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仰存续力提升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

[摘要]政治信仰反映了一种政治理性与政治安慰，具有社会团结和价值凝聚功能，能够促进社会关系的合理化调整和指导社会实践，提升人类自身的发展。当前经济利益与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出现了一元化的政治指导思想与人们多元化的诉求之间的多重张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存在政治信仰危机。信仰危机意味着人类更加迫切地渴望终极关怀，信仰的重建必须在调整性与连续性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新时期提升政治信仰的存续力，需要传统政治资源创造性转换，现有政治资源适应性创新，采取固本与纳新策略，创造维持一定连续谱系的政治共识，为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提供理念支撑。

[关键词]政治信仰；信仰危机；信仰重建；固本纳新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3-0082-06

[收稿日期]2014-1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运行机制研究”（13BZZ003）。

[作者简介]夏德峰（1974-），男，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政治发展和公共治理研究。

信仰指对某种主义和价值的信奉，信仰的本质是人类的一种自我超越性，是一种信奉、持守和追求，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根植于现实的终极关怀。人类的终极关怀是通过信仰而实现，人必须“立地”而“顶天”，“立地”需要的是人类的理性，“顶天”需要的却是人类的信仰，“立地而顶天”即终极关怀恰恰需要的是在理性基础上的信仰，是一种理性与安慰。

一、政治信仰的价值及其功能

政治信仰是人类信仰中极其重要的信仰形式，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社会群体或个人的政治价值取向，它反映了信仰者对人类社会“应然”状态的理解和在未来社会中的理想确定性。

（一）社会整合与价值凝聚

所有的政治权威都致力于意识形态的整合，尽管他们所采用的政治策略和具体手法存在很大区别，不过意识形态的整合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在非洲和拉美，淡薄的国家观念和脆弱的政府权威长期使新独立国家对各地穷于应付，这些未经融合的亚文化的存在，形成了名义上统一的国家和实质上处于冲突的“分裂社会”。尼日利亚、刚果和索马里发生的内战，表明了国家因缺乏主流意识形态而在政治上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后果。意识形态获得真正影响力和说服力是它在建立认同和团结过程中的贡献。“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就是那些在观念形成过程的关键时刻赋予个人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和团结感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均发生在政治领域。”[1]（P244）意识形态既包括对一种现存秩序提供合法性也就是合理性论证的理论和观念，也包括试图构建一种自认为更合理的新秩序的理论和观念。政治信仰作为意识形态中的核心要素，对信仰群体和个体具有指导作用。政治信仰使根本利益一致的社会成员汇聚在一起，也为信仰群体提供统一的政治思维方式和指导思想，使原子化的个人因为有了共同的信仰而团结起来。葛兰西把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称为“社会水泥”，意识形态起到了团结统一的作用，具有凝聚功能。

（二）社会正义与秩序稳定

正义的基本含义是公平、正当、合乎情理或合乎道义。正义所关涉的内容指向公共领域和人的社会行为。毕达哥拉斯将正义视为和谐。柏拉图认为正义不仅是一条道德原则，也是一条政治原则。亚里士多德把正义定义为“由之做出公正的事情来的品质”。“正义依赖于秩序并提升秩序，没有它人们不能彼此信任；而秩序又必须建立在安全得以保障的基础上。”[2]（P60）人们从秩序中寻求正义。正如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思想与观念可以作为修正社会秩序可援用的工具。政治信仰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价值取向，其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为信仰者提供判断社会政治制度优劣和政治行为正确与否的主观标准。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正义原则是由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决定的，它的基础或根源是社会现实，正义原则的普遍性根源于现实的合理性，它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相契合，代表或指明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的合理化调整或变化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关键因素。马克思把无产阶级正义的最终目标设定为共产主义社会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种正义，体现了个体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和集体的发展、个人美德与制度美德的有机统一。

（三）改造社会与促进发展

信仰是人的社会存在和价值实践的思想反映，反过来驱动和引导着人的价值实践，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如何改变世界”，要求人类生活实践及其历史发展作为信仰问题研究乃至信仰学的最终根据。社会实践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本质上是一个创造性过程，人在实践中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人的本质得到升华。评价一种意识形态的发展程度，不仅要看其思想内容的先进性和丰富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看其对社会生活的整合作用和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基本立场。信仰的本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升华，作为一种自我超越关联着理想，表征着人所特有的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经过不断的实践超越，奠定了人类理性之基础上的信仰。

生存意识是信仰发生的根基。人类在顽强的生存意识的驱动下，完成了自己漫长的生成过程。人类不是为了信仰而信仰，最初动机和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更好的生存，从实践的立场看意识形态，不仅要坚持意识形态作为精神现象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而且还要承认生产实践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意识形态的价值信念与理想追求，不过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利益关系的观念表达。信仰具有明显的理性选择倾向，“信仰是个人的、内心的，但信仰的表达与实践却是社会利益、政治权力等等关系的整合。因此，信仰的神圣性逐渐消失，得到强化的却是信仰关系的现实性”[3]（P183）。信仰本身难以单独存在，它们唯有通过象征行为才能得到展现和被人感知。基于“生存论”的层面，要求把信仰问题提升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层面和高度来把握，提升到着眼于面对“终极而美好”的未来，提高生存质量和注重全面发展的动态机制来考量。

二、当前政治信仰的挑战与机遇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与结构调整、新旧意识形态更替与过渡的关键时期，在政治领域出现了一元化的政治指导思想与人们多元化的诉求之间的多重张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存在政治信仰迷失。信仰的本质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信仰危机意味着人类更加迫切地渴望终极关怀，信仰的重建也必须有相应的意识形态的调整和变革。如何提升政治信仰的存续力，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政治信仰的迷失

信仰处于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地位，信仰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坚固的专一性和持久性，这样就决定了信仰还表现为公众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迷恋与顽固性。因此，转型期特定社会的信仰危机，首先表现为一种传统的危机。另一方面，世俗化的发展导致意识形态个体的物质化与理性化倾向，旧的象征符号丧失其原有的功能，原来的意义受到怀疑，新的象征和意义不断涌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符号学危机”。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结构深刻调整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这种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必然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带来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由于现实世界的多样化和利益的分化，民间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空前复杂的变化，党和政府用来统领各项事业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新左派、老左派、新儒学、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还有就是部分民众患上了“政治冷漠症”，只关心自己的私人利益。政治冷漠不仅会带来政治道德滑坡，还暗示着人们一种潜在的离心倾向、不信任感加剧。在思想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尤其需要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作为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否则，人们就可能无所适从，社会就可能混乱不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命运依赖于一种而不是多种意识形态”[4]（P353），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性还是比较突出的。

（二）政治信仰的再生成

马克思主义信仰依然是我国的主流、主导信仰，并在不断更新发展之中，但多元化信仰格局已经形成。信仰多元化格局的根本成因是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角色和利益集团的多样化。我们不仅要承认信仰多元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合理性、合法性与一定的进步性，同时还要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加强依法管理和正确引导。马克思主义信仰发展到今天，在社会主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已经相对丰富的时候，必须在更深层次上关怀人、丰富人、发展人，才能更稳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每一个人思想上的主导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代性课题。马克思正是在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相对的开放性历史过程基础之上，把它确立为人类信仰并为之奋斗终生的终极理想目标。

如果认为思想的多样性会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形成冲击，造成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处于不安全状态，这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消极的判断。“一个民族的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既不在于本民族政治意识形态对外来意识形态的排斥和抵御，也不在于本民族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更不在于新旧价值信念体系的更迭替代，而在于官方坚持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百姓信守的那些意识形态是否能够支持人们开展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实践，政治意识形态同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否能够存异求同地开展沟通对话，为思想文化的和谐与繁荣提供一种健康向上的价值信念基础。”[5]（P237-238）在多种意识形态同时并存的条件下，政治意识形态一定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吸引力，争取社会对它的认同，政治意识形态由此而不至于僵化保守甚至走向某种极端主义，进而发挥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以价值追求、借助领袖魅力，确立了合法性，形成了权威秩序。政治运动作为社会动员和政策推行的基本机制和途径，作为仪式的政治运动包含大量的仪式化表演和象征形式，目的在于灌输一套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是从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与个人崇拜中分离出来。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对于权力、真理的信仰转变为对于思想的正确性或正确的思想诉求。邓小平废除了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华民族依赖感的人格特征，使中华民族再一次把依赖感重新投向自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依赖感的方向性，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开放性、凝聚力和生命力。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有助于稳定社会预期，减少焦虑和抵制；意识形态的灵活性有助于适应社会规范、利益与预期的变化，形成公众的“平滑”转型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改革必须在调整性与连续性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三、政治信仰存续力提升的价值逻辑

提升政治信仰的存续力，需要传统政治资源创造性转换，现有政治资源适应性创新，采取固本与纳新策略，创造维持一定连续谱系的政治共识，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和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学习而不盲从，从传统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从西化的、封建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在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多样信仰相互包容中重建中国信仰，为当前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提供理念支撑。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是一个发现传统、诠释传统与“生成传统”的过程，是一个充分展现自己应变能力与身段灵活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积淀下来的“生存大智慧”不仅得以展现，而且也得以“续写”。延续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社会的信仰资源，却不能完全回到传统。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社会既有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得到了传承，某些要素则遭遇了摒弃，而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新时代所进行的新的“诠释”又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传统、创生了“传统”。由此我们看到，坚守传统不等同于“抱残守缺”，它是要通过“生成传统”和“创新形式”来使自己获得成功应对时代全新挑战的能力。

儒家有“内圣外王”“从道不从君”的观念，有道之君要为人民谋福祉，故这是来自政治道德化的思维。在今天我们提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强力构建预防腐败体系，这不仅是对个人修为的要求，还是一种权力品格，是政府品质，也是政治伦理。从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取向来看，“廉洁奉公”“圣贤之德”构筑“三清”的重要基础和核心要义。“民本”的理念与今天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都包含着人民性，体现和诠释着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传统民本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和被接受的基础。对于体现政治文明的诸多观念，林毓生指出：“虽然我们传统中没有民主的观念与制度，但却有许多资源可以与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接枝，例如儒家性善的观念可以与平等观念‘接枝，黄宗羲的‘有法治而后有人治的观念可以与法治的观念‘接枝。”[6]（P323）尽管黄宗羲的“有法治而后有人治”的说法只能做法治的形式基础，法治的实质内容是无法从黄宗羲的思想中衍发出来的。总而言之，传统政治文化与思想是在当时特定的时空中形成的，尽管在基本内涵、目标诉求、价值主体等方面与今天存在差异，但其包含着丰富的人民性和自主性精华，可以通过对传统政治文化和思想进行扬弃、改造、嫁接、借鉴，实现对它的超越和升华，从而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使之融入到今天流行的执政为民论和民主执政学说的语境中，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执政话语体系，为理论自信增添新的元素和支撑，丰富为民务实清廉、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适应性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于它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使中国现代化的空间不断得以拓展，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又使得中国现代化建设没有背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显示出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和魅力。中国共产党存在于非竞选性的一党执政体系之中，“这一执政模式杜绝了多种政治力量运用不同意识形态对民众进行分割的格局，也避免了为了获取政权在抛弃极端支持者而采取意识形态中间路线的弊端”[7]（P127）。但它对党开发意识形态的弹性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通过意识形态的合理化完善吸引更多的民众支持，以保障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又要兼及各种持极端意识形态的群体。在这种新形势下，要想最大限度地寻求社会思想共识，一定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总体而言，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历史上，比较重大的意识形态创新有三次，分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面旗帜”和“两个不走”，彰显了中国的“道路自信”。道路自信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将沿着既定道路前行，既不走回头路，又拒绝西式的现代化道路。“三个自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既坚持又发展，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三、政治信仰存续力提升的实践路径

（一）化理想为现实

理想和信念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和精神现象，马克思主义从实践生成论的角度论述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发展表现为人的需求被满足程度的不断提高，其衡量标准我们可以界定为：富裕、和谐与自由。富裕作为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是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财富增加、物品丰富，这将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谐作为社会的终极目标，是公平、正义、尊严等价值目标的体现，和谐意味着能给人提供各种越来越融洽、协调的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以满足人的情感需求和交往需求。自由作为社会的终极目标，是自主、自治，具体而言是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等价值目标。它意味着能给人提供越来越多的发展可能性及生活样式，以满足人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天赋，形成独特个性的自我实现需求。事实上，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在追求、在实践的一个过程。

理想主要是面向未来，为人们的行动指明方向；信念则主要是面对现实，为人们的行动提供精神支持。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但理想信念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当前，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构筑中国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无不是增进每个人的幸福与利益。[HJ2.1mm]

（二）政治社会化

当今社会政治信仰的形成，主要是执政党和国家所提出的共同理想和核心价值的资源，但是要将这种资源转化为共同体意识，还需要一个艰苦的转换过程。为此国家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公民教育体系，借助强有力的“主流象征符号”来激发、提升公民对体制的热情和忠诚。在信息化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应当拓宽自己的传播途径，改进自己的传播方式，进而有效地行使整合社会价值信念、推进社会进步发展的信息权力。这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要真实地反映现实、表达现实，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要适应现实、深入现实。主流意识形态要想进入由互联网、手机和影视媒体承载的大众传播过程之中，成为基层群众信息传递和意识形态沟通的内容，成为在社会生活中真实而普遍发挥作用的信息权力，就必须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字内容视觉化、理性概念感性象征化的转变。只有把思想理论的宣传同灵活多样的感性形式结合起来，才能使主流意识形态超越理性概念与感性意识的间隔，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同民间意识形态的沟通对话，在最大程度上提高政治社会化的效果。

（三）践行“中国梦”

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使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当代的任务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进行的现实的运动。这一实践的主题，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习近平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十个更”既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又体现了新一代领导人为人民福祉努力工作，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更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梦”是信仰追求的最隐秘的内核，它包括四个层面：第一是其信仰追求；第二是其价值追求；第三是规则追求；第四是实践追求。中国梦的内涵是开放的、多元的，体现了国家梦、民族梦、个人梦的有机统一，公正与法治是中国梦的价值规则。今天的中国正发生着深刻变革，这种变革激发了全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使得每个人都有动力共建中国梦，成为中国梦的建设者和实践者，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共享中国梦，成为中国梦的拥有者和实现者。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范围不断培育出美好梦想的花朵。全社会的梦想才会显得更加伟大而辉煌。

参考文献：

[1][美]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M].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M].刘晓，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3]李向平.信仰但不认同——当代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诠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5]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6]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7]刘建军.创新与修复：政治发展的中国逻辑（1921-201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