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尼德·奥康纳 神性，母性与人性
岳昕
2017年8月初，爱尔兰传奇歌手西尼德·奥康纳坐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家简陋的汽车旅馆内，对着镜头坦白了自己的自杀倾向，并控诉对精神障碍人群的污名化：“精神疾病像毒一样，它不在意你是谁;与之一样可怕的是，污名化也不在意你是谁” ;“是污名化在杀人，不是精神疾病”; “对他们好一点，对他们温柔一点，去看他们”
“这是一个急切等待精神拯救的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问题，都是灵魂的问题……我认为，宗教和政治没能解决的问题，艺术家有责任把它们拾起来，做下去。”
生于1966年的爱尔兰唱作人西尼德·奥康纳拒绝做一个“轻飘飘的”音乐人。从电吉他到钢琴伴奏，从不插电原声到大规模爵士乐队，从雷鬼音乐到牙买加dub实验音乐，在四分之一世纪的职业生涯中，她的音乐风格常常令人难以预料地大摇大摆;她曾当众撕毁教皇照片、拒领格莱美奖，亦从未停止对儿童虐待与唱片工业的批判与反思。
留着标志性秃头的她，也“不认为自己是名女权主义者，结尾加上‘XX主义或‘XX主义者的都不行”，可这并不妨碍她在几个小时的访谈里一直严厉地批判性别不公——从按立女牧师的问题，到女性被媒体塑造的方式，再到“如果你（一名女性）告诉别人你自己写歌，他们的下巴会直接撞到地板上”。
2010年7月17日苏州音乐节夜晚，汪峰、张楚、张悬、许巍、崔健、罗琦、王学兵、谭维维等一众大腕簇拥于舞台前方的媒体区，等候奥康纳登台。15岁起成为其铁粉的谭维维，两眼含泪，狠狠地拥抱了自己的偶像;汪峰特别改签机票多留一天，只为在现场亲眼看到奥康纳的表演：“能欣赏到这样的天籁之音，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放弃。”
如今，这位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折磨的音乐人宣布了自己的新使命：她要以最露骨的坦诚，将余生致力于精神障碍人群的去污名化工作，让这些人在最脆弱时依然能得到家人的关怀。
“所有这孤独的人啊，他们从哪里来”
“看，爱尔兰人只被允许吃土豆;所有其他食物，鱼肉和蔬菜，都被武装押运至国外，运到英国，当爱尔兰人还在忍饥挨饿。与此同时，他们以贿赂禁止我们教自己的孩子爱尔兰语，就这样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历史……我们失去了远大于十分之一的同胞，他们死于陆地上与逃难的船上，然而对我们的最后一击远非饥饿;而是用‘饥荒的说法来控制我们的教育……但墨写的谎说掩不住血寫的事实;根本就没有过什么‘饥荒存在！”奥康纳于1994年发布的说唱作品《饥荒》，已进入很多欧美学校的社会科学课程，包括公民教育参考书《反思全球化：在不正义的世界教正义》。
1847年，爱尔兰弗马纳郡土豆田里的新病菌，已造成长达七年的土豆减产;其他粮食种植与动物养殖未受显著影响。据非虚构作者托马斯·吉拉格在《帕迪的哀叹：爱尔兰1846-1847，仇恨的前奏》中的记载，当年冬季有40万爱尔兰农民饿死，却有净值1700千万磅的谷物与畜禽产品被农业资本家强制出口。可在爱尔兰的“毒教材”中，“饥荒”的说法强调土豆减产的自然因素，忽略大规模死亡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奥康纳的愤怒很大部分来源于此。
在《饥荒》的MV里，人声合唱从黑白幕布后缓缓生出，展开一座半雾半雨的爱尔兰小城。镜头缓缓前推，每一粒浑圆的雨滴里，都包裹着一名尚未睁眼的小婴孩。小婴孩们张着双腿，两手做出祷告的姿势，在奥康纳的歌声里一个个地坠落。
“这个民族就像孩子，被迎面殴打的孩子……所有这孤独的人啊，他们从哪里来？”这是个经受着殖民主义暴力与神权教育体系双重压迫的孩子;奥康纳想要拯救她，就像拯救自己一样。
1992年10月3日的《周六夜现场》直播节目中，奥康纳为抗议爱尔兰教会的儿童性虐待事件，改编了Bob Marley的反种族歧视歌曲《战争》，将反种族歧视替换成反性虐待，大喊“打倒真正的敌人”，面对镜头，将教皇保罗二世的照片撕个粉碎。多年后回忆，奥康纳说那是她最骄傲的夜晚，是“一位爱尔兰女性，天主教儿童虐待幸存者，所表达出的艺术”。
那一晚，奥康纳成了很多人的骄傲，也成了众矢之的。她被《纽约每日新闻》称为恐怖分子，随后在鲍勃·迪伦的演唱会现场被轰下嘉宾台，连不守旧的麦当娜都批判她。至今，“撕毁教皇照片的奥康纳”仍是很多人提起这位唱作人的第一印象，她被贴上“亵渎宗教”的标签。
然而，奥康纳21岁那年首张专辑的名字《狮子和虺蛇》正来自她最爱的圣经诗篇91：“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而“你要踹在狮子和虺蛇的身上”。
奥康纳从小就对神性有秘密的执迷;她将之比作一艘小船，“无论天气如何，我从未想过走下船来。”《狮子和虺蛇》发布20年后，她推出名为《神学》的专辑，每首歌对应一个《旧约》故事;2013年重返《周六夜现场》，她坦言自己早在17岁就希望写出《神学》，这也是她愿意成为词曲作者的一个根本理由。2015年子宫切除术前，她在社交媒体发帖称自己正“寻找一些耶稣的美照，把它们打印出来，挂到手术室的墙上”。
她双臂伸向前方，伴着电吉他，在樱花树下一字一句地唱《带我去教堂》：“对，带我去教堂，但不是那个伤人的地方，因为那不是真理，也不是价值与方向。”她心心念念的是“从宗教中把神救出来”：美国的民权运动与南非的解放运动给她很大的鼓舞，因为“人们用歌声表达一种确证，确证上帝在自己这边”;在牙买加的经历又令她从拉斯塔法里教派信徒那里得到很多启发：“他们将神与宗教严格地区分开来。”
奥康纳对神性的阐释，就像她的文身一样多元：前胸是疼了三小时才文好的巨幅耶稣像，耶稣被两朵粉色玫瑰与一颗被刺穿的爱心环绕，望向右下方，神情忧郁;左肩上是犹大之狮，狮子下面写着“至高的王至上的主”，也是拉斯塔法里教派的象征;右肩上是红绿交叠圆圈里的花十字，十字下面是她孩子们的名字，用黑色手写体写成，围成一颗爱心;左手手背上刺有“Lumen Christi（基督之光）”;双臂上各有一个印度教神灵，左臂是坐在莲花里的守护与维系之神毗湿奴，右臂是毗湿奴的化身，会吹笛子的蓝皮肤少年Krishna。
2011年复活节，奥康纳在《赫芬顿邮报》上发文倡导“我们需要一个崭新的天主教会”：“孩子被呛到了，要泼出去的是洗澡水，绝非孩子本身，我们要把孩子从洗澡水里救出来，自己养大。”这一崭新的教会，必须要“尊重人们的精神需求，没有世袭制，也不会专制地决定神可以爱谁，不可以爱谁”。
“告诉孩子‘上帝会惩罚你，‘你将要下地狱是儿童虐待;告诉孩子上帝在他们之外而不在他们心中，同样是巨大的儿童虐待。”奥康纳说，“那是谎言，那让我们的孩子内心空虚。”
“巴比伦的烈火”
奥康纳自己童年时所受的虐待，远不止于此。
1991年，在一个英格兰极少见的桑拿天，美国音乐杂志SPIN记者鲍勃·古奇恩飞往伦敦，来到奥康纳经纪人的办公室。在那个没有空调、又为隔绝噪音而门窗紧闭的小屋里，大汗淋漓的奥康纳把三支烟拿出来，像铅笔般整齐地摆在面前——她以为这是场“三支烟的采访”。可当她第一次面对记者揭开自己儿时遭受的种种侵犯经历时，三支烟变成了九支：
“我和兄弟姐妹每天都挨打，被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工具毒打。我曾被反锁在屋里很多天，没有食物，没有衣服;我们也曾被逼到屋外露天过夜。还有心理的虐待：我被不断告知父母离婚都是我自己的错，我肮脏无耻，粪土不如。我在恐惧中过活;仅仅是炉膛盖板上母亲的脚步声，就足以使我们堕入彻底恐惧的痉挛。”
尽管奧康纳的父亲希恩成为了大律师与“离婚行动组织”主席，甚至曾在电台节目中与奥康纳的母亲公开辩论，在一个不赞同离婚、否认父亲对子女监护权的国家，他依然未能夺回对奥康纳和她的几位兄弟姐妹的监护权。
暴虐开始时，奥康纳只有八岁。生活就像她《巴比伦的烈火》MV里那名身穿暗红色开衫与白花布裙的小女孩，面对翻转又翻转的房子无能为力，瞪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
奥康纳的母亲有偷窃癖，还要求自己的孩子也偷东西。只有偷窃才能让母亲暂时忘记暴力。为躲避警察，童年奥康纳练就“步履如风，100米短跑只要11.3秒”的能力;1976年西德运动员Inge Helten 的世界纪录是11.04秒。
后来，14岁的奥康纳因偷窃被送进天主教会开办的少女管教所，“就此被黑煞天魔四面环绕，陪伴你的是粪便、呕吐物，还有楼上老妇人们在睡梦中哀嚎的声音。”
她开始读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读叶芝的诗，“热爱一切非常非常浪漫的事物”;又被管教所老师邀请到婚礼上唱歌。这位老师的兄弟、爱尔兰摇滚组合In Tua Nua的鼓手由此听说了14岁的奥康纳，邀请她写歌词，于是有了她的处女作《牵起我的手》。
18个月后，走出管教所的奥康纳半工半读，业余在酒馆歌唱，高亢的音色让那些期待“甜美小女生”人设的顾客有点手足无措。
奥康纳19岁那年，母亲在车祸中丧生。多年后回望这段母女关系，她却说自己“难以对她感到一丝厌恶”：“你看啊，我的母亲，她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她不能欣然于自己的生活。幼年时的我就知道，我的母亲不知道她自己在做什么，她的虐待也并非出于有意……作为一个女人、一名母亲，现在我更能理解她。”
长大后的奥康纳，用音乐说出了那些她小时候从未有机会听到的话。比如《这首歌，要如母亲般呵护你》中温柔的轻吟：“这首歌要如母亲般呵护你，要一直陪伴你，拥抱你，亲吻你，当你需要我时我就会做，你的母亲未能做的事”;《深处涌出的浓密汁水》，借另一年轻女性之口，大声说出了“它是从深处涌出的浓密汁水，让我忘却了母亲警告的一切”，在诚实面对自己的情欲之时，这位年轻女性也在逐步确证其主体性与自我价值;专辑《大地之母》中，她请时年八岁的长子杰克献唱《我是人类吗》： “我是一个人吗，这非常好;也许我是，这非常美妙;我身体内的感受，连同那燃烧的火，使我温暖……”
她甚至做了更多“可能出于母性”的事：她曾与反战社会活动家Roger Waters一同出席纪念柏林墙倒塌的活动，将她专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资助艾滋病公益团体，给在年龄上能当自己孩子的年轻艺人写公开信。2013年，时年20岁的麦莉·希拉在《破镜难圆》MV中裸体出镜，多次做出舔舐棒槌等有明显性暗示的动作，并声称从奥康纳成名曲《Nothing Compares 2 U》中获得灵感;奥康纳给麦莉写公开信，告诉她“你远比你的身体和性征更有价值”，“音乐产业资本家不关心我们，他们会压榨你的一切价值，反而奸诈地使你以为这是你的选择——而到最后，他们会用剥削你身体赚来的钱，躺在安提瓜的游艇上晒太阳。”
奥康纳觉得，这些“母性”只是人性的一部分：“当你自己经历过那些悲伤的事，你看到同样的事在别人身上发生，你就想要给他们一个紧紧的拥抱;这就像如果我看到陌生人在街上哭，我也会想走上前去，紧紧地拥抱他们，因为我知道在大街上哭是什么感受。”
尽管如此，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长期困扰下，面对四段婚姻中的四名子女，奥康纳依然是名十分痛苦愧怍的母亲。2016年她住院做手术，不得不将11岁的贤托付给长子杰克和贤的父亲多诺·鲁尼和，然而他们却把贤送进了寄养机构。
“我感到有自杀倾向，是因为我觉得由于我的错误，贤的生命里才得不到父爱，更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我心爱的儿子从我制造的痛苦中解救出来。”
“千百万分之一”
“自杀是一个人可以做出的最自私的行动之一，”奥康纳曾说，“但将自杀倾向的想法说出来，从不应该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2017年8月初，奥康纳枯坐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家简陋的汽车旅馆内，藏青色的夏装挂在她阴郁的骨节上。在镜头前，她重重地吸一口气，抿着下唇，努力不让泪水迸出来：
“我希望这段视频能有帮助，不仅仅对我，更对千百万人，他们和我有着同样的遭遇，却没有我这样的资源。”
12分钟的视频里，她坦白自己的自杀倾向：“我的整个生命都围绕着‘不要去死而转，这不是生活。我不会死;可尽管如此，依然没有活路。”同时，她多次强调自己是“千百万分之一”，控诉一切对精神障碍人群的污名化：“精神疾病像毒一样，它不在意你是谁;与之一样可怕的是，污名化也不在意你是谁” ;“是污名化在杀人，不是精神疾病。”
“对他们好一点，对他们温柔一点，去看他们！”
以歌手安妮·蓝妮克丝与费欧娜·艾波为首的音乐人第一时间上传支持奥康纳的视频，呼吁大家关心她。视频也在精神障碍社群中引发强烈震动，反馈如潮水涌来。网友凯蒂·爱德华兹说：“我住在三明治的夹层里，一头是87岁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母亲，一头是饱受重度抑郁症折磨的23岁儿子……我们都是一路人，我们需要联结起来，迫使社会关注，爱我们，支持我们。”
不只有支持与理解的声音。YouTube评论版上，有人说奥康纳的精神处境全是自找的，相比赤贫和晚期癌症根本“不是真问题”;有人叫她“停止博眼球”，“立即回爱尔兰和家人在一起”;还有人怀疑她想变成为精神健康议题代言的“英雄”或“大使”，将视频事件变成大赚一笔的筹码。
奥康纳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但曾被误诊达八年之久。2012年4月接受美国喜剧演员、精神健康倡导者卢比·瓦科斯采访时，奥康纳回忆道，当时仅仅几分钟的电话“诊断”后，她就被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经历八年的药物治疗，她的症状并未好转，药物的副作用使她大幅增重。当她向医生表达体重方面的担忧时，医生建议她完全停药。这令她第一次怀疑之前的诊断：“如果医生仅仅因为我有一点超重，就能拿掉治疗严重精神障碍的药物，那么首先我到底有没有这个病呢？”
八年误诊的经历，不仅让奥康纳在受访时呼吁多方问诊，也令她更加看清精神障碍污名化可能带来的实质性伤害：“如果人们认为你有精神疾病，他们就会把这病情当成一张许可证，借此无视你全部的行动、思想、言说与感情。以‘疯子为名轻易无视一个人，总比好好把人当人看要容易。”
2017年8月9日，《卫报》评论作者帕瑞斯·利兹撰文称西尼德·奥康纳“展现出了精神疾患混亂的真实”：“直至今日，关于精神健康的言说与抗争，一直是经过了无菌处理、覆盖着糖衣的。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抑郁症‘焦虑症等等疾病本身，每一次抗争被言说时都已是过去时——真正的混乱与深渊，与精神疾病抗争之人的呼喊，被妥帖地掩藏了起来……”
最近的视频与照片中，奥康纳渐渐有了欢笑。
她住进了一个印度教家庭，床后挂着一张红底布面画，画上是一位印度教妇女骑着老虎，黑色晾衣架不太整齐地挂在两旁;她在Jazz Foundation（美国一个致力于帮助音乐人的组织）的帮助下找到了新工作。在和新经纪人与Jazz Foundation工作人员咧嘴大笑着合影时，奥康纳的吉他上还有先前留下的粉色字迹：“Forgive me I just could go no further（原谅我，我寸步难行）” 。
奥康纳写过一首歌，《八个好理由》。尽管“有多么不适，囿于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尽管热爱音乐的她“头脑被商业击碎”，尽管“成了没人理解的陌生人，匍匐前行，玻璃碴直刺膝上”，尽管她会用气声念道“若我可以离去，不伤害任何人”，她依然在歌唱：“我有八个留下的好理由，八个好理由;现在也许九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