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课本教材“以苏为师”

聂晓阳

1949年初，人民共和国即将从西柏坡走向北京，在一个崭新的国家，新的教材即将取代旧政权在课本上的痕迹。

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苏联的强烈影响下，中国语文教学、语文教材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教学体系。

“国语”改为“语文”

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由叶圣陶主持的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审改中小学课本。随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又在出版总署设编审局，集中了老解放区和叶圣陶原开明书店的部分编辑人员，继续教材的审编工作。

在新中国建国早期的语文教材编写中，叶圣陶是关键的人物之一。也正是他正式提出将此前小学的“国语”和中学的“国文”统一定名为“语文”。他解释说：“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

在一个崭新国家，语文教材要体现出新的国家意志和需要。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共同纲领规定，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首任部长马叙伦召集的第一次部务会议，就是研究编制新的小学课程标准。

1949年秋，共和国第一批小学生读到的是叶圣陶等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华北、东北、山东等老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而共和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则是以老解放区的以《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

此后几年，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对这些教材进行了修订，但总的来说，仍以老解放区课本为蓝图。在后来很多研究这一时期教材的文献中，都认为这些课文比较重视政治思想性，有较强的政策观念，“注重与斗争实际、群众生活相结合”。

1950年7月，新成立的教育部制定了《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初稿》，提出语文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儿童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社交的交谈能力和写作能力。

具体地说，那时的小学语文有三个目标：一是使儿童能独立、顺利地欣赏民族的大众的文学，阅读通俗的报纸、杂志和科学书籍；二是使儿童通过说话、写作的研究练习，能正确地用普通话和白话文表达思想感情；三是使儿童通过写字的研究练习，能正确、迅速地书写正书和常用的行书。

这一时期，教育部正式把“国语”改为“语文”，制定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修正草案）》，“语文”这两个汉字正式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以苏为师”的组成部分

1950年12月，新组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着手编辑出版新中国首套正式语文教材。这套教材遵循着“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教材存在着总体分量太轻、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重视不够、没有系统、各类文章混编、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

“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小兄弟，小姐妹，大家一齐来歌唱：太阳太阳永远光亮，我们跟你永远向上。”这是这套教材的第一篇课文内容。这时的语文课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息，课本中涉及中共党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诸如小学课本里的《八角楼上》《毛主席在花山》等等；中学课本里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学习白求恩》等即为代表。

为了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全面对接，从1949年开始，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就组织力量，对苏联10年制学校的教材进行研究和编译。此后新中国最初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材，都以苏联教材为模本。

这也体现在语文教材上。上世纪50年代初期，选入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首选苏联作品。那些作品大多数是反映苏联现代生活的，其中不乏佳作，如契诃夫的《小公务员的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等。但也有很多政治性浓厚、文学色彩相对比较弱的作品。

除此之外，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语文教学的走向。当时一位苏联教育专家评价中国当时的语文教学状况，认为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學因素，政治说教太多。针对这一现象，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进行分科教学。

另外，由于当时处于新旧两时代交接时期，教材形式上还有着旧的特色。比如课本自左向右翻阅，采用旧时的竖行排版方式，印刷为繁体字。

摘编自《瞭望》《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