐部主任。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来华常驻的外国记者越来越多。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央为对外宣传工作制定了八字方针：积极主动，更加开放。

丁永宁开创性地贯彻了这一方针。外国记者俱乐部平均每个月举行四五次记者招待会，甚至一周两三次。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公安部长阮崇武、航天专家钱学森、副总参谋长迟浩田等人，都先后接受了俱乐部的邀请，作为嘉宾参加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在全国记协四年，丁永宁最难忘的，是1987年担任中共十三大新闻中心副主任，参与筹划了十三大选举出的新领导人会见五百余名中外记者的新闻酒会，这是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为中国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改革开放的高大形象”，西方媒体如是说。

“我所受到的感染、我所获得的启迪，终生难忘，”丁永宁说。

1989年丁永寧回原单位新华社。直到今天，即将九十高龄的她依然每周两次到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