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探析

王丹+路日亮

[摘 要]城市是生态文明创造和传承的载体，城镇化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城镇化的步伐，但多种原因使许多城市陷入生态困境。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大力建设生态城市是我国未来城镇化的前进方向。

[关键词]城镇化；生态困境；生态城市

[中图分类号] F299.2/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5-0058-05

[收稿日期]2013-12-16

[作者简介]王丹（1984-），男，宁夏石嘴山人，北京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011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理论；路日亮（1954-），男，山西大同人，北京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理论。

城市是生态文明创造和传承的载体。受改革开放驱动不断加速的城镇化使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平衡逐渐被打破。近年来，在我国一些大城市中资源短缺、污染严重等“城市病”逐渐显露并呈现向中小城市加速蔓延的态势，越来越多的城市陷入生态困境。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1]（P39），这是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深刻把握。城市生态文明是我国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城镇化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学剖析城市生态问题，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城市，促进经济社会及人的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

一、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特征

人均资源占有率低、环境承载能力弱、生态脆弱是我国生态环境的基本国情，但快速的城镇化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资源约束日益趋紧。

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保障。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盲目扩张、无序蔓延。“1997年到2006年，我国耕地面积从12990.31万hm2减少到12177.59万hm2，建设占用耕地比例从35.4%直线上升到50.4%。”[2]（P156）冒进式的土地城镇化使城市发展空间失控，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土地紧缺问题在沿海发达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城镇化建设用地的不断增加导致了公共绿地的不断减少。而一定数量的公共绿地不仅是美化、亮化城市景观和市容的需要，更是减轻空气污染、降低噪音、调节小气候的需要，公共绿地能够发挥最直接的生态效益。

人多水少，水资源分布不均衡是我国的基本水情。我国“多年平均缺水量536亿m3，2/3城市缺水，110座城市严重缺水”[1]（P319）。近几年我国北方冬麦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旱情凸显，这与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直接相关，特别是黄河、海河、淮河、黑河、辽河及西北内陆部分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已接近或超过水资源承载能力。据估算，中国每年因缺水影响工业产值高达数千亿元。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水资源的需求呈逐年增长趋势，而水资源开发利用难度越来越大以及水污染、水浪费等问题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

“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化石能源的特点。我国是世界第一大产煤国，但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使煤炭供求出现缺口并开始增大。我国的石油需求持续膨胀、供求矛盾突出，2011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6.7%。同时，重要矿产资源的依存度也在快速上升，但“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开采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7.69%、7.05%”[3]，能源可持续供给形势不容乐观。

（二）环境污染逐渐加剧。

城市快速发展使环境污染加剧。城市燃煤、汽车尾气使大气中毒害气体和烟尘量剧增。我国华北和东北等地区属于烟煤型排放重点区域，城市机动车总量规模庞大，空气污染十分严重。2013年初在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了以PM2.5为主要污染物的持续、大范围的雾霾天气。据研究，PM2.5能通过支气管进入人体肺部，容易引发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疾病，北京十年来肺癌发病率显著增加与空气污染密切相关。工业化初期我国大量高耗能、高污染工业布局在城镇周围，工业废弃物也造成水体酸碱化、富营养化、矿化。2011年，“全国 200 座城市开展了地下水水质监测。在 4727个水质监测点上，取样测试分析结果表明，水质呈优良级的占全部监测点的10.9%；呈良好级的占29.3%；呈较好级的占4.7%；呈较差级的占40.3%；呈极差级的占 14.7%。总体来讲，全国地下水质量状况不容乐观”，[4]保证水安全迫在眉睫。

有毒有害元素同样改变土壤酸碱度，使重金属富集，毒害成分、病原体经食物进入人体引发疾病。国土资源部指出，2007年“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占中国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5]。由于难以遏止土壤污染加剧的势头，国家层面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体系的时间表被迫推迟至2020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数量也连年攀升，“大城市垃圾构成中有机成分已经基本达到或高于36%、无机成分占60%、废品仅占4%以下。中小城市的有机成分平均为22.4%、无机成分为65%、其余为废品”[6]（P57-58）。大多数城市垃圾处理方式落后，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滞后于城市的发展需求。城市噪声污染也不容小视，近年来反映商业、饮食和建筑施工噪声扰民的投诉逐年增多。

（三）生态系统破坏严重。

城镇化对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和水循环能产生重要影响。城市中水泥、沥青等不透水下垫面的形成和地下建筑的增加，改变了雨洪径流的形成条件，阻止了地表水的自然渗透，加之过度抽取地下水引起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容易造成小范围内建筑物地基下沉、房屋开裂等，甚至是大范围的、区域性的地面沉降，进而诱发洪涝、风暴潮等严重的灾害。“到2006年，长江三角洲地区16个中心城市中有12个城市发生了地面沉降，面积为1.82万平方千米，约占平原区总面积的25%，局部地区年沉降量高达59毫米，最大地面沉降量 2980毫米。”[7]endprint

地面沉降在我国华北平原同样存在，华北平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等省市平原区，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由于地下水的长期超量开采，华北平原已成为世界上超采地下水最严重、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最大、地面沉降面积最大、沉降类型最复杂的地区。为了应对地面沉降，2011年由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十部委联合编制了《2011年—2020年全国地面沉降防治规划》，《规划》指出，目前全国遭受地面沉降灾害的城市已超过50个，分布于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河北、山西、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内蒙古等20个省区市。

二、城镇化进程中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

恩格斯早有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8]（P383）快速的城镇化诱发、加剧了生态问题，生态问题反过来阻碍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威胁着人居环境的安全。城镇化进程中生态问题的产生有着多种原因：

（一） 激增的城镇人口逐渐超出了生态承载负荷。

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市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资源及大量的就业机会等对农业人口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近年来，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不断解放了劳动力，耕地流转等政策使大批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调查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51.27%，表明中国正从一个农业大国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转移人口很大一部分流向了东部沿海地区，导致当地城市人口激增。未来，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迅速提高，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会转移到城市。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必然将其生存发展需求转化为对资源和能源的强大需求，更加速了资源的枯竭，大量的生产和生活垃圾也会加剧环境污染。

今后，城市经济将占据支配性地位、城市生活方式占据主导性地位。而现有城市在经济结构、产业布局、制度体制、公共服务等方面还难以适应城市时代的新要求。在今后的城镇化进程中，如果政府不能处理好城市建设、管理与人口急剧增长的矛盾，随着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城镇居民消费的不断升级，生产和生活对能源、交通、土地等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将不可避免，“城市病”将进一步加重并呈加速蔓延趋势，城市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环境质量大大下降，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自我修复更加困难。因此，必须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合。

（二）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加速了生态破坏。

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模式是“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经济模式。线性经济模式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体现明显，我国长期片面追求GDP增长造成了城市系统内产业生态关系的割裂和物质流的单向性，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庞大。然而，我国能源消耗量大、能源综合效率低、环境压力大，单位产值废弃物排放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有差距，每年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准确估量。

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仍然要依靠工业拉动，部分地区短期内尚不能改变产业结构重型化的局面，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投资还在不断加快，能源消耗量持续增长，对环境的挑战还在加大，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必须改变传统的以资源过度开发与耗费为前提，以换取短期经济效益为目的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要在转变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上下大力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适应。

（三） 法治不完善造成生态环境得不到有效保护。

工业文明制度是基于“经济理性”的制度，这种制度下的人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被定义为“经济人”，“经济人”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总是倾向于短期内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机会。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等多重属性，其中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社会人”在做出行为选择时兼顾自身、社会以及生态利益。生态学也早已证明，人类不断掠夺、耗费自然资源必然招致自然的报复，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往往不会立即显现，这就导致了约束人的行为、保障生态权利的生态制度不完善、效率滞后。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人的经济理性膨胀，经济理性反作用于工业化使之更加提速，导致生态文明制度更为欠缺和乏力。

今天，仍有不少城市唯GDP论发展，缺乏对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关注，生态保障制度和机制缺乏已经成为阻碍城市化水平可持续提升的短板。目前，大多数的环境法规仅是政策性、指导性的，不足以成为强有力执法的科学依据，这就使肆意攫取资源、谋取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因违法成本低而得不到严厉惩处，环境破坏的势头得不到根本遏制。另外，环境监管机构种类杂乱，法律赋予监管建构的权力太弱，监管机构保护生态的责任和义务还不十分明确，环境监管人员数量少、素质不高，从事环境治理的高技术人才更是缺乏，环境治理的投入少等因素都制约着城市生态权利的保障。

（四）环境教育落后造成国民生态保护意识淡薄。

从目前来看，我国环境教育事业还很不完善，仍处于起步阶段。政府部门没有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环境教育有利于巩固公共卫生事业、维护并提高公众健康水平，进而促进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从事环境教育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高素质的专业人员缺乏，环境教育内容与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存在矛盾，环境教育的过程流于形式。学校的环境教育水平低，社会针对公民的环境教育不足，环境教育落后使公众缺乏对环境危机的认识、面对环境危机不能有效自我保护。一些农民生态意识严重不足，这是因为我国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的不合理政策偏向，使农民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民生态意识普遍欠缺，农民对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成因、危害、防治知识欠缺。广大的农村环保工作开展范围、开展效果远不如城市，农村生态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必然潜藏着进一步加剧城市生态风险的危机。endprint

三、城镇化进程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的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生态环境保护就是必须面对的挑战。对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科学规划布局，构建新型城镇生态格局。

科学规划布局，构建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城镇生态格局是加强城镇环境保护的必要前提。科学规划，就是要将以人为本、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之中，统筹城市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将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任务、指标等放在城市长远发展的背景下考虑。以维护人的生存和发展权益、城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合理确定大城市人口，合理利用土地，优化城市产业发展空间和生活空间，统筹安排城镇建设。

城镇化要尊重客观规律，不但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还要尊重生态环境可持续规律。城镇化不是造城运动，摊大饼式、外延式的城镇化不是城镇化的目标，要理性追求城镇化速度和城镇化率。要从实际出发，统筹城乡，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坚持以大城市为依托、以大城市带小城市、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原则。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要促进资源要素集约集中利用，加强和改善以住房、交通、供水、排水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居住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中小城市、城镇要增强人口吸引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广大农村要加快安全饮水、基础交通等基础生活设施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二）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资源高效节约利用。

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生态资源高效利用，构建低碳、绿色、环保城市是加强环境保护的主攻方向。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从传统的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城市经济发展模式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从宏观上讲，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要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城市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以市场为主调节生态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城镇产业链整合，构筑城乡一体、统一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适时淘汰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以太阳能、生物能、天然气、水电、风电、核电等能源为主的绿色、低碳环保产业发展，着力提升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的比重。

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从微观上来讲，就是要构建低碳城市，通过化石能源的生态利用，可再生能源合理开发、有机替代，以及资源循环再生等，建立城市系统内物质流动的循环网络、改变系统内物质流动的单向性；就是要构建智能城市，将电力、通信、网络等先进技术与交通、物流、金融等服务产业融合，使信息传递快捷、服务保障便利、环境安全舒畅。要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鼓励人们绿色出行。打造高效节能的城市综合服务体系，倡导低碳消费的生活方式，鼓励居民使用节能环保家用电器。提高城市垃圾分类处理技术，提高垃圾回收利用率。建立节约型、环保型城镇。

（三）构建环境保护机制，加强城乡生态综合治理。

以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机制，加强城乡生态综合治理能够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外部保障。需要建立的环境保护机制主要有四个，一是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机制。从当地人口规模、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等方面出发，进行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的评估。二是生态环境信息公开机制。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强化环境保护舆论引导，扩大环境信息公开范围，对涉及民生、社会影响大的环境质量监测、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企业污染物排放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构建全民参与国家环境监督的环境信息服务，充分维护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健全举报制度，鼓励公众、媒体、社会组织就生态环境问题及时举报，做好环境权益被侵害的群众信访工作。三是统一的生产要素价格机制。以市场为主体确定、调节分布于城乡的生产要素价格，以绿色税收、绿色财政、绿色信贷、生态保险等金融政策或金融手段，调控或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要制定“同地同价，平等入市，政府收税”的政策，保证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获得公平的土地市场收益，从而引导城镇经济向一体化发展。四是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补偿究责机制。合理鉴定、科学测算生态环境损害范围和程度，为落实生态补偿和环境责任追究提供有力支持。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责任人，要依法追究其责任，对受到环境污染影响的个人或组织进行经济补偿；建立统筹城乡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生态安全事故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在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要及时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对于突发的、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要做到城乡联动应急响应，充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改善民生，发展生态教育，提升公众环保意识。

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顺利实现人的城镇化，就必须发展和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夯实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基础。发展和改善民生，必须统筹城乡教育、住房、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政策，加强城乡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有效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保障城乡特殊困难群体的各项合法权益。建立健全社会困难群体救助制度。

加强生态教育是提升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必然举措。加强生态教育，就是要大力倡导“节能减排、绿色低碳”的健康生活方式，大力营造“集约、低碳、绿色”的城镇化氛围。利用各种渠道和各种方式宣传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和方针政策，增强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在小学、中学、大学广泛传播生态科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等知识，塑造公众的生态价值意识、生态审美意识、生态安全意识、生态责任意识、生态道德意识、生态法制意识，促使人们自觉地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提升人们的环保责任感。尤其要加强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教育，让民众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污染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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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刘绛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