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障者婚恋之困

邵媛媛

有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各类残疾人共8000多万人，其中成年残疾人未婚率约61%。残疾人在择偶上，由于身体的缺陷，迎接他们的很可能是不理解、排斥，甚至是歧视。在原本不幸的命运中，爱情成为他们又一个艰难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数量的残疾人不能结婚成家。他们的婚恋困境，需要社会关心关注。

2014年上海市残障人士公益相亲会

她从充满憧憬到降低标准

2017年1月15日，上海的一间KTV包房中，主办人梦娜对来参加活动的残障者的情况了如指掌，她善于挖掘别人的优点，用最大的赞美推荐每一位相亲者。

曾在婚恋中介公司工作过的梦娜，于2013年起自发举办残障人群相亲会，场地多为咖啡馆或KTV的包厢，因为场地、宣传、资金等问题，每次来参与的人数在20～50人。相比在咖啡馆相亲时的面面相觑，有话筒和音响设备的KTV的气氛更热闹些，除了零食和小礼物，相亲者会参与到抽扑克牌找有缘人的环节。抽到相同花色的人两两配对，在互相了解后需将对方的情况介绍给所有人。

这天，王懿雯很活跃。不知不觉中，她已充当起主持人的角色，鼓励参与者大胆表演节目。一件酒红色的外套让她显得醒目，但长及膝盖的衣服无法遮住她腿脚不便的事实。1990年，母亲早产，医生用助产钳夹住王懿雯的脚，将她从母亲的肚子里拉了出来。5分钟后，妹妹王懿斐也出生了。

 27岁的王懿雯，因出生时医生用助产钳夹住她的脚而致残。近年来，在一次次相亲失败后，她对父亲表达过，“找不到合适的情愿单身，宁缺毋滥。如果婚姻不幸福的话，会后悔一辈子的。”

在王懿雯的记忆中，母亲对她与妹妹的态度有“天壤之别”。父母经常为了她的残疾争吵。12岁时，母亲对她说：“如果你的脚没事，我们的生活会很幸福。即使姐妹俩的生命起点相同，但命运轨迹还是通往了令人唏嘘的两个方向。妹妹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现在的工资，是做社区助残员王懿雯的两三倍。

王懿雯起初对爱情的憧憬——她曾试图在另一半身上寻找失去的母爱，但却在一次次相亲后被打破。曾在“健全人的圈子”里相亲，王懿雯发现没有人会如同家人般无条件对你好。王懿雯说：“所以在必要时，还是要适当地降低标准。”

2014年，电视新闻报道了梦娜举办的一场残疾人千人相亲大会。王懿雯因此结识了梦娜。她觉得，在残疾人群里相亲，会更自然些。

在残障人士的婚恋市场上，1990年出生的王懿雯其实有着年龄和性别上的优势。不少来相亲的残障人士已经越过了适婚年龄，而且几乎每场相亲会上，男性的人数都远超过女性。现在，适当降低标准的王懿雯只想找一个沉稳、细心体贴、有主见的配偶。

王懿雯慢慢变成了梦娜相亲会上的一张熟面孔，她有些着急，因为她已经27岁了。王懿雯对父亲表达过，“找不到合适的情愿单身，宁缺毋滥。如果婚姻不幸福的话，会后悔一辈子的。”

他俩都有艰难、迷茫、苦涩的相亲经历

李蒙奇罹患视残后，和他恋爱5年的女友与他分手。现在，他对“感情最重要的两个字是什么”的回答是“陪伴”。

残障人士相亲市场的人群，主要年龄段集中在30～40岁。记者采访时，每个人都不止说过一遍，“人要现实一点”。从意识到自己的“不一样”开始，他们现实的生活态度慢慢延伸至其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了婚姻。

2014年，李蒙奇和女友在上海松江的泰晤士小镇周末远足，当他将一本印烫着“残疾证”3个字的小本子递到女友手中时，女友愣了一下，愉快的气氛被打破。几个月前，公司建议工作已经需要用电脑读屏软件的李蒙奇做视力鉴定，结果为黄斑变性，视残1级。几天后，女友委婉地表达了来自母亲的压力，用电话结束了长达5年的恋爱。

2016年5月15日，国际助残日，李蒙奇参加了上海妇女儿童联合会“巾帼园”举办的残障人士相亲会。现场和李蒙奇一样的青年有100多人，以70后、80后为主，男女比例有些失衡，3个男生才对应1个女生。他们分坐在各自对应的——视力、听力、肢体、智力和精神残疾5个区域。

相亲快10年了，肢残2级的39岁陈迪菲依然单身。他说：“现在对女方条件都无所谓，长相无所谓，家庭环境无所谓，谈得来就好。”

李蒙奇在2017年開始的第一天，步入了而立之年。他的眼睛只剩下微弱的光感，正面只能看到东西的轮廓，“白花花的，就像在下雪。”在男性居多的残障人相亲者中，李蒙奇有外部条件上的优势：30岁的年龄，长相酷似一名球员，而且声音动听，朋友说他适合当播音员。

在被鉴定出视残后，李蒙奇带着1万多元的赔偿金离开了原来的旅游公司。现在，他是农工商超市的一名货单配送员，每月工资2190元，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能交上社保。他的父母不得不做更多的打算，在南翔又买下一套房子，退休后的父亲还在继续工作。

在“巾帼园”的相亲会上，李蒙奇结识了张莉，是一个长相甜美的视障女孩，但最终由于对方母亲不愿接受视障者而告吹。

梦娜给李蒙奇介绍了一些智力轻度残疾的女生，可是李蒙奇无法接受智力残疾者。智力残疾者大多反应迟钝，理解能力差，很难产生回应和共鸣。李蒙奇说：“好像和墙在说话。”视力越来越差的李蒙奇将美定义为“心相通”，他说自己在感情上“不将就”。

39岁的陈迪菲，肢残2级，是上海虹口区提篮桥社区的助残员，工资3000元不到。他在1岁时因发高烧就医不及时，损坏了他的平衡系统，导致脑瘫。几次恋爱，都因为对方父母嫌他“走路的样子太吓人”而告吹。

4年前，陈迪菲认识了梦娜，此后只要有空，他都会出现在梦娜的相亲会上。

41岁的许浩身患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他说：“我就想找一个能过日子的，找个实惠型的。”

相亲快10年了，陈迪菲依然单身着。他没想过要找本地女孩子。据他近10年的相亲经验，他发现“上海家庭的残疾女孩大部分都要找健全人”，其父母更希望找到一个能照顾自己女儿的人，他们也许会考虑外省市的健全人。

陈迪菲身边的同龄人，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喜欢热闹的陈迪菲，却最讨厌逢年过节时的聚会，因为等待着他的话永远是关于婚姻的询问——“有没有女朋友？结婚了吗？”年复一年，他早就听烦了那种带着玩笑意味的关心，但他仍会笑着回答“没有没有”。

从2008年开始相亲，现在已经过去9年多了，离陈迪菲设下的时间界限越来越近——“40岁，再找不到就不找了。”陈迪菲说：“现在对女方条件都无所谓，长相无所谓，家庭环境无所谓，谈得来就好。”

一碗小鸡炖蘑菇带给他的温暖

和陈迪菲自设“40岁界限”不同，41岁的许浩还未放弃。当然，他也做过最坏的打算——“找不到，估计就进养老院了。”

身高不足一米五，说话一顿一顿地，好似在不住地咽口水，身患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许浩，也被称为“渐冻人”。用不上力气，居委会发给残疾人的10斤大米，许浩要用双手捧着搬上5楼的家。在2006年母亲过世，精神分裂的父亲住进精神卫生中心后，许浩便开始了独居生活。

许浩是一名助残员。在上海嘉定区单身残疾人交友群中，助残员占了大多数。许浩说：“大家互相都认识，能发展的没几个。”交友群里50多人中，成功的仅有两对，其中一个找的是外省市人。许浩不打算找外省市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不是看中我这个人吧”。作为助残员，他见到的残疾人的老年生活大多并不光明。

相比年轻时对恋爱的追求，随着岁数变大，许浩看清了现实。他现在想找一个能过日子的，用他的话说，“找个实惠型的”。

在举办过大大小小60多场残障人士相亲会后，梦娜体会到婚姻对残障人群的重要性。她说：“残疾人长寿者不多，年纪越大，残疾会随之恶化，所以他们需要有位相互扶持的人生伴侶。”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残疾人对婚姻的态度比较现实，目的是为了找到生活伴侣，能有人与之互相扶持，共度一生。

许浩在“巾帼园”的相亲会上，认识了比他大6岁的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小肖。来自东北的小肖去年离异，已在上海落了户，自己也有房子。许浩觉得她性格开朗，尝试着相处。第一次约会，是在小肖家里。小肖在厨房做饭，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小肖行走依赖着拐杖，但她烧得一手好菜，也很会照顾人。这个优点，打动了许浩。

 2017年5月21日，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文心广场，9对残疾人朋友在亲朋好友和市民的见证下，举行了隆重的集体婚礼。

自母亲去世后，许浩再也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热饭。小肖的出现，给他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断裂记忆上增加了一种新的味道，那碗小鸡炖蘑菇“带着东北的感觉，吃起来心里很温暖”。41岁的男人找到了幸福的定义：“两个人在一起烧菜，互相陪伴。”认识一个月后，两人在上海嘉定民政局领了证。他们找了家小馆子吃饭，可以算作是唯一的庆祝。

2009年，被医生诊断活不过35岁的许浩，在浦东姑姑的劝说下将房子过户给她。当时，姑姑表示，如果许浩病情好转或结了婚，便会归还。2017年，许浩结婚了，向姑姑讨要房产证，却遭到姑姑拒绝。协商无果，两人即将走上法庭。

苦痛、不安与甜蜜等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许浩婚后的第一个阶段。他期待着这套不足50平方米的房子和生活，能够迎来真正的变化。

从2014年开始，上海妇联下属的婚介机构“巾帼园”，每年会举办2场残障人士的公益相亲会，每场人数在百人左右。梦娜每月举办的相亲会则在数十人，每次都会有新人加入，但多数为老面孔。试图创建正规残障人婚恋平台的梦娜，曾走遍上海各区及街道残联寻求支持，均遭碰壁。这些年，残联在社会保障上做了很多工作，而在残障人的婚恋问题上似乎“力不从心”。

婚恋之困，是矗立在残障者生活中高高的围墙。即便说服了自己要认清现实，但现实中，如果没有有效扩大婚恋交友圈的方法，他们只能苦苦寻觅。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生陈涛，曾对比不同国家残疾人的婚姻状况，发现发达国家的残疾人未婚和丧偶的比例低于发展中国家，在婚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陈涛认为，促进和改善残疾人的婚姻状况，必须从经济支持和法律法规及文化习俗多方面着手。

（据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