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带来更多元的电影世界

姜浩峰

面对过度工业化制作的电影，包括菲片在内的“一带一路”展映单元，将可以彰显更为多元化的电影世界。

“国际电影节又已进入上海时间。”当胡劲军在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如此宣告的时候，你就知道，电影节又将闪亮登场。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胡劲军特地在发言中强调了一部影片——《功夫瑜伽》：“这部中国与印度的合拍片，呈现了‘一带一路上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这部合拍片去年在上海立项，可以证明，上海已成为投资文化产业的新热土。”

而在发布会上，除了《功夫瑜伽》，记者还注意到不少亚、非、东欧元素。用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总经理傅文霞的话说：“本届电影节期间，‘一带一路可谓处处能见。比如入围金爵奖评选的参赛影片中，就有出自伊朗、波兰、捷克、以色列、菲律宾、中国等沿线国家电影人之手的作品;亚洲新人奖的入围影片，则来自印度、泰国、以色列、中国等国家和地区。”

曼多萨的新作《塔克洛班的困境》讲述遭受台风破坏一年后的菲律宾塔克洛班市，人们如何恢复生活的故事。

这不是“一带一路”第一次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亮点。早在去年的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即设有一个影展单元，名为“丝绸之路风貌”。

到了今年，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国家级顶层战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元素，比之去年又有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展映板块设立了“一带一路”单元;电影市场还首次设立了“一带一路”专区;“一带一路”论坛上，相关国家代表还将联合倡议成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

至于上海国际电影节本身，更将要走出去——落实上海“一带一路”三年文化行动计划，赴沿线国家举办中国电影展。

吹拂难得的清新之风

埃里克·马蒂是谁？如果不是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缘故，恐怕没有几个上海观众会关注到这位菲律宾导演。其编剧并导演的剧情长片《末日杀手》（On the Job），虽曾获得2013年韩国富川国际幻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并脱颖而出获得富川长片奖，但这部121分钟的影片，并未曾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大银幕上。

而出生于1961年的菲律宾演员乔尔·托雷，虽荣膺富川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但国内影迷对这部电影竟然有如此评论——“电影侧重于四个男人的故事，他们两人为一组，主角是谁傻傻分不清。”还有——“主角太多，所以有点乱糟糟的感觉。”

原因何在呢？某种程度上来自观影感觉。这些在豆瓣电影或者1905电影网上发评论者，其观影感受大多来自Pad或者电脑屏幕，与在电影院暗黑中的一片大银幕所获得的视听感受，看似区别不大，实则有着云泥之别。比如一个长镜头，在影院大银幕上出现，观者屏息注视者众，而假若换在电脑上看，一旦镜头超过23秒，几乎无人会继续注视。说得极端一些——在这两种场域下观影，心率都几乎是不同的。

这次，埃里克·马蒂的电影《贪婪的代价》（Honor Thy Father），将参加上海电影节“一带一路”单元的展映。这部去年9月制作完毕即参加多伦多电影节的菲律宾影片，于去年晚些时候曾在菲律宾国内上映。目前的评论，褒之者称：“起承和结尾都好，就是后段转折有些拖沓。是一次较奇特的观影体验。教堂的戏都很好看。”而贬之者称：“故事简单而平淡，表现力差。”

所幸，《贪婪的代价》比之《末日杀手》，毕竟能够登陆国内的大银幕，电影水准具体如何，观众自可有判断。而假若没有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一平台，国内观众基本上很难看到来自菲律宾的影片。正因为有了“一带一路”展映单元，观众还能够接触到另一位更具知名度的菲律宾导演——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布里兰特·曼多萨（Brillante Mendoza）。曼多萨的新作《塔克洛班的困境》（Taklub），是这位1960年7月生于菲律宾邦板牙省的电影人的一部新作，影片讲述遭受台风破坏一年后的菲律宾塔克洛班市和莱特岛上，人们如何恢复生活的故事。

与电影工业发达的好莱坞不同，与电影文化见长的欧洲片亦不同，甚至与拥有宝莱坞歌舞片、新兴文艺片的韩国都不同，菲律宾电影的热带色彩浓厚，一些影片兼有美国西部片的味道，却素少为中国观众知晓。今年戛纳电影节上，荣获影后的正是菲律宾女星贾克琳·乔斯（Jacklyn Jose）。她在曼多萨执导的影片《罗莎妈妈》（Ma Rosa）中演活了一个受警员贪污所害的穷妈妈，赢得了评委青睐，也因此成为菲律宾首位戛纳影后。从2007年的《丫丫叉叉》（Tirador）、2008年的《情欲电影院》（Serbis）开始，身材丰腴的贾克琳·乔斯就与曼多萨有过多次合作，此番终结硕果。

今年，菲律宾电影或许能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掀起一股清新之风——面对过度工业化制作的电影，包括菲片在内的“一带一路”展映单元，将可以彰显更为多元化的电影世界。除了菲律宾以外，前些年一度受到国际影坛追捧的伊朗电影人，亦带来了新作，比如以《阿巴丹》《男人做什么》等片获得欧美观众认可的曼尼·夏希希（Mani Haghighi），今次带给上海电影节《龙来了》（A Dragon Arrives）——这部含有超现实元素，被《好莱坞报道者》揶揄为“脑洞大开”的夏希希新作，讲述了一个“1965年伊朗总理遇刺”的故事。而现实社会中，1965年的伊朗，仍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执政的巴列维王朝时期，那一年根本没有伊朗总理遇刺事件。面对着“无中生有”的电影情节，亦有媒体赞美：“《龙来了》对伊朗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展望、对比和隐喻。”

在“一带一路”展映单元中，伊朗电影的数目最多。除了夏希希的新作以外，还有霍希（Saghafi Amir Hosse）导演的《变马的老人》、哈迪·默哈黑（Hadi Mohaghegh）导演的《长生不死》（Bardou）以及另一部影片由80后导演Reza Dormishian执导的《劫富帮》等。而中国导演霍建起的剧情片《大唐玄奘》，杨小朴、方军等导演的《丝路英雄之云镝》，因影片中的丝路元素，亦位列“一带一路”展映单元。除此以外，还有以色列、波兰、土耳其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片参加展映。

作为这个单元唯一的纪录片，新加坡电影《我们唱着的歌》，讲述了新加坡“新谣”的发展史，杰出的新加坡歌手和推动“新谣”发展的重要人士。孙燕姿、林俊杰等知名狮城歌手在片中暂时放下歌喉，而用讲述的方式，向观众娓娓道来自己作为新加坡人的歌唱经历。

文化高度的命运共同体

在看过《我们唱着的歌》之后，新加坡作家叶孝忠如此评论：“回忆不能仅供怀旧，它应该有更大的力量，让我们不忘最初发生过的一切，让我们走远了，回头看看，我们是否走偏了？这些歌，因为有回忆作为布景，再度被激活，一叠一层的回忆是轻盈的，也是厚重的，它能泛起涟漪，也能沉淀思绪。”

《龙来了》是一部被《好莱坞报道者》揶揄为“脑洞大开”的夏希希新作。

在叶孝忠印象里，他第一次来中国之前，有朋友刻录了几张CD给他，收录的大部分歌曲是“新谣”。而当他抵达上海，在街头慢跑时，听着耳机中传出的歌，则会有一种感觉——“被遥远而熟悉的歌声所包围，沉重的步履，宛若有了再度起飞的动力。要追逐远方，就要使尽力气。”在北京，他掏出手机，与人分享《月色同行》，他“沿着故宫的护城河走着，一轮明月当空，剪出巍巍城墙依依杨柳的颤颤影子”。

换言之，叶孝忠的乡曲乡思，与北京、上海的景致融为一体，成为了他的全新的生命体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对于新加坡的文化意义上的回忆。

当然，新加坡与中国同属华人文化圈，如果单以新加坡来比照“一带一路”国家，可能并不具有广泛的说服力。日前，在由复旦大学等主办的“上海论坛”上，来自巴基斯坦的学者萨尔曼·巴舍尔（Salman Bashir）如是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愿景对亚洲会有长远影响。‘一带一路的核心就在于中国文明以及中国对亚洲乃至全世界未来的看法。……这并不仅仅源自中国的政治、经济，在文化艺术上，都将进行全面的提升。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亚洲文明和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加上亚洲数千年的古文明，这都将不断重塑21世纪的全球格局。”

今年，在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将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电影节合作机制，并拟在电影节期间邀请“一带一路”电影节代表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合作联盟，以推动人员互访、互办专题影展和论坛、互荐影片和评委。据电影节组委会透露，目前已初步邀请到印度孟买电影节、爱沙尼亚黑夜电影节、埃及开罗电影节、格鲁吉亚国家电影中心等共同参与。

胡劲军则在发布会上向记者表示：“中外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活动将于6月6日至15日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这本身就凸显出‘一带一路这一国家级顶层战略中的文化战略因素。”将中国电影译制并传播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沿线国家的优秀电影介绍到中国，将是构筑文化高度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