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我的援藏画画经历

胡振郎

一、我要去西藏

1974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那一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后的第九个年头。为了庆祝1975年自治区成立十周年，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来邀请函，要求上海派一些绘画人才，包括国画家、油画家和裱画师去支援西藏，协助当地举办阶级教育展览会，以配合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那时，我在上海中国画院工作。画院接到通知，马上组织报名，我就去报名了。当时我家里孩子都还小，二女儿才刚满两岁，但我坚决要去西藏。画院的支部书记沈柔坚曾经是我在美协工作时的老领导，对我比较了解。他觉得我身体条件不好，不希望我去。他当时问我：“你个子那么小，能受得了吗？”我回答：“能，我一定要去！”

我为什么要坚持去西藏呢？其实和政治没什么关系。我想去西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西藏很神圣，自然风光很美，很雄伟。我觉得搞艺术的人必须要到西藏去一趟，年轻的时候不去，老了就跑不动了。第二、这次去西藏的机会很难得，国家承担全部费用，条件也比较好，可以坐飞机，而我当时没有坐过飞机，所以我很想去。在我的积极争取下，事情最终这样定了下来。

3月6日，我从上海出发，奔赴西藏。我是画国画的，与我同行的还有其他四人，他们分别是上海油雕院、上海美术设计公司的油画家魏景山、张连和上海博物馆的裱画师戴永杰、戴嘉骅。因为我是党员，且担任过上海美术家协会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所以我被定为此行上海组的党团代表。我们五人分成两批，分别坐飞机和走水路抵达成都，准备再从成都坐苏联的伊尔18型飞机前往拉萨。当时去援藏的人非常多，但飞机却很少，每天只有一班，加上当地气候变化太大，经常不能飞。所以我们在成都延误了整整一个星期。

3月中旬，我们抵达拉萨，可一到拉萨就出现高原反应。戴嘉骅是我们中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只有二十出头，身体非常好，但他却第一个被送进拉萨人民医院。之后魏景山和张连也都先后被送进医院。我没有进医院，主要靠吸氧吃药来缓解头痛。当地革委会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安排我们住在布达拉宫下面的西藏革命展览馆里，之后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也是在这里举办的。

二、始料未及的艰苦生活

援藏生活比我想象中要艰苦得多。西藏什么东西都没有，援藏人员的所需用品全部要靠外界支援。当时上海对口向西藏提供人员和物资上的援助，一个人进藏一年，就需要同时支援至少一辆卡车的东西。

我们在那里过得非常苦，首先是没有东西吃。我们每天早上只能吃一碗稀饭加一个馒头，这已经是特殊照顾，藏民只能吃青稞、酥油茶。中午是一碗饭加萝卜汤或者绿豆汤，天天如此，没有别的菜。那里的萝卜大得不得了，抱起来像小孩一样，但里面全是空心的。最好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空心萝卜吃。为了防止我们得肝炎，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特地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斤白糖，吃稀饭时往里倒一点，西藏当地人连白糖都没有。为了改善伙食，我们想出来去河里打网捉鱼。一开始的时候打上来很多鱼，但打到后来没想到竟然打上来一个死人。因为西藏当时有水葬的习俗，而西藏人本身是不吃鱼的，但我们之前不知道。魏景山后来提前回上海，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被这件事吓到了。最后，我们只好把打上来的鱼全部放回河里。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去捉鱼了。

在拉萨调整休息了11天后，上面开始给我们布置任务，主要是参观西藏，接受教育，了解情况。西藏革命展览馆的两个馆长带着我们前往大昭寺、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等地写生学习，观看纪录片。我们看了许多老照片和老片子，都是达赖喇嘛出逃时来不及清理留下的，真是残酷得不得了。其中最多的就是关于农奴主如何欺压农奴的片子。比如有农奴犯了错，农奴主就把这个农奴反锁起来，送进“蝎子洞”。“蝎子洞”是西藏最残酷的监牢，里面有许多蝎子，犯了错的农奴就被关进去喂蝎子。后来这个监牢我们也去实地参观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刑具，牢房的墙上都是被关押农奴划的“正”字，划了多少条就证明被关了多少年，有的甚至多达三十多条。农奴制度确实残酷落后，当时看得我真的要流眼泪。放给我们看的片子中还有一些是关于达赖喇嘛怎么做荒淫无耻事情的。当时达赖喇嘛挑选了一批西藏最漂亮的女孩子，组成一个表演队，专门为他服务，进行歌舞表演。那些女孩子真是漂亮，后来都被他带到印度去了。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印度的片子。当时印度对西藏的影响渗透非常大，很多西藏人都会说英语，配给我们的翻译中就有两个英语非常好。西藏有很多洋货也是从印度带进来的，比如罐头、香烟、洋酒和生活用品。这样的片子我们看了不少，给我们看这些主要是为了让我们接受阶级教育，提高思想觉悟，激发我们的创作激情。当时有关方面一直向我们提“四个最”，即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是最黑暗、最野蛮、最落后、最残酷的。像这样的教育活动一直持续了一个月。

在接受教育的这一个月里，我们还去参观了西藏林芝毛纺厂所在地林芝。从拉萨开车到林芝要一天半的时间，一路都是原始森林。那里驻扎了不少军区部队官兵，我们去的是分管林芝的一个师部，师长亲自接待了我们。师长向我们介绍说，林芝原来被称作神山，是真正的原始森林。1965年，上海派了六百多名纺织工人来援藏，在这里建造了林芝毛纺厂。本来这些上海工人的援藏期是三年，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三年援藏就变成了长期建藏。师长说，林芝毛纺厂里的这些上海工人过得苦啊，很难回一次上海，很多人几年都回不去。因为飞机太少，想回上海必须提前至少一年申请排队。由于林芝毛纺厂在原始森林深处，所以出了厂区，走几百里路都见不到一个人。厂里唯一的燃料就是森林里的大树。他说，你们来的时候沿路看到的很多大树桩，就是被毛纺厂砍去做燃料了。我问他们，厂里那些工人的婚姻怎么办？师长说，里面很苦很落后，因为女工多，男工少，所以里面有很多女工只能和女工在一起。我们当时提出想去林芝毛纺厂里看一看，但师长说进去还有很多路，所以没有带我们去。我估计他是不想让我们进去看，怕里面的工人看到上海人来了会诉苦，会流眼泪。后来陪同我们来的馆长也向我们透露了一些关于毛纺厂的事情，不过也不肯多说，但我们心里都明白了。这些工人当初都是为了表现革命积极性，抱着为党，为革命牺牲的精神主动要求来援藏的，都是好汉啊。

三、从列麦公社到珠穆朗玛

等到5月份，北京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美术学院和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又分别来了一批人，总共有十几个，都是当时有名的雕塑家。于是，我们上海、北京、沈阳三地艺术家被聚拢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下设三个支委。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教育学习和思想准备后，我们被送往隆子县列麦公社体验生活。列麦公社位于中印边境，海拔5000多米。解放前是达赖喇嘛的母亲尧西的领地。“文化大革命”后，列麦成立了人民公社，成为了西藏高原上“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不过我们去的时候，那里种的除了青稞，什么都没有。好在我们从拉萨出发前，西藏自治区的领导特批给我们宰了头牛，供我们将近二十个人在那里吃。等这些牛肉吃完时，我们也差不多回到拉萨了。在列麦，我们住的是草窝，把青稞草、麦秆铺在地上再盖上一块布就直接当床睡觉。

我本来以为到了列麦以后会安排我们进行创作，但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是在等工作，上面始终没有安排。什么原因呢？主要是负责我们工作的两位馆长意见始终不统一。他们都是当兵出身，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北方人，一个偏文，一个偏武。两个人关系一直不协调，内部也随之分成两派。我们夹在中间很为难，双方都要尊重，都不能得罪。他们对于这次展览会心里也没底，只知道一个宗旨，就是揭露封建农奴社会的黑暗面，起到教育下一代的作用，但具体的工作方案是没有的。我们当面不能说，但是在背地里急的呀。我们三个支部代表曾开过一次会，但也只能讲讲如何整顿纪律，工作上的事我们没有权利讨论，上面不布置，我们讨论也没用。

其实，这次阶级教育展览会主要是想搞泥塑展，我们上海去的画家和裱画师都只是配角，是想让我们根据他们的泥塑在展厅四周配一些绘画作补充。可是由于一直没有方案，北京、沈阳方面的泥塑迟迟弄不出来，我们的绘画工作也没办法开展。北京、沈阳的那些雕塑家其实也很焦虑，我们之间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这里还要呆多少时间啊？”看得出，他们也是有点烦躁的，到底不适应。但不管怎么说，大家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虽然没有被安排创作任务，但我还是寻找各种机会画了不少人物写生。列麦公社是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曾向全区人民发出过“远学大寨，近赶列麦”的号召。为了开垦荒地，列麦人民攀上悬崖陡壁，用钢钎和土炸药修出了一条十七里长的盘山水渠，引水到桑钦坝种庄稼，桑钦坝后来因此改名为革命坝。我画过一幅《高原迎春》的人物画，反映的就是当时劈山造田的情景。画面上西藏姑娘手上拿着锄头，喜气洋洋，她背后的庄稼和山上成片的绿色就是高原上新种的青稞。我们去的时候，列麦公社正在造社办水电站，我曾去过水电站工地为那里的石匠画头像。

后来，我还向领导提出想画一些年纪比较大，受压迫比较深，比较典型的农奴，作为之后阶级教育展览会的创作素材。当时我们是不可以自己去找当地藏民来画的，也不能随便瞎画，必须由领导和翻译来推荐安排。于是县政府副主任组织了几个农奴，让我们写生。当时没有别人愿意画，只有我一个人画。画完后我让翻译询问一下他们过去的经历，并把翻译告诉我的内容直接写到画稿上，当场完成后让他们在上面签字。这些画稿现在都成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当时全国在搞“批林批孔”运动，但西藏其实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在我的印象里列麦公社好像没有什么批斗会，那里的人文化程度低，根本不懂什么“批林批孔”，孔子是谁也不知道，林彪怎么样也不知道，连“文化大革命”都不太清楚，他们只知道喇嘛教。他们的宗教信仰极其虔诚，根本不可能去破坏寺庙，他们保护都还来不及。他们最怕的就是我们汉族进去把寺庙破坏掉。

我们在列麦公社呆了一段时间后就和北京、沈阳的人分开了，我们继续往南走，一直到达中印边境，他们则留在列麦公社继续收集素材。行程的最后，我们去了珠穆朗玛峰。我们没有登顶，但是离珠峰已经很近了。我们到达的地方是登山大本营，海拔将近6000米，不过由于山上冰雹太大，我们在那里只呆了一刻钟。我当时带了个海鸥照相机，冰雹哗啦啦的打下来，我就把相机藏在棉大衣里面，偷偷拿出来拍两张又藏回去。当我看到珠穆朗玛峰时，那个景色，乖乖，我没办法用文字来形容。那个漂亮啊，变化太丰富啦。特别是阳光照下来的时候，山不是白色的，而是金色的，整个喜马拉雅山金光灿烂。那时候我激动啊，虽然只有一刻钟，但我觉得这辈子看过这样的景色，别的什么都不要看了。

四、梦回西藏四十载

在一起去西藏的这些人里，魏景山是最早回上海的。魏景山为人不错，很本分，但不擅长交际。到了西藏以后，一来高原反应，二来没东西吃，他觉得身体实在吃不消，所以最早提出要回上海并得到了批准。之后张连和戴嘉骅也被批准先后回上海了。

我是最后一个回上海的。我为什么会坚持留在西藏呢？一是因为我是老党员，党性比较强；二是由于我小时候很穷，所以翻身感也蛮强的；第三是我觉得我是代表上海形象去的，怎么可以当逃兵呢？这样会让西藏人看不起。所以我坚决不提出回上海。他们走了以后，我甚至承担下油画创作的工作。西藏自治区召开首届运动会时，我就曾接受任务，画了一幅三米高四米宽的油画宣传画。

我在西藏呆了6个月又16天，等我回上海时已经快到十一国庆节了。本来组织上还不打算让我回来，但因为我爱人去市文化局闹了，说家里孩子太小需要照顾，要求马上让我回去。最后，沈柔坚让邱受成打电话和西藏方面商量，总算当场做了让我回上海的决定。我离开西藏的时候，西藏民航的主任不仅照顾我让我先走，而且还亲自送我上了飞机，我非常感动。我曾经为拉萨机场画过两幅大画，所以他很感激我。

回到上海以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马上要求我画一张年画，全国发行。我就以列麦公社为背景画了一幅《西藏高原喜丰收》。其实我在回来之前就已经做好准备要画这幅画了。画面上有牛羊、青稞、稻谷，这些都是为了表达西藏高原丰收了，西藏人民很开心，生活很安定。画这幅画的时候，我的创作环境非常艰苦。当时我与妻子、两个女儿住在新昌路一个仅10平方米的后厢房里，为了有地方画画，我在房间里搭了一个高1.5米，宽1.2米的阁楼，阁楼上放一只木箱子和一个13支光的台灯。我就坐着小凳子，在这只木箱子上通宵完成了这幅作品。但由于画的实在太累了，我竟然不小心从阁楼上摔了下来，头敲在桌角上，缝了十几针。

之后，我又画了《说不尽的心里话》、《学毛选》、《西藏军民情》、《送红宝书》等以西藏农奴入党、学习为题材的作品。因为在西藏时不让我们创作，所以回来后我就拼命搞创作。我创作这些作品根本不是为了名利。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这些作品在出版时都是不署名的，也没有稿费。但我还是要画，因为我是职业画家，我一辈子都是画画的。有钱我要画，没钱我也要画。最苦的时候我要画，最好的时候我也要画，不是生活条件好了就不画了。因为艺术是无止境的，只要有激情，我就一定要画出来。

1975年9月9日，西藏迎来了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纪念日，当时副总理华国锋亲自前往西藏参加庆祝活动。北京、沈阳方面创作的大型泥塑《农奴愤》在拉萨西藏革命展览馆展出，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不过最后我们上海方面没有画参展，因为泥塑展的背景都很暗，所以也不需要挂画了。

如今一转眼，40年过去了，明年就将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回想起40年前的援藏经历，我仍然感慨万千，我认为这段经历对我生活和创作的帮助是巨大的。我在西藏看到了真正的原始森林，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树就是在林芝看到的，几个人都抱不住。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我只是个山水画家，但实际上我以前画的是人物画。1972年后，我才开始创作山水画。直到经历了援藏生活后，我真正感受到了中国山水的巨大魅力，我被西藏的风景深深感动，我的山水画创作激情因此被点燃了。可以这样说，西藏，是我人物画创作的顶峰，也是我山水画创作灵感的源头。

（口述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