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又然：倔强的人生

徐庆全

李又然，何许人也？读到本文题目的读者，大半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个本该为人留意的人的命运，却被我们在记忆之中忽略了。不过，如果把下面一些名人与他联系在一起，读者大致还会对这个人产生兴趣：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以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名著为国人熟知，李又然是罗兰的学生；著名诗人艾青的传世之作《大堰河——我的保姆》问世，是李又然促成的；1943年延安的王实味事件、1951年著名诗人梁宗岱遭厄运，李又然都强出头鸣不平；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定性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中，李又然是第三位成员，当年在报纸上被批得家喻户晓。李又然与这些名人的联系，造就了他倔强和坎坷的人生。

风雨兼程人生路

李又然，1926年秋在上海南洋高商英文专修班读书，后入上海群治大学法律系学习。1928年赴法国留学，就读于巴黎大学，参加法国共产党，属中国支部，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李又然就读的巴黎大学文科哲学系，是由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执教的。李又然对罗曼·罗兰十分仰慕，常读他的作品，并得到过他的帮助，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作罗曼·则兰。同时，李又然还为中共在巴黎和柏林出版的机关刊物《赤光》秘密撰稿。

1932年，李又然回国，经罗曼·罗兰介绍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革命的文化活动，从事世界语运动，以犀利的笔触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从此登上文坛。李又然在法国与艾青相识，在艾青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他将艾青从狱中寄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在《春光》杂志上。1935年，经江丰介绍，加入中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翌年11月，“七君子”事件发生，他冒着生命危险积极营救，遭到特务的殴打，致使右耳永久性失聪。

1938年，李又然几经辗转到了延安。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编译，后兼任延安女子大学、延安大学教员，与毛泽东有过几次接触，算得上与毛可以说点知心话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和陈云的直接关怀下，于1941年1月重新入党（介绍人为丁玲、江丰）。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6年2月后，经组织分配赴东北解放区从事教学和文艺的领导工作，历任合江省立联合中学副校长、哈尔滨大学文艺学院院长及吉林省吉北联中校长等职。

1948年，李又然主持筹建吉林省文联，先后担任《文艺》周刊、《文艺月刊》主编， 《长流文库》丛书编委。1949年，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国际家书》。1955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伟大的安慰者》。他的散文感情充沛、慷慨激昂，又富于哲理，如《吉普车》，脍炙人口，传诵一时。

在东北，李又然与延安时代的老朋友萧军继续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同时，他在沈阳专门与胡风相见，其后，与胡风及后来被定为“胡风分子”的鲁藜等人关系密切（《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1957年9月，144页）。

1949年后，李又然一度在中央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从事翻译工作。丁玲成立文学研究所后，认为李又然“这是个包袱，背起他来、养起他来”，将他调到文研所担任教员。文研所1954年更名为“中央文学讲习所”。

为王实味、梁宗岱、胡风鸣不平

用当年正统话语体系来表述，李又然是属于“自由主义”比较严重的人。他与陈企霞一样，比较倔强，对于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喜欢抗争，那怕这件事情与自己毫无关系，也喜欢出头鸣不平。因此，在李又然的每个重要人生历程中，他得罪人比较多。

在延安时期，李又然和陈企霞是同乡，自然多了几分亲近。陈企霞到丁玲手下编《解放日报》副刊还是得益于李又然的介绍。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谓“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派的划分，与丁玲、陈企霞关系不错的李又然是属于后一派。在丁玲“我们需要杂文”的号召下，延安的一些作家写出了一系列杂文，抨击延安所存在的不公平现象，李又然也写出了《鞭尸》等文章予以回应。他与王实味、萧军走得也很近。在延安对王实味进行集中批判时，他对王表示同情，并公开表述自己的观点：“我们是了解王实味的，王实味是能相信的，王实味的发言我是感动的。”他同情王实味，因而动员他的老朋友萧军为王实味辩护（《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1957年9月，142—143页）。自然，在延安整风中，李又然也受到了严厉的审查，甚至刑法加身。1950年代他在文学研究所课堂上讲语法修辞，讲到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时说：“你们看，我的脸比黄花还瘦。延安整风时，他们用烟头捅我的鼻孔。”他显然受到过逼、供、信，除了被“用烟头捅鼻孔”外，大概还被打落过牙齿——在1957年反右遭批判时被人作为“牙齿”事件揭发出来。

1951年9月，与李又然同在法国留学、同样受到罗曼·罗兰亲炙的著名诗人梁宗岱，在广西被以莫须有的“通匪济匪”等多个罪名逮捕入狱。李又然在京闻讯后，急切找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要求予以营救。胡乔木发电要求把梁送中央处理，广西方面却置之不理，进而准备对梁进行“公审”判决。只是因為其他领导的反对，梁才保住了性命。1953年5月，梁在狱中写信给毛泽东后，才重见天日。

梁宗岱在狱中给毛泽东写信，是否得到李又然的启发？限于史料，不敢坐实。不过，梁宗岱在给毛写信的同时，还将信抄录寄给他的老朋友冯至和朱光潜。而此时，正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结束不久，朱光潜刚刚发表了自贬自辱的检讨，不能也不敢为这位曾经“顾盼自豪”的老朋友说话；作为北大西语系主任的冯至，处境要好一点，不过对此也置之不理。相比之下，李又然不怕牵连、不顾一切解救朋友的举动，说是“高风”或许有些过，说“亮节”总还是恰如其分吧。

1955年5月开始，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李又然在东北与胡风相识，与胡风一案中的“分子” 诗人鲁藜交往更深一些。因此李又然以“托派嫌疑”“胡风分子嫌疑”在文学讲习所遭到批判。李又然仿佛对轰轰烈烈的全国运动视而不见，在文讲所批判他的大会上依然公开“叫板”：“我爱鲁藜，爱他的诗，爱他的为人，现在还爱，这是没有办法的。”既然李又然“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态度，专政威权下的组织者就容不得这种“叫板”，批判会就继续开下去，很快就牵连到他在所里的两位好友：玛金和蔡其矫。于是乎，“李又然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的帽子就被戴上了。

戴上这样的帽子，李又然仍然继续“叫板”，这自然要激起“众怒”。于是乎，他同陈企霞一样，被作协“五人小组”隔离审查。具体执行“五人小组”意见的所长公木在送他进隔离室时说道：“延安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相隔12年。你对党的政策是了解的。我对你提出两点希望：第一，你要把所有的问题，包括同胡风的关系，同托派的关系，主动地彻底交代清楚。现在全国解放了，任何材料都不难掌握，贪图侥幸是不可能的。第二，如果真是没有问题，也要趁机会查清一下自己同党的关系。过去12年，太不成样子了。”（张菱：《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231—233页）。

被隔离审查的李又然做梦也想不到，他被作协党组正在召开的揭发批判丁玲、陈企霞的与会者，归到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里面了。

本来，文讲所把李又然和作家玛金、蔡其矫联系在一起定性为“李又然反党小集团”，李又然反党、反领导的具体表现是“反对丁玲和田间（因为丁和田都是负责人）”。结果事情就变得有些滑稽了：这厢文讲所批判李又然反党、反领导的事实是反对丁玲和田间，那厢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却认定“李又然和丁玲是一伙的”。搞得公木都哭笑不得，只好向“五人小组”成员阮章竞提意见，并和阮、刘个别谈话。刘、阮只好以“中央都批示了，我们能不传达吗？L（指陆定一——引者）部长都在会上讲了话，将来如果不对，恢复名誉好了”来应对（张菱：《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256页）。

在那个年代，“滑稽”的事情还要继续“滑稽”下去。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并中央呈上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中，依然将李又然定罪：“陈企霞和李又然在这次思想斗争中，不但对自己的错误毫无检讨，而且继续采取同党对抗的态度，在会议过程中又揭发了他们许多反党言论的材料，我们决定根据会议的提议开除他们两人的党籍，并立即审查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两人在历史上都与托派关系极深，有严重的反革命嫌疑）。”

上书毛泽东，建议其退休

经历了1955年严峻的肃反后，1956年，知识分子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早春天气”。中共中央开始对去年的肃反运动进行纠偏，李又然也结束了被监禁的日子，获得了自由。李又然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党组织为自己平反；第二件事情，他竟然上书毛泽东，建议其退休。关于第一件事情下面再说，先说第二件。

李又然给毛泽东上书劝其退休，有着这样一个大的背景：

1956年夏天，就任国家主席两年后的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一次党内会议上披露了他不想担任下任国家主席的想法，并说自己想集中精力搞搞理论研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在党内也曾传达过。1957年4月30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休息厅，毛泽东率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其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开门整风已进入高潮，毛泽东在讲完了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中心发言后，突然第一次向党外人士公布了他不准备担任下一任国家主席的想法，并拱手拜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帮他“刮点小风”。此言一出，自然令人惊愕和意外。与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在当天晚上进行了紧急磋商，联名致信中共领导人，恳请说服毛泽东收回成命。

而与这些民主党派人士不同，没有任何职务的李又然，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却认为，毛泽东应当辞去国家主席。也许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态所致，李又然竟然直接上书毛泽东，表达自己的想法，建议毛泽东退休。

别人劝进，李又然劝退，李又然不合时宜的举动跃然纸上。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李又然这种不合时宜似乎也构不成什么罪状。毛泽东要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说法在党内传达后，党内外都有议论，认为毛泽东真正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高远的境界和气度，特别令人崇敬。李又然的信，只是顺着毛泽东的意思予以阐发而已。

不过，到了1957年反右时，这就成为李又然的“反党言论”，成为他被划为“右派”最严重的证据。

要求摘掉反党小集团帽子，

却被划为“右派”

在1955年的批判中，李又然被扯进丁玲、陈企霞小集团的确有些滑稽。因此，在肃反进入甄别阶段后，作为一级组织的文学讲习所党支部多次向李又然解释：在肃反运动中，提出和审查他，与丁陈小集团并无联系。李又然也认可这一点，在甄别后的肃反结论上签了字。但到了整风鸣放期间，他又提出申诉，推翻这个结论。李又然这种表现，是接受了陈企霞的主意。

早在李又然被解除隔离审查后，陈企霞托艾青告诉李又然：“有一万个人说李又然是反革命，我陈企霞也不相信！”在困境中的李又然当然大为感动。他对艾青说：“我一辈子只受了三个人的教育：第一个是马克思，第二个是罗曼·罗兰，第三个是陈企霞。”带着这份感激的心情，李又然去看陈企霞。在整风鸣放中，陈、李当然要共同商讨如何推掉压在自己身上的罪名。陈企霞给李出主意，让他用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中的一段话为根据，陈述翻案的理由。

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在谈到“对于我们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有幾种不同的人，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和几种不同的态度”时，列举了第二种人的一种错误做法。

就是有些党员对党内这些缺点、错误，对党内某些思想不很正确的人，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他们随便地宣告和犯错误的同志绝交，企图一下子就把这些同志从党内肃清，驱逐他们出党。但是如果一下不能肃清，或者还碰了钉子的时候，就表示没有办法，悲观失望，感伤起来；或者就“洁身自好”，不管了，甚至自己远远地离开了党。这种绝对的态度，还表现在有些人对于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的机械的了解。抱这种绝对态度的人，他们认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开展党内斗争，而且斗争得愈多愈凶就愈好。他们把什么小事都提到所谓“原则的高度”，对什么小缺点也要加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等大帽子。他们不按照客观需要和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来适当地具体地进行党内斗争，而是机械地、主观地、横暴地、不顾一切地来“斗争”。这是不了解党内矛盾的根源的党员、缺少办法对付党内分歧的党员和机械地了解党内斗争的党员所采取的态度。这种对党内斗争的绝对态度，在一个时期内曾经被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所利用。他们把党内的机械的过火的斗争，发展到故意在党内搜索“斗争对象”，故意制造党内斗争，并且滥用组织手段甚至党外斗争的手段来惩罚同志，企图依靠这种所谓斗争和组织手段来推动工作（《刘少奇选集》上册，155—156页）。

应该说，陈企霞为李所出的主意是很高明的。用刘少奇的这段话来为自己进行辩解，当然有充分的说服力。因此，1957年1月，李又然给组织上写信申诉，得到了“要修改处分”的结果。

作协“五人小组”把李又然的肃反结论一改再改，最后修改到这样的程度：（1）摘掉了一切政治帽子。对原结论中所认定的李的“错误言行及反党活动”一字不提；（2）在结论中明文写道：“五人小组认为对李的隔离考虑不周，解除隔离，并进行了道歉。” （3）处分：由原来的开除党籍，降为留党察看；再改为交支部处理；最后改为只轻轻地说了这么一句：“关于在运动中所揭露出来的他的思想作风上的错误，李又然自己应进一步检查，并引以为教训。”对此，李又然仍然认为，基本精神不对头，拒绝在结论上签字。

在与陈企霞商讨后，李又然又死死认定，他就是丁陈小集团的一员。何以如此？一是中宣部给中央的为“丁陈反党小集团”定案的报告中，的确将李又然列入。在李又然看来，这就是事实。二是将自己的问题与丁陈联系在一起，比较好解决问题。在整风鸣放中，丁陈的问题是最突出的问题，解决了丁陈的问题，李的问题自然也会随之解决。三是陈企霞、丁玲也愿意和李又然捆绑在一起。陈企霞和陈明公开说过：“他们要把我们（丁、陈、李）分开解决，现在不能让他们分开。”联合在一起向组织提要求，总比不联合力度要大。因此，李又然就在文学讲习所的支部大会上郑重声明：“我的问题与丁陈问题是一回事，要一道解决。请把这个意见正式反映给党组。”

这样，丁玲、陈企霞、李又然就联合起来了，三人商讨——用后来批判者的话说是“密谋”——斗争策略。在一些鸣放整风会议上，对于在1955年的会议上揭发和批判过自己的人，三人的共同策略是不“算账”，而把清算的矛头对准周扬和刘白羽。比如，1955年对李又然的批判中，周立波和白朗曾經对李进行过比较尖锐的批判，李本来很有意见，但三人商量后决定：“先放在一边，将来再算账。”在这方面，李又然后来被揭露出的言论比较多一些。

李又然是诗人气质相当典型的人，每次开会他都提前到场，还特意穿着西服，打起领带，独自一人早早地坐在会场上，不言不语地等候着。人们说他突然“神气”起来了。在文学讲习所或作协召开的一些动员鸣放的会议上，他说话也非常随便。他多次公开宣称：“我是一个小人物，可是大事件落在我的头上，我就变成一个大人物了。”这种盲目的乐观，使他的一些行为很滑稽，并给人留下“疯疯癫癫，糊糊涂涂”的印象。比如，在中直党委选举党代表的会议上，李又然宣称，他得的票数一定比刘白羽多。在连候选人也没有当上的情况下，他又公开提出陈企霞和丁玲作为候选人。再比如，作协党组召开给中宣部部长提意见的会议，李又然自然不会得到邀请，但他自动赶来参加并发言。在将“小人物”“大人物”的话重复一遍后说：“在这个会议上，我要不发言，会场就显得冷落；我要不点头，问题就不能解决。周扬同志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须要我批准，否则过不去！”这样一些行为除了快意恩仇之外，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招致更猛烈的抨击。

1957年6月25日，在中国作协党组召开讨论“丁、陈问题”处理的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在讲话中就直指李又然：“现在社会主义这一关摆在我们面前，每一个人都要过，希望在座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能过去。李又然同志说他要帮助我过这一关，我谢谢他，希望他也能好好过去。”

作为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周扬这样的讲话，自然决定了李又然过不了这一关。于是乎，在反右大潮中，七批八批，李又然就成为“反党丑类的帮凶”。1957年9月4日的《人民日报》，专门报道了李又然的“罪行”，一个小小的李又然，中央党报居然以两千余字的篇幅罗列他的“罪行”，可见其虽然无名，但作用不小，不批判不足以肃清其流毒。此后，李又然被开除党籍，划为右派，发配到河北劳动改造。

1979年1月，李又然获得平反昭雪。此后，他重新握笔在《人民日报》《诗刊》《新文学史料》等报刊上发表诗文，并抱病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不过，经过20多年的改造，这个倔强的人失去了往日的锋芒。1984年，李又然在病床上编订了《李又然文集》。但是，书刚从印刷厂出来，他却离开了人世，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