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寻找住处

陈卓

在大城市，进城务工人员找个住处到底有多难？

对于一名中年女清洁工来说，家就是自己安放在上海繁华闹市区旧里弄的一张小床。那个不足10平方米的空间被精打细算地布置，洗菜的水池旁边就是抽水马桶。

对于一名30多岁从安徽到上海谋生的男子和他在餐厅刷盘子的妻子来说，他们在繁华大都市的栖身之所，是用木板在公用厕所搭出来的隔间。纸壳子和棉絮杂乱地堆在不到两平方米的空间里，刺鼻的气味让人无法久留。

对为数不少的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家”甚至只是广场上的一张张长椅。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哪一个凳子上都躺着人”。在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和肯德基，“晚上坐着一群销售人员，趴在餐桌上过夜”。

社会学家陈映芳从2009年开始主持了一项叫做“城市居住者居住生活救助研究”的课题，把这些形态各异的居住空间的故事一一记录下来。她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让更多人了解城市里的居住贫困者，特别是各种各样的外来人员，“是如何寻找他们赖以歇息的一席之地的”，以及“为此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最近，这些故事被汇集成书，书的名字就叫《寻找住处——居住贫困和人的命运》。陈映芳觉得，关注他们的状况，就是关注我们这个社会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

现在找房子完全靠自己的力量

大学毕业两年的王南来到上海寻梦，当时他身上只揣着1000多元。他最初落脚的地方是一家求职公寓，名字叫做“梦想驿站”，是他到上海之前就在网上预定好的，地点在浦东新区。在网上的文字介绍中，公寓干净整洁制度严明，可实际上，那里“就像把大学里最不讲卫生的几个男生聚集到一起，然后准许他们一个月不打扫房间”。公寓里大约住着30多人，大家共用一个厕所，几乎每次去都要排队。搬离许久，王南依然难以忘记弥漫在那个拥挤房间里的特殊气味。

每天，都有许多人和王南一样来到上海寻求梦想，把自己塞进一个或大或小的屋子里，是他们在大城市需要迈出的第一步。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软件学院的林殊初次来到上海，他只能和同学挤在一个6平方米的房间里。那个房间除了一张床，再也放不下其他任何家具。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林殊迫不及待地搬了出来。可惜他所能负担得起的，也只是从一间毛坯房的卧室隔出来的单间。一个月650元的房租，占了他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陈映芳教授的学生、社会学博士卫伟说：“现在找房子的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里漂泊，被市场的浪头反复拍打。而实际上，居住权利是应有制度保障的。”

陈映芳从上世纪90年代在国外留学时，就开始关注居住问题。她告诉记者，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城市而言，像王南这样的迁移、流动人群，都属于最重要的居住贫困群体。这些年来，她每一次到国外参加学术研讨会，都会被带着参观各地的贫民区、公租房和面向无家可归者的救助机构。无论是在大阪、东京、首尔，还是巴黎、里昂，她都见到了成熟的住房保障和住房救济系统。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我们之前一直觉得，居住贫困群体是有一定边界的，”陈映芳说，“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即使有房产的人，居住生活其实也非常脆弱。金融危机与失业、失业与失房、失房与流落街头，几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在一起。”

金融危机结束后，陈映芳开始了这项关于居住的研究。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目前面临的情况是，“住房产权化的商品逻辑主宰了居住生活的逻辑”。

2012年，有新闻报道指出，中国住房拥有率近90%。可与此同时，“在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生活着数万到数百万不等的居住贫困者”。为了缓解住房短缺性的居住贫困，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各种限购令抑制房价上涨、建立以购买住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结果，这些“促进房地产总量与购房量的措施进一步排斥着居住贫困者”。

那些辛酸的居住故事

这项关于住处的研究开始时，陈映芳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为了找到城市里各种各样安置外来人口的床，包括卫伟在内，陈映芳的许多学生几乎跑遍了上海的犄角旮旯，甚至地下空间。

人防工程改造的地下旅馆，“越往里走越觉得寒气逼人”，可是每天60元到160元不等的价格，还是让这里房客不断。地下室里除了陈旧的木制床和床头柜外没有任何设施，这些潜伏地下的人们要取暖，只能依靠床上薄薄的棉被。

“粽”是酒店里的临时工。因为酒店的工作服把又高又大的他裹得像个粽子，他干脆给自己起了这个网名。酒店里管吃不管住，“粽”白天在五星级酒店工作，晚上总是拎着背包跑进一家麦当劳或肯德基，趴在餐桌上睡觉。如今，他对上海某个繁华商圈里哪个快餐店更舒适了如指掌。幸运的时候，好心的店员还会把大堂的灯光调暗，“半明半暗，睡觉正合适”。

在夜晚的街头，卫伟还曾经遇到一名流浪汉，一个人要打两份工。一份是在保龄球馆，可以过夜，另一份工作不管住，所以他每隔一夜就要睡在马路上。

上海新天地的一名KTV女服务员，在经历了坎坷的找房过程后，只能和其他33人一起住在一间由三室一厅改造的“公寓”里。房间里昏暗得几乎透不过光，34位房客作息时间各不相同，开窗透气、开空调降温，都成了奢侈的愿望。上厕所不能关门，因为浴室随时都有人要用。房子和豪华的新天地商城只隔了一条马路，“但这两个地方的差别简直像天上和地下”。

在上海闵行区塘湾村一家价格低廉的浴室里，从安徽来打拼的浴室主人干脆放弃了找房，就在浴室中安了家。卧室旁边，就是高温的开水炉。在这间屋顶漏雨、地面潮湿的破旧瓦房中，50多岁的老夫妻“过一天算一天”。

“我们现在城市中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灰色的低端房屋租赁市场，它构成了城市吸纳外来流动人员的主要空间。”卫伟告诉记者，“这是在没有居住保障的情况下，形成的一个自发的市场，也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市场。”

让卫伟印象深刻的是，她居住在德国的妹妹告诉她，在德国，所有租房者的居住权利都能得到保障。国家会规定房租的定价，房东不能随意提高。即使房子被卖，租客也不会被临时赶出。法国从1956年起建立了“低租金住房制度”，人口超过5万的城镇中，廉租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不能低于20%，广大低收入家庭，甚至外来移民都可以申请。

“在中国的特大城市，‘居住排斥如今可能正在成为政府减轻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陈映芳说。

被“居住排斥”这个看不见的大手调控的，并非只有外来者。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卫伟曾近距离观察过老旧小区的动迁改造，结果发现每一次拆迁，都把一群老上海人逐渐排斥出市中心。卫伟感慨：“其实城中村、地下室虽然很乱，但是也有积极的意义，它能为刚到上海的人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

在虹口区提篮桥街道，硕士毕业生章晶晶偶然看到一个由毛竹和塑料布搭起来的棚子，里面居住着一名返沪老知青和他的爱人。上个世纪80年代，当这名老知青回到上海，他家一处13.5平方米房子的户主已经变成了他的妹妹。因为没有房子落户口，老知青一家向街道申请低保和廉租房都没有结果，原来租住的房东也收回了房屋，他们无奈只好在楼下的弄堂里搭起了棚子。棚子5次被拆，又5次立了起来。“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知道这个棚子是违章建筑，但是不住在这里我们真的没有地方住了。”老知青的爱人告诉章晶晶。

当然，在这些拥挤的建筑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变了形。在闵行区塘湾村，一些外地来上海郊区承包土地种植蔬菜和鲜花的农民，选择生活在田间临时搭起的窝棚里。

他们的生活就在10平方米左右的大棚里展开。“他们并没有觉得住棚子有什么问题，住楼房的话房东可能会觉得他们脏，卖菜的三轮车也没地方放。”参加调查的陈映芳教授的学生邓梅回忆，“他们对在上海生活没有太多的期望，觉得能搭这样的棚子，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已经很满足了。”在卫伟看来，他们并不是感受不到居住情况糟糕，“人们只是觉得你是失败者，你就应该接受这个”。

什么都没有是什么状态？在调研中，卫伟曾经到人民广场和火车站访谈流浪汉，试图从他们身上找到答案。这些露宿街头的人大多邋里邋遢，卫伟曾问他们：“为什么不洗一洗衣服？”流浪汉反问她：“洗衣服的话，洗衣粉放在哪里，洗好的衣服又晾在哪里？”

博士毕业后从事社会公益工作的卫伟知道，在国外其实有很多专门的庇护所，白天乞讨的人晚上能够住在庇护所里。可在中国，很少有NGO关注流浪者的救助。

“居住真的是一切生活的起点，”卫伟感慨，“它应该跟着生活走，而不是生活跟着居住走。”

贷款买房子的压力和风险

自从2013年毕业，卫伟也在咀嚼租房的痛苦。每一次搬家，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就要重新来过。为了适应随时可能到来的搬家，卫伟尽量少买东西。她希望有一个沙发，能够舒服地窝在里面看电视，可是考虑到每一个房子自己都不可能常住，只好放弃。

今年已经30多岁的卫伟说，她越来越能理解年轻人买房的冲动，“一直搬家一直搬家，就会感觉自己很不稳定”。

在卫伟看来，这么多人买房子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儿。“日本的很多流浪者就是因为经济危机，失去工作后还不起贷款。我们现在很多人一个月要还几千上万元的贷款，可这是在最年轻力盛的时候，难道所有人的职位都会越换越好吗？”她记得自己有一个朋友，40岁失去工作，马上把之前买的大房子换成了小房子。

2014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民需要每月还贷款平均数近7000元，位居全国第一；压力第二的是上海，平均每月缴纳住房贷款为4238.8元；广州紧随其后，平均每月为4029.32元。为了如期缴纳住房贷款，这些家庭必须保证20到30年的高额经济收入。

可是，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统计表明，2008年的那次金融危机中，全国仅当年上半年就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许多知名大公司也陆续削减人力成本。自此之后，公司减员、裁员开始普遍起来。

“很难想象，中国经济一旦进入低迷期，以产权为核心的住房市场，每月高额度的住房贷款，以及几乎为零的居住生活救助系统，将会给城市居住生活带来怎样的风险。”卫伟说。

在开始这项关于居住的研究时，陈映芳希望能够通过社会学研究，推动中国建立城市的居住生活救济系统。不过，当陈映芳和别人谈起自己的愿望时，不少官员和学者告诉她，“你提的目标在中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的”。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中，存在一种倾向——如果想要推动制度变革，主要靠风险警示，也就是要告诉政府这制度再不改变，就会有大的危机。”陈映芳说，“而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个案故事，增加社会中人们的同理心、连带感。这些都是推动制度变革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