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传承的新视角

于英格

在全球化、城市化进程席卷世界的今天，无论是族群还是个体，空间的变化无疑对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着改变甚至是重构。在斯图亚特·霍尔关于文化身份的论述中，他试图用向前的眼光来看待相关问题，主张将“身份”置于不断变化和转化的过程中去加以关照。本文关注的正是这样的群体及个体——农牧区蒙古族大学生。在城市求学的过程中，他们的生活、学习空间发生了改变，那么他们自身“文化相对固定的特征”会有什么改变？他们在城市这个空间中又会怎样表现自己？这些问题又会对这一群体固有的民族文化——草原文化的传承带来什么影响？本文以来自农牧区的蒙古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考察城市生活对这一群体的影响，尤其是对草原文化传承的影响。

一、生存空间变化所带来的压力与矛盾

“每个人都从自己独特的位置来体验世界。”每个人或者群体在感知周围空间的同时，自身也会因为空间的移动而发生着变化。城市化是一种进程及趋势，无论是被动卷入还是主动选择，城市生活无疑对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于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

对于来自农牧区的蒙古族大学生来说，进入城市的目的比较单一，即求学。面对环境的变化，有78.7%的同学表示存在不同程度的压力，而这些压力来自于多方面。对于压力纾解的渠道，有些人会采取与人聊天、饮酒、歌唱等方式进行排解。通过访谈了解到，如果允许的话，饮酒是很多人喜欢的一种减压方式。如果方式方法得当，压力是能够得到排解的。

面对城市里的学习和生活，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努力地、一步一步地进行着调整。一方面是告别孕育自身文化的草原生活环境，一方面是进入当下生活的城市空间。面对这种转变，空间的不适应感无疑是存在的，而适应这种转变的过程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城市生活代表相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草原生活方式存在多种不同的理念。这些不同给在差异中生活的群体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矛盾。首先是文化土壤的必要性和现实性缺失的矛盾。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发源、发展、成熟的土壤。对于蒙古族来说，草原这一空间地域是草原文化的土壤。原有的语言、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在城市这一环境中也许会变得格格不入，问题、矛盾便凸显出来。在来自农牧区的蒙古族大学生中，几乎超过一半的人都喜欢城市生活的先进、方便和快捷，但同时他们内心对农牧区自然纯朴的生活方式是持肯定态度的，而对城市生活中污染严重、生活压力大等方面的问题也颇不适。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们喜欢城市生活，享受着城市生活的优越性，但又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城市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和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对孕育自身文化的地域和生活方式持肯定态度，并深深眷恋、心怀向往。文化土壤是一种必然性的存在，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空间的变化导致了缺失，那么这一人群的精神寄托、文化家园应归于何处？这种矛盾的直接后果是文化归属感的缺失，赖以维系的精神家园的失落。

其次是对自己文化的强烈自豪感和担忧文化衰落的鲜明自卑感的矛盾。这种矛盾往往体现在对草原文化的认知和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上。调查结果显示，有64.4%的人表示大概了解本民族的起源与形成，有17.2%的人表示非常了解，而有18.4%的人表示不太了解。在对民族自豪感的调查方面，几乎所有人都为本民族的辉煌历史感到骄傲和自豪。在对草原文化中历史故事、传说的了解程度上，79.9%的人表示了解，另有少数人对此非常熟识，并能作出相应讲述。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都对本民族的文化熟悉并感到自豪。但是在被问及是否担心本民族文化的衰落及今后发展时，有31.6%的人表示非常担心，29.1%的人表示会有一些担心，并且很多人还忧虑草原文化被主流文化影响侵蚀的问题。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充满着自豪感，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城市化的滚滚大潮中，又对其今后的发展和传承存在着担忧和无力感。面对草原文化所面临的现状，他们需要在传统文化的边界、人格心理的边界作重新调整，以求得在国际化、国内主流文化和本民族传统文化间的某种平衡。 这种重新调整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再次是原有空间文化记忆与人的错位的矛盾。每个族群都拥有属于自身、区别于其他族群特征的空间文化记忆。他们生存在共同的或相关联的地域、空间，经历长时期的发展与积淀，形成共同的语言、习俗等文化记忆。来自农牧区的蒙古族大学生，他们身处城市中，虽然与本民族的文化没有完全中断联系，但是却远离了农牧区这一文化故土。他们身上的草原文化特征虽已形成，却不得不受到城市这个环境的侵染，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对其影视文化产品接触情况所做的调查中，便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有39.4%的人经常看汉语、英语、韩语等其它语言的影视作品。有14.1%的人表示几乎不太看自己本民族语言的影视剧。当然这也有蒙语影视剧数量偏少的原因。在城市生活的农牧区蒙古族大学生，暂时远离了缔造本民族草原文化的空间地域，共同的文化记忆空间与所对应的人群发生了错位，结果是他们的思维、情感以及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这对于草原文化的传承同样挑战很大。

二、文化身份的困惑

在城市中生活的来自农牧区的蒙古族大学生，面临着多重文化的包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是国外强势文化的注入，另一方面是国内主流文化的强大影响。夹杂在多元文化氛围中，会影响其对自身的认知。对于文化身份而言，每一个个体都能找到属于自己文化同一性的身份。在这种同一性中每个人都能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感，从而得到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又涵盖两方面：一是自我认同，另外是群体认同。空间的改变，尤其是主体能动性的生存空间的变化，会给人的文化身份带来改变。就像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在《身份和文化研究：这是全部吗》一文中提到的，针对“现代性假设的结果会将身份完全定义为时间的产物”。相对地，他用空间的逻辑作以不同解释：“自我和身份也可以被重新概念化为空间性存在的不同模式。”他还以美国移民为例，证明“自我或身份会因其存有的空间及移动力而有所不同”。

不管是被动卷入还是策略性地有意而为，空间的移动会带来文化身份的改变。这种改变往往伴随着矛盾冲突，伴随着对自身身份的困惑。对于农牧区蒙古族大学生而言，相对于草原，他们是“走出去”的人，今后也许不属于这里；相对于城市，他们是“走进来”的人，他们的文化根基不在城市。

结果可能是两种：一是回不去的草原，回不去的曾经的精神家园。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农牧区蒙古族大学生群体，多数表示毕业后不愿回归农牧区重拾原来的生活方式。一部分人会选择在旗县、乡镇生活工作，作为一种折中的考量；另外一部分人考虑到城市的文明和发展前景而选择留在城市。当然，绝大多数人表示会留在内蒙古生活，不太会考虑区外。另一种结果是城市中的少数者身份。作为城市中的外来者，其所固守的传统文化也许显得不合时宜。对于多元文化的冲击，他们要做的是文化价值观念的调整和重组，在从否定到认同的循环往复中找到适合自己身份的位置。

三、城市化进程中草原文化的传承问题

（一）传承方式的单一性。对于在城市中生活的农牧区蒙古族大学生而言，共有的文化记忆不同程度地依然存在，受影响更大的是文化传承。在针对本民族文化传承方式的调查中，57.1%的受访者表示主要通过家人及长辈们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通过学校及课堂上了解到的只有6.3%，其余为其他书籍和媒体等方式。可见，草原文化主要的传承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

谈到文化传承方式的单一，不得不谈到人与文化关系的问题，这也是文化传承的根本问题之一。一个群体孕育创造了某种固定特征的文化形式，随着环境、时代的变迁，文化受到了冲击。如何传承文化，首先应考虑文化主体的问题，即如果文化保存和人的生存产生了冲突，很明显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人。

将农牧区蒙古族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群体，可以试着从学校教育入手，在这个群体和教育之间建构一种科学合理的、能在民族文学艺术等传统文化各方面传承的教育模式，而不是单一以升学为目的的民族教育。这种模式的建构和嫁接应考虑地方特色而因地制宜，即根据实际情况研究适合的培养方向和培养模式，并且能够保证富于层次递进性的后续教育的衔接。当然，这只是一种视角和观点，只有考虑到民族经济发展、政策支持、文化转型等多方面的问题，才能使草原文化的传承情况得到改善。

（二）文化心态的调整。很多受访的农牧区蒙古族大学生都表示城市生活对其存在压力，而对于自身民族文化的传承前景，他们也感到焦虑。对这些压力、焦虑的舒缓，需要一种积极而成熟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的培养依赖地区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发展，也依赖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成熟文化心态的建立，会成为一种动力，促使民族文化传承进入积极的良性互动发展状态。

在论述文化心态的调整上，笔者想引入费孝通对“场”这一概念的理解。在探讨文化是否有边界的问题时，他将物理学“场”的概念引入其中，或许对于我们文化心态的调整是一种启发：“场”就是由中心向四周扩大一层层逐渐淡化的波浪，层与层之间有差别而没有界限，而且不同中心所扩散的文化场可在同一空间互相重叠。那就是在同一空间中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规范。人们在其中可以自主选择，把冲突变成嫁接，由互补导向融合。

我们可以用这种开放的心态去看待空间的变化给广大农牧区蒙古族大学生所带来的相关问题，也可以以这种开放的心态去积极地对待不同文化模式的存在，从而去建构自身民族文化传承的合理格局。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

责任编辑：张 晶

编辑手记

当今时代，全球化、城市化成为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的现代化大潮滚滚向前，无论是被动卷入还是主动选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及群体都深受影响。一方面是田园牧歌般自然纯朴的心灵家园与精神归依，另一方面是城市生活的发达便捷与重重压力。陷入纠结的人们该如何适应压力、调整自己？如何应对挑战、得到认同？

本文关注的正是多重文化冲撞中一个极富代表性的群体——农牧区蒙古族大学生。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考察城市生活对这一群体的影响，尤其是对草原文化传承的影响。

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本文选取的角度是新颖的。从关注人入手，进而关注文化，最终使读者关注到城市化进程中草原文化的传承问题。

在论述文化心态的调整上，作者引入了费孝通对“场”这一概念的理解，表达了一种积极而成熟、开放而包容的文化心态和文化自信，这对于促使民族文化传承进入积极良性的互动发展状态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