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社会流动

熊易寒

不能忽视社会流动的距离

现在大家普遍感觉到，社会流动更难了，尤其是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更难了。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因为学历普遍提高了，学历的信号功能和筛选功能就弱化了；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越成熟，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社会流动的速率会逐步下降。但对于底层群体而言，读书仍然是相对有效的一种社会流动策略。

此外，我认为需要区分两种社会流动，一种为长程社会流动，另一种为中短期社会流动。在讨论社会流动的时候，人们经常忽视社会流动的距离。从一个农家子弟变成一个技术工人或个体户，这是短程社会流动；变成一个公务员或教师，这是中程社会流动；变成一个高级官员或著名企业家，这是长程社会流动。也就是说，同为向上的社会流动，流动的距离也存在差异。

长程社会流动更多地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足够轰动，同时又较为罕见。新闻媒体通常喜欢对长程社会流动大书特书，民众也喜闻乐见，因为这样的故事太励志、太感人了。中短程社会流动虽然不那么引人入胜，却频频发生，对于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的重塑作用更大。

历史学家何炳棣通过对明清时期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的家境进行分析，发现明代有一半进士来自平民家庭，清代也有接近4成的进士出身平民。可见，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代中国社会的长程社会流动。现代社会的结构高度分化，分工体系和社会分层更为精细，这使得长程社会流动变得更为困难。在古代，进士可以迅速出任官员，进入社会精英阶层；在现代，大学乃至博士毕业都只能担任普通公务员。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社会学家李中清的一项大样本研究发现，1953年～1993年，超过40%的教育精英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而1994年～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富裕家庭。

如果仅仅考察长程社会流动，那么，教育的确很难促进农家子弟的社会流动；但如果我们考察中短程社会流动，那么，或许会有不同的发现。

我们靠什么改变“命运”

个体命运的改变不仅需要自身的努力，也需要一个公平的环境。命运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由一个超验的神秘力量所决定的。如果说个体的命运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

第一，国家通过制度和政策来塑造我们的命运。国家不仅对有形的资源进行再分配，也在对无形的机会进行再分配。从上山下乡到恢复高考、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改革、从统招统分到教育产业化，国家行为对我们命运的影响何其巨大。国家对机会的再分配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群体或社会类属为单位，譬如流动人口、高收入群体等。国家的再分配必须避免制度性歧视，即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不公正待遇。

第二，市场包括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前者通过产权、后者通过社会流动渠道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激励，从而影响我们的命运。学者唐世平指出，在地位市场中，个人为社会地位而竞争。和物质市场中的情况相比，地位市场中的竞争是纵向的、零和的，而且地位性商品的供应是内在有限的。简言之，我们通过物质市场获得财富，通过地位市场获得社会地位和外部承认。

第三，社会通过自由结社、社会运动、公共舆论、社会资本、关系网络来影响人们的命运。这对于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尤其重要。显而易见，劳工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工人、黑人、女性的地位和命运。

第四，家庭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们每个个体的人生轨迹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

以上四种力量与个人能动性的互动过程共同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每一种力量都不是绝对的。家庭是相对保守的力量，而市场、社会和国家都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变革的一面。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系统中，这四种力量应当是相对平衡的，在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社会流动与阶级再生产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让社会成员各得其所，从而避免社会的过度僵化或无序。

要避免把农民工身份本质化

2006年博士论文开题的时候，我计划的研究主题是《权力的极限：中国乡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过程》。然而，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叫做《心里话》的诗朗诵在一瞬间击倒了我。孩子们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三个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已经执行了一年的博士论文计划，重新选题，写这样一群“城市化的孩子”。当时，我和身边的朋友一样，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决绝，那么冒险。直到寫博士论文后记的时候，我才逐渐理解自己的选择。

倾听和叙述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体验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命运曾经与他们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个亦工亦农的家庭，父亲是国企职工，母亲在家务农，而我自幼随外公外婆居住在县城边上；在农村念完小学后，我转入质量较好的城镇中学寄读，为了让每学期一百元的寄读费有所减免，外婆不得不托教育局的亲戚帮忙，然后拿着领导的条子去敲开校长的办公室，这曾经深深刺痛我的心灵；我这个农村小学的尖子生、班长，在那里成绩一落千丈，上课犹如梦游，直到多年以后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突然间变得懵懂。念高中那年，母亲携弟弟妹妹进城，一家五口蜗居在父亲厂里的单身宿舍，母亲在厂里做临时工补贴家用。现在想起来，原来自己也是农民工子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多年以后，我会选择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

我清楚地知道，我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一员，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十之八九会成为一个农民工，而我的孩子也将是流动儿童或留守儿童。我不只是在书写他们，我也是在寻找自己。通过博士论文的研究，我试图回到那个决定我命运的岔路口，去看看，如果我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我的人生将会怎样。

其实，我觉得农民工与我们不存在本质区别。如果说有区别，只是他们没有城市户籍，总体上社会经济地位低一些；另外，跟城市居民一样，农民工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要避免把农民工这个身份本质化。

当然了，早期的农民工大多是从穿着打扮上来识别的，譬如说编织袋、解放鞋；而现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特别是出生在城市的第二代，从外表上看，他们与城市居民没有什么显著区别。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他们只是缺乏一些权利和机会。比方说，我现在算是中产阶级的一分子或者所谓的知识精英，跟农民工应该很不一样，但是，如果剥夺了我的上海户籍，我在很多方面的境遇也会与农民工相似。我也接触到一些非常优秀的“农民工”，有思想，有能力，也很上进。我们需要破除一种偏见，就是农民工之所以成为农民工，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譬如没文化，不勤奋，不够聪明，缺乏眼界，诸如此类。我还注意到，一些跟我经历相似的“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他们甚至比一般的城市居民更加看不起农民工，因为觉得这些农民工不够优秀，不够努力，而自己就是凭借聪明才智获得了城市户籍，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区别对待是应该的。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让我不寒而栗。

好的研究要产生共鸣

我之所以去研究农民工问题，就是某种程度上能够和他们产生共鸣。在我看来，好的研究具有一个共性，即引发共鸣和争议。所谓共鸣是价值观和情感上的，即对选题重要性的认同。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只是一种智力游戏，还必须服务于人类的福祉。如果没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观照和反思，就很难产生真正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学术作品。一个优秀的学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们会思考一些抽象的、看似远离现实的问题，但就像老鹰一样，尽管飞得很高，却始终紧盯着地面，一旦发现目标就直奔而去。老鹰的飞行高度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麻雀高明，而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捕捉猎物。一个从不关心地面，只知道仰望星空的人，就好比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不管你做的是规范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不能脱离现实，都不能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社会无关，否则你的研究不可能引起他人的共鸣。

所谓争议是理论意义上的。重大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颠覆性，会对既有理论体系构成巨大挑战，因而往往会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伟大的作品要么是范式开创者，开启一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研究取向；要么是范式终结者，作为一种研究传统的集大成者，为后来的研究转向提供动力和契机。没有争议，就没有创新。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