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的和谐中国情怀

余玮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一本权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以见解独到、思想深刻，引起了不少学者关注；由文及人，对文章作者李培林也关注起来。之后，大家经常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上看到李培林，知道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再过后，还知道他是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前不久，李培林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接受采访，纵论“和谐社会建设”。更多人知道了他大学毕业后出国读了硕士、博士，现在是博导，发表了近百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出版过10多部学术专著……如今是中国社会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

一个下午，笔者专访了这位中国社会和谐问题研究专家。李培林富有历练的人生，让我领悟到一位社会学家的职业良心与社会责任之所在。

解读国家发展战略重大调整

李培林于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提出“社会转型”理论，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一般人认为，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存在着两只手：一只是有形的手———政府干预，一只是无形的手———市场调节。李培林认为，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只手”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社会结构转型。

李培林坦言：“‘社会转型的思想其实是现代化理论的经典思想，并非我的发明，我主要强调了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是两个共存的但并不一样的转变。这两个转变的共存决定了中国增长和发展的特色，形成了引起世界各国所关注的‘中国经验”。

李培林是最早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社会学家之一。10多年来，他多次在重要场合呼吁，“必须把社会发展列入政府中心工作”、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中心”。他认为，政府不再是为了经济的增长去做各种产业投资的计划，而是维护和完善市场秩序，解决好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如就业、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健康、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等，也包括政策调整、体制改革、机制转轨、观念转变等“软件”，给整个社会带来结构的变化，使人民生活和各个非经济领域发生明显的改善。

2005年2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0次集体学习。李培林作为第一主讲人和景天魁研究员就“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进行了讲解。胡锦涛对李培林、景天魁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你们应当更加深入地进行对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李培林心领神会。

做学问要耐得住枯燥与寂寞

高中毕业后，李培林当兵服役过几年。

1977年7月，高考恢复。全国570万青年报名参加高考，竞争20余万个指标。李培林欢呼雀跃，马上进入临战状态；不久，如愿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

大学毕业后，李培林考上公派出国留学生派往法国。1983年，李培林到了过去通过巴尔札克和雨果的小说了解的法国，并在读完硕士后进入坐落在巴黎拉丁区塞纳河畔的巴黎第一大学。

“第一学年下来用省下的钱和同学结伴而行，买欧洲学生暑期旅游通票，背着睡袋游遍欧洲的主要城市。”旅游归来后，李培林兴致勃勃地给导师谈一路趣闻，导师却沉着脸甩给他一份几页纸的读书书目。回去细看，李培林的心情一下凉了下来：所列书目都是老掉牙的古典著作，“当时心仪的是时髦理论和新潮趋势，心想读这些书还用不远万里跑到国外”？

此后，李培林曾多次试着和导师讨论一些最新发表的新奇理论，炫耀自己阅读的广泛和对前沿问题的跟踪。没想到没有一本书逃出导师的阅读视野，他的知识面就像如来佛的手掌心任你翻跟头，最后还是仍过来那句老话：回去读经典，要耐得住枯燥。李培林只好硬着头皮读，读书笔记作了十几厚本。李培林说，“这耐得住枯燥的读书，参加工作后才感到终身受用无穷。因为以后忙着进行课题研究、实地调查，忙着整理数据资料、著述撰写文章，还忙着各种科研、教学和外事的行政事务，再也没有集中的时间安静地读书……”

深入实际蹲点调研了解国情

1988年，获得巴黎第一大学博士学位的李培林，回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

刚回国的时候，正赶上社科院组织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李培林参与了一个课题组，到山东陵县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从繁华喧闹的花都巴黎，一下子深入到一个到处是盐碱地和沙土地的农业县，巨大的反差可想而知。“我们住在县政府招待所的一排平房里，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县府各个部门和村里去搞调查。”

刚去的时候正赶上冬天，平房没有暖气，靠烧煤取暖。在城市暖气房子住惯了的李培林，最怕的就是晚上封煤炉，往往十有八九会封灭，第二天重新生火，被烟熏火呛得直流眼泪。李培林说，最惬意的时候，是外面狂风呼啸雨雪交加，户外的一切活动似乎都停止了，屋里的炉火因气压升高而被烟囱抽得特旺，连炉子也烧红了。这时躺在被窝里，翻着久违了的闲书，心不在焉地听着录音机里传来的G.Bizet的《卡门》……

尽管当时的工作条件及环境比较艰苦，但李培林认为那一段经历于自己此后的学术道路影响很大。他说：“中国县级单位是国家大社会的缩影，对县社会的解剖，是了解国家大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点。要真正做到调查的实事求是，是很辛苦的事，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对于改革以来农民生活水平变化的判断，当时通常以“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来衡量，但李培林在调查中发现统计因素有误差。他从实际出发测算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988年比1978年增长了3倍多，而此前的多数文章和调查材料，都认为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期增长了10多倍。李培林说：“没有细致的调查和测算，就无法掌握这种差异；仅凭省力的统计数据的比较，在学术上就有很大的风险。真正的学术应当是社会的良心。”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1996年，他组织了对全国10个城市500多家企业的问卷调查。面对上千万字的调查数据，李培林心里却一直发怵，从纯粹学术的角度说，这么丰富的资料和数据，可以写出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但如果这些数据本身有问题的话，所作的分析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呢？于是，李培林决心和课题组一起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个案访谈调查。

1997年秋，李培林一行踏上去东北调查的历程。他们调查了很多家几万人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军工企业，这些企业有些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的甚至在少有人烟的山区，要长时间乘车跋涉。听说是从北京来搞调查的，企业和工人对他们显示出极大的热情。陪同的省机关干部说，“很多企业都拖欠了一年多职工工资了，职工情绪很大，因一时难以解决，他们都不敢来”。李培林与同行对各个层次的职工进行了个别访谈，有时一个职工就谈五六个小时。“他们很多人当年都是大学毕业生，为了建立共和国的工业体系，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下，‘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如今冬天在即，企业购买暖气用煤的款项还没有落实，而那里冬天的最低温度可达摄氏零下30多度。”一个厂长对李培林说，该企业产品缺乏市场，转产需要时间和资金，企业在山区，远离社会，企业自己要“办社会”，负责职工的孩子入托、子女上学、家属就业以及生老病亡、日常生活……再有本事的厂长，也会被这众多的事务和由此产生的成本拖垮。

这次调查，使李培林确立了对国有企业“社会成本”进行数量分析的重点。问卷调查中对国有企业养老、医疗、住房、福利以及各种福利设施的调查恰好派上用场，他用数量测算的结果来佐证企业个案访谈的结论。李培林说：“我们研究人员如果对这样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缺乏研究，只能是学术本身的悲哀。”从东北调查回来，李培林赶写了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和解决问题的建议。“我内心惦念着，那些过去的创业者如何渡过那个冬天……”

从洞察生活变迁中获得真正的知识和学问

长期以来，粮食产量一直是判断农业形势的主要指标。有老教授告诉李培林，判断农业形势的“秘诀”，就是观察自由市场上粮食价格的升降，说此“秘诀”屡试不爽、万般灵验。

很多外国学者对中国粮食自足能力有很大的怀疑，美国经济学者布朗就曾提出“谁来养活中国”而引发争论。近几年，中国粮食的播种面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不断减少。按照过去判断农业形势的“秘诀”，粮食会出现大量短缺、价格会暴涨。但出乎意料的是，近些年粮食的价格非常稳定，甚至是微降，国家还拿出大量的粮食，用于还草还林还牧的补贴。粮食供求关系的这种逆转，一时让李培林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李培林终于寻求到了“秘诀”失灵的“奥秘”：原来是由于饮食结构的巨大变化，粮食消费减少了。人们日常食品中，水产品、蔬菜、奶类、水果等大量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饮食结构的变化，会带来生活水平的变化。即便“恩格尔系数”不变，只要食品支出中粮食减少了，也表明生活水平在提高。

李培林还认为，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价值认识矛盾很重要。李培林主编的《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说，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比城市人幸福感更高”，这个结论一度遭到不少人从常识出发的严厉批评，他们觉得农民比城市人穷苦，说他们幸福感高是在粉饰问题。李培林有自己的理解：“‘幸福感反映的主要是一种主观感受，与客观指标反映的‘幸福往往并不一致。决定人们‘幸福感的一个基本公式，就是人们对幸福的欲望去除人们满足幸福的能力。所以，幸福感的高低，不但取决于你‘满足幸福的能力这个分子，还取决于你的‘欲望大小这个分母。人们常说比较产生痛苦，而社会越开放，人们比较的参照就越多。”

李培林解释说，有钱的人或物质生活水平高的人不一定就幸福，毕竟其中精神焦虑、生活苦恼的人不在少数。当然，农村人幸福感高，也可能反映了温饱即安、知足长乐、缺乏进取的状态。李培林说：“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要注意主观生活质量。所以在改革、发展中，不仅要注意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还要注意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要有一个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为人们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

久违的文学梦与难了的经邦济世情

1955年5月，李培林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书香门第。他家祖上是曾连续5代从事乡间私塾先生行当的世家。父亲曾任山东师范大学校长。初中的时候，李培林比较喜欢古典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章回小说，透着飘逸、潇洒、壮烈和激昂，人情的迭宕起伏远比数字的换算有趣，加之老师常把他的作文当作范文宣讲，激励了李培林对文学的追求。但时过境迁，年轻的梦想渐渐被火热的社会生活所替代，文字的精美也愈来愈被学术图表所取代，一篇篇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及调研报告成就了他经邦济世的新梦想。

农村的城市化是李培林曾经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他发现广州“城中村”的形成与北京、上海周边地区的农村城市化过程尽管有些差异，但其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构成的社会生活网络形态是一样的，而且还同样都存在地权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认为“城中村”是落后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文化的多样性是有利于城市文明进步的。由此，李培林受到了震动，有了写作的欲望。于是，有了《巨变：村落的终结》一书的问世。李培林认为，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工业化的伴随曲，村落终结的意义在于它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

2004年2月，李培林到日本做访问研究工作两个月。这期间，他尽量多接触日本社会，把一些观感记下来，并试着用社会学的分析角度去概括一些“社会潜规则”。这时，他久违的文学创作激情又激发出来。不多时，一部近20万字的随笔集《重新崛起的日本》一书问世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这部国外生活随笔的出版挺受欢迎，还有人把他的这本书放到互联网上。他甚至作为专家被邀请到日本参加中日关系高级研讨会，并受到时任中国驻日使馆王毅大使的宴请，日本驻中国大使也特意向他致函。他自己戏称这算是“客串演出吧”，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收获。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社会转型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到现在“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一个主流名词，李培林的最大感受是：“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巨大的社会变迁对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新的需求。现实要求我们认真分析当前社会结构变化的特征，对新的形势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责编 冯春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