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之子谈涉及于右任的一桩血案
董存发
1963年9月13日， 在台北中山路某巷子内，发生了一起持刀凶杀案，死者是吴家元，身中十九刀（又说四十三刀），行凶者是李裁法。此案喧嚣一时，最后以“赌场仇杀”结案。时隔近四十年后，海峡两岸的一些学者陆续提出此案是牵涉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一桩“统战与反统战”的政治案件，而于右任（以下简称右老）正是在吴李血案之后的十四个月，即 1964年11月溘然长逝。因涉及此案的三个当事人都曾与当年的杜家有着深厚的渊源，特别是吴家元和李裁法。笔者带着疑问多次走访了杜月笙之子杜维善先生。
杜维善，别名颢，号北斋旧史、思古楼主，杜月笙第七子。他是海内外著名的古钱币收藏研究专家、地质学家，上世纪五十年代赴澳大利亚学习地质并在澳洲、新西兰等地从事地质勘探，六十年代回到台湾后继续从事地质勘探，并在台湾经济部工作至副部级职位，后来在香港经商，晚年移居温哥华。杜维善先生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以严谨治学的态度，就这起众说纷纭的凶杀案梳理出几条历史线索。笔者根据对杜先生的访谈，并查阅海内外相关文献资料，整理成本文。
杜府座上宾的“吴家伯伯”
“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这是形容海上闻人杜月笙广交天下朋友的情形。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吴家元就是杜府常来常往的清客之一，并与杜家越走越近，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香港、重庆、台湾，吴只要有机会，一定会亲临杜府，或问安、或打牌、或清谈。1949年之后，杜月笙暂居香港，吴则往来于港台之间，每次都住在当时并不宽绰的杜府，杜家子女尊称其为“吴家伯伯”。1963年，吴家元遇刺身亡，此时同在台北的杜维善母亲姚玉兰女士与杜家子女（包括杜维善先生）听到此消息，无不惊诧，也深知是其“咎由自取”。
据章君谷《杜月笙传》记载，吴家元与杜月笙相识于民国十四年（1925），吴是典型的上海“白相人”，头脑绝顶聪明，有“赌王老千”之称。吴年轻时面相俊俏，口才绝佳，风流倜傥，博得众多显贵女子青睐，老来也是驻颜有术，风采不减当年，据说常有风雅名流女子供养。吴家元最辉煌的历史，是曾经协助戴笠、杜月笙主持的国民政府“营救北洋高官脱离日伪政权”的抗日工作。吴早年曾经在北洋张宗昌政府做过青岛盐务督办，与北洋政府高官来往密切。同时，吴与日本在华三大特务机关“松、梅、竹”之一的“松”机关的要人何益三、李择一既是好友，又是赌伴。杜月笙利用吴的特殊关系，周旋于官场及各派势力之间，竟然能对当时名列日伪政权要职名单的多名高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胁之以迫，使他们悄然脱离伪政权南下。吴家元穿针引线于其中，可谓功劳不小，以致日本人恨之入骨，派特务南下香港，追捕吴家元。而吴家元能够死里逃生，幸亏遇到李裁法大难中救助！
“以己命换他命”吴李恩怨肇始
李裁法早年混迹于上海的十里洋场，曾拜帖在青帮门下，属“通”字辈，是杜月笙的学生弟子，一直跟随杜月笙的结拜兄弟、小八股党的核心成员之一的芮庆荣。李裁法在而立之年时来到香港，利用其在帮会的背景，逐渐在香港的黑白两道里有了一些影响。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暂避香港，往来于港渝之间。这位江湖老大和帮会总头的到来，让青帮在港的势力大为提升，红帮等其他会道门组织也彼此握手言和。随后，杜月笙的弟兄们也陆续到来，芮庆荣、吴家元也在其中，他们都吃住在杜府。李裁法一生仰慕杜月笙，与芮庆荣在香港的会面，进一步拉近了李与杜府的关系，杜月笙在香港的一些事情，也委派李裁法办理，李当然受宠若惊，尽心尽力为杜奔走效力。另外，杜月笙还带有国民政府抗日的特殊使命，协助军统戴笠营救日本沦陷区的高官大佬，拆散欲成立的日伪政权“台柱子”，香港是这次秘密行动的根据地和避难所，这项秘密行动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吴家元曾参与并建功之事。
香港在沦陷前后均是军统倾力打造的地盘，戴笠任命精干年轻的王新衡为军统香港区区长。王新衡与杜月笙在此之前已是好友，在杜的举荐下，李裁法以秘密身份进入了军统系列。日本人占领香港后，需利用黑道势力维护香港秩序，李裁法摇身一变为日本宪兵队的侦缉队长。有黑白红三道势力的掩护，李裁法成功地协助国民政府从香港沦陷区营救出一百多位要人，这其中也包括吴家元。
当时吴家元被日本特务机构通缉，北平来的日本特务和香港宪兵四处搜捕，逼得吴难以藏身，最后一次是躲进了李裁法家中的衣柜里，才免于被捕，他最终逃离香港远赴重庆。因此一事，日本人开始怀疑李裁法，并密下逮捕令，李无奈仓皇逃出香港，取道上海欲赴重庆。途中李裁法盘缠用尽，求救于杜月笙，杜当即汇去二万大洋，李才得以到达重庆。然而，李裁法没有想到，他刚到重庆就以“汉奸”罪锒铛入狱。先已到达重庆的吴家元，不知何故并没有念及李裁法的救命之恩而证其清白。幸亏杜月笙及时为李裁法作证和周旋，李才得以洗刷“罪名”。至此，李裁法愈加敬重杜月笙，对吴家元则是暗暗怀恨，这也为以后的吴李血案埋下了种子。
“香港杜月笙”李裁法遭黑手暗算
李裁法在其事业如日中天时，创办了被当时《LIFE》杂志评为远东第一的“丽池夜总会”和后来闻名遐迩的青山饭店，短暂地获得了 “香港杜月笙”的称号。
1949年5月，大陆解放前夕，杜月笙再次来到香港，当杜家一行搭载盛京号轮船来到香港时，李裁法早已敬候恭迎在码头。经历过劫难的李裁法是个聪明人，他身靠杜月笙这棵大树，一则报答重庆的救命之恩，二则借助其威名，扩大自己在香港的势力。杜月笙寄居香港不比当年，强龙不压地头蛇，有些事还得依靠李裁法，而此时的李裁法羽翼已满，自然就成为杜氏家族在港的重要力量之一。从游走总督府的上流社会，到摆平市井无赖之徒，李裁法鞍前马后地积极奔走。例如，当时在香港轰动一时的南洋侨领“胡文虎敲诈案”、上海富豪朱如山的“朱门丑史”，都是当事人求到杜月笙，杜让李裁法去平息的。投桃报李，杜月笙当然也没有亏待李裁法。
李裁法经营的“丽池夜总会”红极一时之际，突然杀出个竞争对手“天宫夜总会”。天宫由号称“香港舞池大王”的英籍犹太人查理·查尔斯投资，与丽池近在咫尺，其规模、豪华与丽池旗鼓相当，天宫除了在设备管理等方面对丽池打压外，还博得了白相人好抢新鲜的彩头，大批丽池的客人，纷纷涌向天宫猎奇，丽池生意大减。在这关键时刻，杜月笙抱病轻车简行光临丽池，消息口口相传，不胫而飞，以上海人为主的舞男舞女白相人，听到杜月笙捧丽池的场，自然明白这里的缘由，纷纷从“杜”如流回到丽池。不久，丽池彻底成了白相人的娱乐大本营，天宫不久即倒闭了。
随着涌进香港的人越来越多，在杜月笙的建议下，李裁法开办了一间上档次的酒店青山饭店。李裁法很明事理，力请杜任董事长，杜说：“既然是捧场的事体，又何妨捧足输赢。这里是香港，不是上海，干脆我当董事，你当董事长。”最终李裁法持有50%股份，其余50%股份，由杜月笙推荐的股东持有。青山饭店的生意越做越大，名声也越来越响，成为流落香港的达官贵人、商贾富豪闲暇时一掷千金的逍遥之地。随后，李裁法以丽池和青山饭店为基础，创办了首届香港小姐的选美大赛和香车美女簇拥的汽车大赛。
1951年8月杜月笙病逝香港。李裁法陆续接收了一些杜的门徒，并开坛收新徒，以香港青帮第一人自居，获得了“香港杜月笙”的称号。然而，好景不长，李裁法开始走下坡路。1952年6月28日，李裁法接到香港政府的驱逐令，限期“自由离港”。
当时宣布驱逐的警官回避被驱逐理由，坊间通行的有几种说法：参与黑社会活动、非法提炼吗啡、扣押港警、非法向大陆走私战略物资。在当时的香港，前几个说法即便存在，也不足以上升到被驱逐的层面。但最后一条，向大陆走私战略物资，恰逢朝鲜战争特殊时期，且有被美国CIA拍到现场照片的把柄，迫于美国政府压力，港府不得不驱逐李裁法出境，这应该是主要理由。
新仇旧恨酿成刺杀血案
李裁法本想先取道台湾，再转去南美洲某国。但是他没想到一踏上台湾的土地即被投进监狱，罪名是从台湾走私战略物资偷运到大陆，损坏了当局利益。按照李裁法后来自己的说法，经过他的调查，发现吴家元是这一切背后策划的主谋，吴家元把李裁法的一些见不得阳光的勾当，报告给港府和台湾当局。
1959年12月，倒霉的李裁法刑满释放。此后他更是始终走“背”字，曾有富商旧友试图帮助他东山再起，也以失败告终。无奈迫于生计，李裁法又重拾旧业与吴家元合作开赌局。
吴家元几十年来在赌桌上常胜不衰的手段，就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老千”手法和赌桌下的“分赃协定”。通常牌桌上作弊的“老千”集中在调换牌上，而吴家元的本事是乘洗牌的混乱之机，用掌心或指缝“吸走”别人的筹码放在自己的筹码里，他面前的筹码从来都是散乱的，以掩人耳目。而这只是“赌王老千”的前手，而最为狡黠的是他的后手，当他的“老千”手法被人发现后，他就与之签订“分赃协定”：牌桌上无论输赢，双方都按比例分赃，吴仍可从中坐收渔利。
吴家元利用李裁法的阔佬旧友，设赌局，先输后赢，合伙分赃。即便如此，吴家元也还是屡屡食言，不兑现李裁法应得部分，李裁法早就不想继续这种忍气吞声、与虎谋皮式的合作。另外，李裁法策划着回香港，讨回他以前的产业财富，因此他正急于用钱买通船老大偷渡香港。1963年9月13日，李深夜寻到吴家元，讨钱不成，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愤怒之下扎死吴家元，一说19刀，一说43刀，总之，可以想象李裁法的积怨之深、怒火之大！台湾警方事后找到了李裁法的凶器和血衣，然此时李已经偷渡成功到达香港。随后不久，香港当局捉拿了李裁法，按照国际公约引渡回台湾。当时台湾报纸通行的说法此案就是赌徒之间的恩仇录。
然而，进入2000年前后，随着两岸交流频繁，大陆统战信息和前台湾军统退役官员的披露，此案又出现一种“统战说”。此说法认为吴李案似乎不是简单的私人恩怨，而有可能是涉及两岸统战与反统战的政治事件，由此牵扯出辛亥老人、一代书圣于右任。
涉及于右任的“统战与反统战”说
于右任是公认的辛亥革命元老，历任国民政府党政军要职，担任监察院长三十多年，同僚和公众尊称其“右老”。同时，右老又有“三百年来一草圣”的美誉。林语堂曾评价，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当今的最好模范。在中国嘉德2014春季拍卖会上，《一代书圣于右任》专场，拍卖异常成功，单品拍卖价格打破以往近现代书法家作品纪录，足以见证两岸公众对右老的怀念与崇敬。
右老与当年显赫的海上闻人杜月笙往来30多年，可谓故交。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之时，右老挥笔书毫“源远流长”，制成匾额志喜。1951年杜月笙去世后，杜家老小举家迁往台湾，在以后的岁月里，杜府与右老还时有往来。逢年过节，杜府的姚玉兰夫人，常常是总统府的嘉宾，自然会遇到右老。有一年圣诞节，宋美龄邀请姚夫人参加，现场请右老挥毫，为每位宾客赠送墨宝留念。右老送给姚夫人的墨宝，内容取自圣经，在现存的右老书法中很少见，非常特别。右老回忆说，他在出席一些宴会时，两袖清风，只在褡裢里放两粒钤印，现场泼墨题诗，作为答谢。
1949年右老远离家乡的妻女只身来到台湾，愈到晚年，右老思念故土的乡愁愈发浓烈。1962年初，右老写下了那首荡气回肠、一咏三叹的《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把右老与吴家元牵扯上关系的，主要是源于刘凤翰编写的《于右任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台北）记载：“吴氏民国三十八年来台时，户口即报在先生家，先生每年过寿，吴都自香港回台祝嘏。”右老长子于望德在书中的注解中追溯了右老与吴的历史交往：“民国十三年中秋，上海大学经济奇窘无法维持，先父得吴之助借款五千元得度难关，此订交之始也。”1925年，右老与吴家元一起出入山海关，周旋于北洋军阀与奉系之间。而就在这一年，吴家元在牌桌上结识了杜月笙，并成为杜府座上宾。
1949年，右老为吴家元做担保落户台湾，并在交通银行为他谋了领薪水的监察员闲差。吴把家安在台北，但有更多时间是往来于港台之间，也时常为右老购置些笔墨纸张等文房用品，右老也通过他鱼雁传书给一直住在西安的夫人高仲琳（林）和大女儿于芝秀，及转寄一些生活费。1961年，在右老的寿辰上，右老感慨说其夫人高仲琳（林）即将过八十大寿，也不知是否会有人为其祝寿？言罢，右老黯然泪下。还有一种说法是，于右任在给吴家元的一封信中说到：“今年是我老伴八十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里，我十分伤心！”
吴家元把这一情景转述给在香港的章士钊。章士钊是右老、杜府和吴家元的老朋友，又肩负着大陆对台的统战使命。章士钊把右老的牵挂报告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指示右老的女婿屈武，以个人身份赴陕西老家为老夫人做寿。于是，屈武带着儿子、儿媳前往西安，在当地最好的人民大厦置办了三桌酒席，邀请了右老在西安的亲朋故友，包括陕西省副省长孙蔚如、工商联主席韩望尘、全国政协委员茹欲立等二十多人，在宴会开始时全体起立为夫人敬酒，气氛轻松愉快，老夫人身体很好，兴高采烈，一再表示谢意，宴会结束时，全体合影留念。随后，按照周总理指示，屈武写了书信详述了寿宴情景并附上照片，通过吴家元面交右老。为了不给右老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屈武采纳了右老和周恩来的老朋友邵力子先生的建议，用“濂溪先生”指代周恩来。原来在抗战时期，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拜访右老，在谈话中常常谈到宋代大儒周敦颐（人称濂溪先生）。右老看到信件和照片，信中说此事得到“濂溪先生”的关照，老人家泪水夺眶而出，连声说“谢谢濂溪先生！谢谢濂溪先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两岸关系处在“收复”与“反攻”的特殊敏感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共生死对立的思维，这件看似人之常情的祝寿之宴，后来却成了当事人的灾难之源。1966年“文革”中，屈武被批斗，其中三条罪状之一就是“反革命两面派”，为国民党高官夫人祝寿，与当时蒋介石的“反攻大陆”遥相呼应。1968年8月，屈武被以“反革命罪”投入监狱，在此期间，高仲琳（林）、于芝秀也受到冲击，相继去世。
按照刘凤翰的《于右任年谱》记载， 1963年9月14日，“交通银行监察人吴家元被害，先生闻讯不胜哀悼，曾亲往极乐殡仪馆弔唁。”坊间传说，右老为吴命案曾要求主管部门立即缉拿凶手绳之以法，并称病不上班。由于过度伤心，右老一病不起，并于次年11月10日去世。
吴家元的鱼雁传书和牵线搭桥，引起了台湾当局情报部门的怀疑，特别是祝寿事件之后，台湾当局担心大陆统战工作蛊惑拉拢右老以致“晚节不保”，引起朝野震动。于望德的注解似乎也佐证了台湾当局的顾虑，“吴家元通过香港与中共方面通气，尤其周恩来一直想做于右任的工作，吴家元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此时，这种与匪暗通款曲，在台湾当局看来是极不为国法所容，何况吴家元来来往往只做于右任一个人工作。”
吴家元和李裁法曾经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台湾情报部门深知吴李的历史恩怨，并对吴李的行踪了如指掌。李裁法犯案后，台湾当局并没有立即缉拿归案，香港当局逮捕李裁法后引渡回台湾，被判死刑后又改为终身监禁，1978年提前释放。这种种迹象似乎也暗指台湾情报部门在李裁法穷途末路之时，借李裁法之手杀死吴家元，斩断右老与大陆联络之嫌疑。李裁法获释后不到二个月，就病死在医院，终年六十九岁，恰与吴家元死时同岁。
吴家元偷妻夺财“贪小便宜吃大亏”
吴家元与李裁法的恩怨终于彻底结束，但人们对这场血案的评说尘埃未定，起初是赌场失意的恩怨了结，后来又变成了统战与反统战的政治事件。从吴家元、李裁法与杜家的历史渊源，分析这两人的个人秉性，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杜维善先生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
首先是赌场恩怨说，表面上似乎合逻辑，实际上不太可能。抗战时期李裁法舍己救吴，得到的却是吴家元的恩将仇报，从此李裁法记恨在心，在经历牢狱之灾、生意失败后，再次被吴捉弄，新仇旧恨促使李裁法杀死吴家元。这里有两点值得推敲，其一是抗战时结下的恩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李裁法不至于永远会耿耿于怀，在最辉煌的“香港杜月笙”时期，李完全有机会对吴报复，但是李并没有这样做。其二是吴李的再次合作，其实是双方互相利用，凭借吴熟练的“老千”技法，李的多年人脉，不至于挣不到点小钱糊口，吴也犯不上拖欠赖账至被杀的境地。这背后一定有更深厚的而且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是统战与反统战说也有些勉强。吴家元与李裁法两人都是曾在国民党情报部门摸爬滚打的过来人，而且都是曾在乱世混迹发过家的老江湖，特别是号称“香港杜月笙”的李裁法，既然愿意搭上自己的性命解救吴，不太可能为了二十多年前的旧怨，昏了头被别人利用当“刀”使，拿自己的性命交换。而早年吴家元虽然与于右任有过交情，但吴毕竟仅仅是个清客“白相人”，右老的担保和举荐，应当是对其早年帮助的回报。至于吴往来于港台，为右老提供笔墨纸砚，似乎仅仅是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一代书法家不至于有笔墨纸张之虞。当然，吴为右老传递书信与贴补家人，这是实事。总之，从吴的地位和能力，不足以担当大陆周总理、章士钊的统战大任，作为统战于右任的唯一牵线联络人。最重要的是于右任先生，贵为辛亥元老，官场不倒翁，不会轻举妄动。至于年老怀旧的故土乡愁是台湾“渡海一代”的固有情节，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一定要上纲上线到海峡两岸统战政治高度，也未免太牵强了。当年周恩来冒着政治风险指示屈武为老夫人祝寿，也是出于对辛亥元老、老朋友敬重的私人情谊，或者说是政治家的智慧。这也符合右老后人的评述，他们认为，祝寿与其说大陆台湾认为此事件是“统战与反统战”，还不如说是周恩来施“大爱”于天下的政治家的人格魅力！而台湾情报部门是否是从反统战的高度借刀杀人，在没有公布正式档案之前，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按照杜维善先生的看法，事情很简单，促使李裁法杀死吴家元的根本原因是吴家元的秉性与行为。杜月笙能够成为一代海上闻人，得益于其一生广交朋友、仗义疏财。杜极少背后议论别人，但唯一例外的是对吴家元行为的不认可。杜月笙1925年就认识吴家元，对吴可谓知根知底，营救北洋高官脱离日伪政府，就是发挥了吴的优势。但是对吴赌桌上的“老千”手法，特别是赌桌下“分赃协定”的做法，杜非常反感，对吴家元那些赌徒们的评价是“见利忘义”、“贪小便宜吃大亏”。晚年，杜月笙曾多次援引吴家元的例子，谆谆教诲其子女切记不要参与“赌”事。《上海大亨杜月笙续集》作者描述很恰当，吴家元“天生就是他的脸庞俊俏，体态风流，性情温婉，举止柔曼，男子汉带些娘娘腔，女人固然宠着他，男人亦宠着他。在港的这些年来，他虽年近古稀，满头白发，而额上无纹，颌下无须，容貌生春，腰脚甚健；无论穿唐装，穿西服，近看仍然风度翩翩，远看更不知其为老叟。以貌取人，世情如此，吴季玉占到这个大便宜”。正是吴的这种秉性促使他插足李裁法的家庭和财产。
吴家元常常往来港台之间，逐渐勾引到李裁法的太太，其目的是要攫取她手中的股票。吴家元的重要一步就是抓住李裁法在香港的违法把柄，向香港当局告密，驱逐李裁法出境，进而攫取李的财产，最终导致了血案的发生。这也是李裁法后来亲自调查发现的吴家元的阴谋。吴家元在杜月笙生前和过世后，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台湾，始终保持着与杜府的往来，一直持续到他被李裁法刺死。吴的这点个人隐私，外界极少知晓，而杜维善先生的母亲和兄弟姐妹深谙吴的秉性和为人，杜家人还记得李裁法太太的名字——何静君，当听到吴家元被刺的消息，在惊诧惋惜之余，深知是其咎由自取。
杜先生认为，李裁法挥刀刺死吴家元的最根本动机是吴家元偷情李妻，向香港当局告密驱逐李裁法，甚至投入监狱，进而攫取李的财产。总而言之，赌场恩怨只是幌子，统战之说未免牵强，偷妻夺财才是李裁法、吴家元血案的本因，与统战与反统战靠不上，与于右任无关。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现加拿大温哥华社区学院（Vancouver Community College）职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