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曹操翻案：冤案要翻

1959年，史学界、文学界突然掀起了股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之风。这股浪潮幕后的最大推手，当属毛泽东。

早在50年代之初，曹操的形象还未必称得上良好。例如，张邃青发表于《史学月刊》1952年11期的《诸葛亮是怎样受到崇拜的》一文，曾对比了诸葛亮与曹操的屯田政策，他写道，曹操的屯田是“把独立自耕农变成农奴未使用，是压迫农民的”，而诸葛亮的屯田，目的在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解决军粮运输上的困难。到了1954年，郭人民发表于《新史学通讯》上的一篇文章，则索性把刘、关、张、曹等人物都当做反面典型，“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战争，既然是军阀兼并的掠夺性战争，对于当时社会就不会起什么好的影响。”

1959年，史学界、文学界突然掀起了一股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之风。这股浪潮幕后的最大推手，当属毛泽东。

毛泽东对曹操的态度，用钟爱有加来形容毫不为过。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还特意给女儿李敏、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

毛泽东针对历史上对曹操评价，还曾与保健医生谈道：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很快将这一观点向全党公开表达。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讲话中专门说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在武汉座谈，他们都以为要座谈的内容是预定在第二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他们坐定后，毛泽东一开头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强调：“《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未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到此，毛泽东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毛泽东为什么要为曹操翻案？有分析认为，毛泽东从评曹操这一特定历史人物的角度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就是要讲专政。依靠这个专政，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才能稳定和发展社会。”对于那些“共产党没有自由”的叫嚣，毛泽东直言反驳道：“资产阶级自由与无产阶级自由势不两立，只能由一个灭掉另一个。”

由于毛泽东再三再四提出要为曹操“翻案”，郭沫若自然积极响应。1959年2月初，郭沫若终于写完了历史剧《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几乎同时，3月23目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替曹操翻案》一文。在这些文章和戏剧中，他热情讴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一时间，文史学界出现了讨论“为曹操翻案”的热潮，如翦伯赞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论文。

此类发言在1959年蔚为大观。

文革中，曹操在“批林批孔”运动时再次粉墨登场。

“九·一三”事件之后，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被查抄时，人们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不过，仅仅凭借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在批评外交部的时候，他提到“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借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于是，报刊上大量刊载“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池恒”、“罗思鼎”等的文章，大搞影射文学、阴谋文艺，不批林、假批孔、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的大儒”。endprint

在这场运动中，曹操又一次作为尊法反儒的代表被搬了出来，成了运动中的急先锋。有文章这样写道：“东汉末年，由于统治阶级长期信奉孔学，结果是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思想日益抬头。致使豪强兼并，皇权旁落，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酿成了自秦统一后的第一次豪强割据的分裂局面……在黄巾起义的推动下，地主阶级内部不安于现状的中小地主中的杰出人物积极地从先秦进步法家的武库中寻求思想武器，打击豪强，变革维新，在重新实现统一的斗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曹操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代表。”

不过，此类阶级史观下的解读，到了八十年代已经难以风行，新的历史时期，曹操的用人之道成了全社会议论的话题。无疑，这其中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1977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刚刚打开大门的大学。而此前，这种选拔读书人的制度，已在中国消失了10年。

更让人惊讶的是，“文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国家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共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不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

1978年，徐迟发表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主人公陈景润旋即成为全社会崇拜的偶像，极大地激发了千百万青年对知识的渴望。1980年，新中国第一部教育法规——《学位条例》正式颁布，这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开始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1982年，国家把教育方针、地位和作用等内容写入《宪法》，教育的突出位置在根本大法中确定下来。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在我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1988年，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种种举措传达了一个鲜明的信号，知识与人才都应该受到尊重。

1984年11月5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于1984年11月5日至10日在四川成都举行，这个学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七个单位的学者共同发起成立的。出席代表近百人，提交论文70余篇。

学者马欣提交的一篇名为《评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的文章，认为曹操以一个名微众寡的小军阀起家，最后能战败群雄，统一北方，得力于他的善于用人者多也。选人是用人的基础或前提，曹操也非常重视选举人才，著名的“唯才是举”政策，就是他为了广罗人才而亲手制定的——无疑，这对于当下有着借鉴意义。

很快，曹操的用人之道成了党政机关的教材，例如，1985年3月，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的《探索》期刊发表文章《改革需要人才用才需要改革——从曹操三下求贤令说开去》指出，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堪称得上是古代爱才用才的典范，相比之下，“我们共产党人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华民埃的振兴，不是更应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吗？！那些在人才问题上至今思想僵化、顾虑重重，刁三钻四的人、难道不应该感到面红心惊吗？！”

到了1987年，华中师大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曹操三请诸葛亮》，把原本属于刘备的故事直接按在了曹操身上。由此可见曹操“唯才是举”的形象多么深入人心。

不过，对曹操最新的“翻案秀”，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评论家解玺璋认为，“以前对《三国演义》的批判，认为它的“尊刘抑曹”宣扬了封建统治者的道德观念，是愚弄民众的精神鸦片；这样的话今天很少有人说了，有些人似乎更强调它在当今这个以市场竞争为主的商业社会环境下的不合时宜。”

“我们看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实是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不仅以成败论英雄，甚至以财富多寡论英雄，以实力大小论英雄，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这个目的既可以是财富、名声、地位、权势等等，也可以是事业上的功成名就），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伤害或者抛弃终极价值。当今中国社会的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一种社会风尚造成的。曹操固然是一代英雄，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均有建树，实事求是地评价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固属应当。但透过曹操这个形象（历史的和艺术的），确实容易使人看到这种过于功利、过于实用的价值观念的历史传承。这是很令人担忧的。”

解玺璋认为，对于传统的精神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我以为还是慎重一点的好。这些年来，我们破坏和扔掉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看上去我们似乎不差钱，但是，我们在精神上的贫困，又用什么来弥补呢？

（源自光明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