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中国文人社团的丰碑

安达

复社，是明末以苏州为中心形成的一个著名的文人社团，其政治组织形态已经具有了近代政党的初步形态。复社活动，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与17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类似。

一、复社的兴起与主要人物

明代读书士人为求取功名，因而尊师交友，砥砺文章，结社成风，而以江南一带尤甚。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是当时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后废。明朝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重新修复并在此聚众讲学，他们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顾宪成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家喻户晓。在讲习之余，他们还讽议朝政，指陈时弊，锐意图新，主张志在世道，躬行实践，反对空发议论。因此倾动朝野，海内一些士大夫的精神向往皆以东林为归。

复社继东林而起，一部分正直廉洁的江南士大夫，继续反对宦官专权谋私。张溥等人联络四方人士，主要在于揣摩八股，切磋学问，自律品行，以谋挽救明王朝的社会统治。他们主张复兴古学，开放言路，改良政治，重振经济，崇尚民族气节，明显地带有政治色彩，又与一些江南地主、商人的利益和市民阶层的斗争倾向相呼应，因而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明崇祯二年（1629年），以张溥（1602～1641年）为首的吴中名士，统一全国各地的16个文社，进行文学和政治活动。成员先后有3000多人，遍及海内外，声震朝野。主要集会有苏州尹山大会（1629年）、南京金陵大会（1630年）和苏州虎丘大会（1633年）。尤其是崇祯六年（1633年）春，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全国文人大会，山东、江西、湖广、福建、浙江等地成员络绎而至，總共达数千人，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况。

复社初期，东林幸存者与诸君子后人加入复社，使复社声势更浩大。复社成员以东林书院的领袖们为学习楷模，所以有称“复社”初期是“小东林”。东林书院的一群正人君子们只是形成了一个学派，被称作“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只是阉党的标签而已。因为他们没有政治上的纲领或组织形态，只有学术上探本求源的目标，有着匡扶世风的现实目的。而复社，在成立时就有相应的组织体系和政治纲领，有类似于党章的社规盟约，有专门的办事机构和组织分工等，具有了近代政党的组织形态。

其主要人物有张溥、张采、黄宗羲、文震孟、顾炎武、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陈贞慧、钱谦益、吴伟业、吴昌时、归庄、陆世仪、顾杲和吴应箕等。

二、复社的主要社会活动

复社的活动其实是继承东林党的未竟事业，推荐后生应试科举，在尊经复古的旗号下，继续开展社会的改良运动，讲究士人思想品德上对忠贞气节的修养。其宗旨是：兴复古学，经世致用。

张溥于崇祯二年（1629年）统一各地的文社而成立了复社这个党社联盟，其组织构成情况表明，复社经过近十年的筹备，在成立之前，全国已有不少地方出现了党社组织。这些党社的成员大多为普通的文人学士，也有一些是在职官员；其组织活动一般采取诗酒唱和、讲学论道的形式。复社的主要活动，从晚明到南明的事实来看，除了集会讲学，科举应试，集中在对温党、阉党的斗争与后期的抗清活动中。

当东林诸君子遭到迫害打击时，杨廷枢、徐汧、朱隈等人在苏州有组织地发动市民，领导了抗逮周顺昌事件。崇祯即位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缓和社会矛盾，惩治魏忠贤，人心大快。26岁的张溥，曾以苏州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聚众反抗魏忠贤暴政而慷慨就义的史实，撰写了一篇著名的《五人墓记》碑文。

张溥与张采（史称“二张”）在家乡驱逐曾为首辅的顾秉谦，显示了他们的政治态度与号召力。进入京城政治中心的张溥，在京师的主导活动，是典型的有明确倾向的政治活动。

特别是顾杲、吴应箕等发起的声讨阮大铖《留都防乱公揭》案，声势更为浩大。因马士英误国，和阮大铖对东林余贤与复社人的迫害，南明军政人员被分裂，从而加速了南明灭亡的步伐。复社文人为了挽救明朝，践行民族复兴之路，有100多人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惨烈的忠义悲歌。

三、复社的政治与学术思想

复社主张的经世致用，意味着促进现实社会的发展，克服宋明理学脱离现实社会的需求，强调古为今用，又要推陈出新。复社在政治上，注重举贤反恶，关注维护社会稳定，体现民本思想。对倡导科举，引导民间良俗与惩治黑恶势力，都有许多表现在文化层面上的独特见解。在尹山大会上，张溥亮出了复社的社会目标：致君泽民；具体手段是兴复古学，使士子具备真才实学。

组织发起过“几社”的陈子龙，以“君子之学，贵于识时；时之所急，务之恐后”的紧迫感，与徐孚远、宋徵璧一起辑成《皇明经世文编》，凡508卷。内容包括政治、军事、赋役、财经、农田、水利、学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学之师法”，是一部总结明朝统治经验，希望从中得出经验与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之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参加复社活动时的留世名言，出自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而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在社会发展史上，顾炎武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亭林文集》卷一）。他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亭林文集》卷九）。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

黄宗羲所著《明夷待访录》，早于西方卢梭《民约论》30年，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他肯定“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锋芒直接指向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者，对清代民主思想的兴起有很大的鼓动作用。所著《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对研究明代近300年的学术思想发展很有价值。

复社的一些成员在学术上提倡“实事求是”的“考古论今”，主张士人“忠信廉洁”，注重道德名望，人朴文美，不满儒家思想的现状，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期望让推陈出新的古学，重新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其言论，振聋发聩，震撼了当时窒息已久的思想界。

四、复社悲歌与余响

复社的成立对当时与后世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影响深远，是当时已萌生的近代民主意识的一种外化形式，是中国文人社团组织的一座丰碑。

他们到处结社，论学议政，诗酒唱酬，切磋经史，重义轻利，目的是为了科举的“应试”入仕后，追求国家政治民主，实现富民强国的梦想。复社的壮大“秘诀”，就在于能使许多士子“金榜题名”。与东林君子们一样，复社人出于忧国忧民之心，痛恨宦官之患，受到了不少异己的打击迫害。顺治九年（1652年），这些人的梦想破灭，复社被清政府取缔。

复社除经学、史学外，在文学领域统领了明未诗坛、文坛，尤其是被称为“明末四公子”的侯方域、冒辟疆、钱谦益和吴伟业等一些文人与江南名妓们的交往，在文学方面留下的影响，毋庸多赘。他们提倡实学，力戒虚浮，反对君主专制，坚持民主爱国，反对横征暴敛，强调富民，观点比西方启蒙学者提出还早100多年。

明亡后，经世致用、崇尚民族气节的文化传统随着部分复社成员的入台而播迁台湾，这对早期台湾文教事业和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复社虽然未作政党正式标立，它却是一切政党的雏形，对晚明、南明的社会走向、军事斗争、文化生态构成及清代经济繁荣与社会思潮等影响深远，为后代的兴中会、同盟会、革命党等的成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清末，南社在苏州虎丘的成立，就是为了对复社的纪念。

前人将明朝的灭亡称为“国亡”的记载确实较多。清末，“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就是为了使忘却的旧梦复苏，反满而重振中华民族之利器就是“晚明想象”之遗梦。特别是晚明遗民中的复社文人，遗留的那些令人“伏案恸哭”的记载清军暴行与追述明亡历史之著作行世，唤醒了清末民初民众的历史记忆。

五、纪念复社，重溯中国梦

复社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复社人皓首穷经，举贤任能，以民为本的人才观，对我们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民本”思想与现代所提的“以人为本”是有区别的。“民主”思想，即是“民为国本”的意思，一般包含重民、爱民、利民等內容，是复社人推崇儒家“民贵君轻”的思想。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是复社文化中的精髓之一。

警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深入民众心田。明朝灭亡前，复社人清醒地看出民生问题与国家兴衰存亡的关系，就在于统治制度的不合理性，提出了一系列民本主张，并且“耿直”、“忠义”地建立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基础上。即便遭到敌对派的“惩治”，甚至牺牲生命，他们的主张也没有改变。但“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毕竟随着复社文人“梦想强国”之梦的破灭而未能化为现实。

长期以来，中华文明以其独有的特色和辉煌走在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然而，借鉴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四大发明”彻底改变了社会结构的西方国家，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随着西方近代工业革命和科学进步的加快，中国很快落伍了。推翻一个旧的封建政权后，清朝又建立一个相似的封建政权，这个政权是由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来建立的，其取得政权时的破坏性和统治社会的艰巨性、落后性是显而易见的。清军对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繁华的苏州城的破坏性攻击就是其典型一例。承袭封建统治的清王朝由于固步自封，仍然沉浸在往日辉煌的甜梦中，等待的却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坚船利炮。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镜，匡正时风，顺应民心，提倡廉洁奉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倡导法治和民主，对当今弘扬历史文化，利用文化资源，构建和谐社会，重溯中国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作者系苏州南社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