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中的“意识形态终结”问题

李厚羿

[摘 要] “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具有隐蔽性的政治口号，持该论见者试图通过列举国家间传统意识形态对立日渐消弭的事实，来强调经济全球化时代西方的主导性和优越性，然而，这些论断往往忽略了意识形态背后应有的利益差异，忽略了新兴国家的正当关切和平等发展诉求。意识形态发展的半个世纪以来，有着不同的形态和表现特征，在新时期下也并没有“终结”，其各种矛盾依然突出，中国要在“十三五”发展时期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以“共同体”意识超越狭隘的思想对立，以“合作共赢”理念平衡各方利益关切，积极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关键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经济全球化；共同体；合作共赢

[中图分类号] B0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7）08-0004-09

“意识形态终结”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经由欧美发端的一种政治思潮，该思潮以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为现实依据，以追求“全人类价值”为发展目标，主要批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失误以及宣扬西方式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淡化甚至故意歪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并倡导未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性发展，最终力主实现西方理想民主制度的全球性胜利的思想理论。半个多世纪以来，“意识形态终结”思潮在欧美理论界不绝于耳，并随着全球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呈现出多样化表现形态，值得引起重视。

一、“意识形态终结”思潮的历史源流与当代演变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开始蔓延着一种“终结”的理论情绪，对于这种社会思潮，美国哲学家詹姆逊将其描述为，“当前在意识形态、艺术以及社会阶级领域都出现了意识形态终结倾向……人们对将来的不祥预感、灾难或赎罪已经被这样或那样的终结观念所代替”[1]（P49）。从较深远的背景来看，正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对所有竞争者的显赫胜利不仅仅意味着冷战的结束……这样的历史终结本身就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终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2]（ P3）。事实上，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自由民主的社会终结了意识形态，原先国家与阶级之间的武力冲突将不再出现，而新的利益争斗方式将体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之中。纵观“意识形态终结”思潮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于1955年出版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专门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问题，该书重点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日渐失去了应有的影响力，由此正式拉开了理论界质疑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大幕。同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探讨“争取文化自由”的大型研讨会亦成为这种论调的关键性事件，“米兰大会”曾发表专文宣告大会所达成的共识，即认为西方的左派和右派在20世纪中期以来逐渐达成和解，其相同之处多于相异之处，矛盾冲突不断减少，共识交流日渐增多，原先固有的深刻的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源业已消失……类似的政治观点开始在西方理论界流行开来，成为西方有较大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倾向。1960年，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出版《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该书的问世亦被视为理论界“意识形态终结”探讨的标志性事件，书中特别强调了二战后美国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旧的意识形态的对峙已经结束，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时代已经过去，一个兼有和平共处和两大世界体系相互竞争的新局面即将来临。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妥协甚至合作也成为这种终结论调的政治背景。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采取了全面缓和的政策，并强调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关切都应该被赋予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意义，并开始把西方的技术、贸易和对苏联的投资与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挂起钩来，美国的经济诱导策略开始取得了显著成效。1974年开始，西方经济在遭遇了重大的能源危机后开始突然陷入停顿，各个国家都深陷严重的通货膨胀、企业破产、大面积的失业引发的激烈的社会矛盾。西方理论界普遍意识到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还为时过早，拒绝意识形态斗争，只会有损资产阶级的利益。随着凯恩斯主义逐渐遭到质疑，以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在西方世界大获成功，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成为了西方世界信奉的通往美好社会的途径，并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经济开始复苏，全球经济的依赖性也日渐增强，不论是七国集团的创建还是关贸总协定的达成都表明了这一事实，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也缓慢地加入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在此阶段，美苏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矛盾不断激化，军备竞赛、武器威胁、经济封锁等都成为该时期斗争的重要形式。80年代末期开始，东欧和苏联相继发生了政治变革，社会主义阵营遭受重大的打击并最终瓦解。如此的社会发展使得理论界开始预言从此以后的世界现代史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即走向自由民主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最终结果，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一书正是这种言论的代表，然而，这种想象出来的“历史终结论”绝非历史可能发展的唯一方向。21世纪伊始，传统的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两大阵营之间的角力不复存在，而围绕着自然资源、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的全球性争夺开始形成一系列新的国家冲突和战争，这一切都对全球资本主义、西方政治理论霸权、现代文化世俗主义以及美国的强权控制发起了挑战。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特别指出，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差异，意识形态的冲突正在让位于不同文明间的冲突[3]（P6）。

总之，新时期的世界意识形态问题越来越复杂，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重构，国家间力量消长和相互博弈将更趋复杂，一方面，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向全球扩散其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世界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和宗教在世界和平和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的全球性影響已经不可否认，并成为了理解世界新秩序的关键突破点。

二、“意识形态终结”思潮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的本质特征和发生机理

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正确理解，需要拨开表象，深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本质之中，纵观20世纪初至今的现代世界历史，可以发现：首先，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联。意识形态的分歧表面上体现为国家政治体制以及由这种体制而产生的一系列国家治理方式、经济组织原则、社会生活形态、民众生活样貌等方面的差异，但事实上从更深入的角度理解，意识形态是欧洲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利益角逐过程中，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竞争态势所做出的历史选择，意识形态的选择受制于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与此同时，地缘结构、外交环境、区域条件等方面都影响着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意识形态会根据国家利益的要求而产生变化，经济利益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显得尤为突出，20世纪一系列的意识形态调整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提升和民众生活期待的主题而发生的。其次，意识形态受历史传统影响制约。历史民俗、文化积淀、传统习俗、心理模式、民族性格与禀赋等因素都对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经济利益推动了意识形态的形成，但是这种推动是在历史传统所圈定的范围内进行，是通过深受民族文化熏陶，积淀着民族文化性格的社会民众的行为体现出来的。所以，这些行为看似服务于现代化的需求以及国家未来利益，但是很大程度上打着历史传统的烙印，如果当代行为与历史传统的精神传承相违背，那么这种新行为也不会延续太长。最后，意识形态因经济推动衍生变化。意识形态的表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内外经济发展变化推动其不断调整和改善。意识形态已经由原来简单极端的政治模式对峙发展到了当前复杂深远的利益格局、经济交往的国际关系之中。意识形态在当前更多地体现为文化、心理、制度等软实力之间的竞争与角逐。从两极格局到多极化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的变化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从非军事冷战到能源商贸战，意识形态斗争所服务的对象、面对的问题、依托的条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绝对不可能终结。总之，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必要的条件，只要世界的经济格局和国家利益没有颠覆性的变革，那么意识形态就会以新的面貌出现，服务于前者的需要。所以，意识形态的“终结”就变成了一种掩盖了真实本质的政治口号，要揭示出这种“终结”论调的错误，需要从意识形态的发生机理处进行考察。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秩序一直是由西方世界来主导。从15世纪初开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开始产生、确立并由西欧向世界范围扩散，荷兰率先称雄世界经济，成为了第一个力图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国家，凭借雄厚的商业实力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发展格局[4]（P205）。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英国开始独霸世界经济，成为了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和最早的资本输出国，紧接着西欧各国开始抢占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性的经济扩张，同时，也产生了美化殖民的价值观念，一并输出海外。一战后，苏联开始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出现，世界经济及其市场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宗主国及其殖民地之间矛盾不断加深。二战后，美国、苏联成为了两大对立的阵营，不论是在经济还是意识形态上，世界形成了两大体系之间相互对立和分隔的两极格局。计划经济的弊端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明显，苏联试图对抗西方经济全球化而建立的“经互会”也随着自身在20世纪90年代的解体而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中心，以世界新兴国家的迅猛发展为趋势的世界多极化格局悄然形成。但无论是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国际贸易、金融影响力还是在影响投入和产出的全球生产要素流动方面，美国仍旧是不可撼动的具有强大控制力和主导力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或者是在南北对话合作之中，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以及强大影响将长期存在。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为其服务的文化、制度、价值以及心理观念，经济制度的对立或者经济秩序主导权的争夺必然会引起这些意识形态的角逐和斗争，意识形态的西方优势地位也将长期存在，并且将会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不断强化巩固这种地位，以便为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保驾护航。

第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世界不会无故提供中立的价值。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意志和需要建立起来的国际旧秩序，是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国际垄断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体系、受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等内容建立起来的秩序，它是帮助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和流通领域里实现垄断，维护垄断资本国际剥削利益的制度安排。以美国为首，欧盟、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及其西方盟友，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大力推广发达国家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宣传自我标榜的“普世价值”，其实，这给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带去的不是福音，而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破坏，很难说没有私藏文化侵略的野心。事实上，西方通过经济强势而输出的价值虽然以“自由、民主、平等”等“中立”面貌出现，其意识形态外攻的目的极其明显，“中立”的本质是想扰乱人心，掩盖西方发达国家长期获得不当既得利益的实质，阻碍构建公平合理发展的国际环境，让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国家丧失自主发展以及维护自身正当合法国际权益的可能。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选择自己发展模式、政治制度以及治国理念的权利，国际社会全体成员都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平等机会，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大国垄断，反对运用强权输出价值，各国无论大小、贫富等都应具有平等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参与权，同时更应照顾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第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主动寻求突围之道。全球化绝对不等同于世界“西方化”和“美国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都在积极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对抗国际旧秩序，积极建立以开放、平等、正义、共享、互惠、合作为价值的国际新秩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但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亚洲、拉丁美洲开始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越南、土耳其等国也开始凭借劳动力优势迅速发展起来。事实上，新兴国家的崛起一直伴随着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权利和机会的斗争，后者将前者视为意识形态和安全防控的重点对象，以“人权”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石，干涉他国内政，并以“民主化”“多党制”“市场经济”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政治条件，诱使发展中国家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实现政治多元化、经济自由化。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努力寻求打破发达国家控制与剥削的破解之道，两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依存与合作，战后发展中国家积极通过加强合作、实现经济互补，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和发展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发展机遇，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其国际地位有所提高。通过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逐渐改变了在南北对话中的不利地位，有力地冲击了国际经济旧秩序，有效地抵御了西方价值扩张的进程，不少發展中国家创建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体制和观念模式，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创造了条件。

三、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问题涉及的几大重要关系

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不断审时度势，积极应对各种国际国内矛盾，在“十三五”时期，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有了新的特征，涉及到以下重大关系。

（一）意识形态与营造世界共享开放发展格局之间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世界成为了一个共享、开放的共同体，世界各国不断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努力认同多元文化，增进互信，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当代中国的发展顺应潮流，不断以全球化的视野，构建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传统的意识形态分歧已经被更深远更复杂的经济交往、市场博弈以及战略博弈所取代，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战略买家和重要资源输出国，而且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中国更要抓住机遇，使世界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与国家改革开放战略同步深入、相互促进。未来全球化背景中的意识形态博弈将围绕着国际经济竞争展开，将更紧密地服务于市场潜力开发、科技创新转化、产业环境优化以及贸易规划拓展等方面展开。“十三五”时期，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局，一方面，全方位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开发突破，对外积极推动国际自由贸易区谈判，通过建设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促进国际多边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也在新型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努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展现“开放、负责、友好、和平”的国家文化形象，做好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在中美关系上，习近平强调“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建立新型的中美大国关系。未来10年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更要增进战略互信，管控好思想分歧，超越零和博弈，积极寻求两国利益契合点，扩大彼此在全球问题上的共识。当前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更多地体现为在国际上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避免“修昔底德陷阱”①，不断增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主要大国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国际体系中的制度性权力的争夺不会停止。从国际形势、国际力量对比来看，一方面在经济上将世界市场紧密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在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协调。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要求我们进一步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战略，延长我国的发展战略机遇期，拓展我国和平崛起的发展空间。

（二）意识形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義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

从本质上而言，意识形态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发展。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围绕着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1987年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明确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十四大首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从十四大到十八大，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被进一步强化，其中，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发挥市场在市场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市场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并没有阶级属性的特征，由市场配置资源是当前证明正确的促进社会发展、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传统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独特性以及探索自身发展道路，采取适合手段，遵守国际条约，融入全球化发展，保持自身独立性，实现自身利益，惠及国际社会，展现特殊发展魅力和国家形象的新意识形态阶段。不论是何种政权组织方式，以及采取何种市场配置方式，意识形态深刻反映的是所属国家的利益和文化形象。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调整都是服务于特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遵循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政府而言，未来将更多还权于市场，致力于服务型政府建设，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发展在于使意识形态与社会多元的经济利益相一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是对当前社会多元思想和价值的有机整合，汇集共识，凝心聚力。在中国当前的思想文化建设中致力于营造包容、和谐的社会思想氛围，强化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复兴中的领导地位的坚定信念，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的自信；强调市场的积极作用，不断突出政府的服务职能；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经济社会中的有效融入，防止社会不良思潮的渗透与侵蚀。

（三）意识形态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之间的关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在20世纪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选择，有着深刻的逻辑必然性和现实迫切性。如何从积贫积弱、半封建半殖民的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是20世纪初期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实现了理论的飞跃，取得了革命的成功，获得了现实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更加审时度势，走出了适合自身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道路。在全球化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发展所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这是国家精神领域的基本遵循，是国家意志、原则和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指导性思想，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客观、审慎看待资本主义以及现代化本质的原则和方法，社会主义制度不论是从学理价值上还是在应用实践中都有着克服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和弥补市场经济不足的多重优越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内蕴的精神与中国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型过程所需要的发展理念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先进性、科学性的理论作指导，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需要被激活与释放，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应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问题，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经过历史与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理论。 在一些历史时期，西方在多重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断质疑、贬损、打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恶意攻击，并不断地输出宣扬资本主义模式以及私有化制度优越性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并通过“华盛顿共识”在世界大行其道，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事实上，各国都有自身特殊的历史和国情，其发展都应采取适合自己的模式，不应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地位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对他国人民的思想传播，随后紧接着的“欧洲价值观”和“后华盛顿共识”就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反叛，而西方学者提出的“北京共识”更是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可以走出适合自身、独立自主的创新发展道路。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根据具体的问题与条件不断地进行丰富和完善，强化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整合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求，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辩证关系，弱化意识形态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同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用和平崛起的方式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结语：“意识形态终结”思潮的发展趋势

“意识形态终结”思潮的本质在于为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合法性提供一种理论的辩护。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意识形态会随着国家利益的需要而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新的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与民族强盛”[5]（P463）。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一方面，它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以及民主扩张有着紧密的联系。意识形态终结论掩盖着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外攻和价值观灌输的事实，“意识形态终结”的提出往往伴随着超阶级性和价值中立的面貌出现，通过这种方式掩盖了西方强势文明的霸权和主导，掩盖了国家、民族之間的经济、安全、文化等各方面利益的竞争和博弈，在这种意义上，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终结。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在自身发展建设中不能简单地拒斥西方文明和现代化优秀成果。从最宏观的层面来考察，不同国家和民族不同的利益背后其实有着可以分享的价值（sharable values），这是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在一起应对自然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实践智慧，也是不同民族和文明得以合作、对话、交融的基础和前提，这将会是国际新秩序的构建所应该有的思想内容。可分享价值不是普世价值，因为后者是西方霸权和强势话语的产物，它指向的是文化渗透和价值取代。可分享价值也不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产物，因为“可分享”是以保留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自身利益以及独立性为前提，是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彼此欣赏、美美与共的文化发展方式。不同国家与民族特别是新兴崛起的国家和地区在处理意识形态问题时，既要看到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和利益属性，避免和防范新型意识形态的斗争，更要积极倡导登高望远的情怀，主动融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之中，不断吸收全人类的先进思想成果，积极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和方式。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不断努力推进全球化进程，把融入全球体系看作是中国成为强大民族国家的必经之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把国家整合到全球共同体之中才能实现。中国做出了意识形态的调整，表现出灵活性，社会体制不断进行有效改革，主动调整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通过意识形态的创新塑造党和国家的崭新形象。当前，国际治理体系正在改革重塑，中国不仅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提升其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利益空间，而且应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治理体系规则的制定，引导国际经济政策议程，提升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话语权和影响力。总之，无休止的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会带来执政党决策的低效、体制内外思想的混乱、改革参与者的迟疑滞后等问题，对改革和发展都会产生阻碍作用。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下，中国共产党在确立积极有效引导和推动改革和发展的意识形态工作方面仍旧任重道远，需要不断的探索和深化。

注释：

①[KG3mm]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看来，当一个大国与既有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最终以战争来解决相互之间的威胁。运用在当前国际关系上，常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1]J.Derrida.“ A Lecture on Marx”[J]. New Left Review， vol. 205， 1994.

[2]F.Fuka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M]. 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92.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4]厉以宁.厉以宁经济史文集：资本主义的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M].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郑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