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反贪与技术高度融合

2015年8月，邱建平由上海市检察院技术处转岗至反贪局侦查指挥中心办公室工作。那时，他的年龄已临近退休。不少人以为，邱建平会就此切换状态，进入“等待退休”模式。

然而，这位原技术处处长，早年出身于空军机械维修工种的技术男，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开启新一段事业征程，完成了从一名技术老将到反贪骨干的身份转换。

这场跨部门融合不仅实现了他的自我升华，还惠泽他人，以另一种形式书就反贪事业所应具备的素养内核。

让信息价值最大化

邱建平的35年检察生涯，主要在上海市检察院技术处供职，一路由小兵变为老将。

技术部门主要服务于检察事业的核心业务。其存在，既像盾，又像矛。

于刑检部门，技术性证据的有效性审查由技术部门负责；于反贪部门，其自侦职能往往需要辅以技术手段来实现。

比如，关于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件中的数额认定，口供只是其一，关键在于定罪的证据，这就涉及司法会计鉴定。作为技术的一种，司法会计鉴定为反贪定罪量刑提供了客观、科学的定罪依据。

技术的迭代正不断按着快进键，在一些贪腐案件的侦查中，技术对破案的关键作用也逐步显现。

2012年3月，虹口区院在办理上海某汽车修理厂厂长方某和仓库主任孟某二人共同受贿案中，在犯罪嫌疑人抵赖、翻供的情况下，技术部门通过对侦查人员送来的孟某手机进行深度恢复分析，成功地从其所含存储卡中恢复了其删除的45个通话录音文件。

对整起案件的突破策略拟定，这批恢复的录音文件功不可没，甚至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最终，方某和孟某被定罪。

这起案件也为反贪干警和技术人员提供了有效的办案思路。

手机这一每个人形影不离的电子设备，记录了大量对办案有价值的机主信息，有的便于更好地了解对象，有的则成为案件的直接证据。这些内容不仅限于技术鉴定中常规关注的短信息、通话记录、电子邮件、电话本等，还有目前流行的、QQ等聊天记录。至于最容易遭忽视的手机外置存储卡中，也往往记录着关键信息。

另一方面，信息获取后的利用也不应仅限于呈堂证供，和侦查人员的充分沟通和协作，才能将很多信息的价值最大化。

懂技术，

更易为信息化平台“建模”

如今的职务犯罪，显然不同以往，其特征已和时代进步紧密结合。当移动互联成为主流，很多职务犯罪的痕迹往往都能通过一些移动设备、电子机械以及网络数据获得，“反贪办案也要与时代同步，掌握并灵活运用大数据的优势便利”，这是邱建平的认知，“经过有效的数据碰撞和信息交汇，我们能寻觅到一些关键的犯罪线索和证据，最终形成完整的证据网络。”

邱建平的这项认知也在他转岗至反贪部门，从事信息化平台搭建的过程中悉数发挥。其实，早在2005年市院信息中心成立时，他就书写过一份关于信息化平台搭建的方案，获得了市院重视。

转岗后，他由自己深耕多年的技术领域出发，将自己对技术的深刻理解运用于信息化中心的建设全局中，提取自身所长，为反贪信息化平台的建章立制输送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产生不少阶段性成果。

在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的当下，邱建平的加入也有助于反贪部门更了解技术，从而加深与技術部门的合作。这个融合的过程，使反贪办案中的技术手段被运用得更加炉火纯青。

除了信息化建设，邱建平对反贪部门的人才培养也有一番见解。“他们具有很强的团队协作精神，敬重法律，对职业忠诚。”这是邱建平眼中反贪干警的整体素养。他在表达欣赏的时候，也提出了额外的建议，“反贪办案往往横跨很多专业，需要具备多种知识。反贪干警的知识结构目前仍然较为单一，可以在这方面有所规划和拓展。”

蔡国桢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

“每个腐败现象都是一本书，用不同的钥匙开不同的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因此对素养的要求也是多元而综合的。”蔡国桢希望，反贪人员的专业特长、思路见识可更广博些，尤其在社会化学习上，更是永无尽头。他推崇办案人员多往外跑，接触三教九流，观察社会百态。腐败分子的行话、肢体语言、默契表现等腐败细节，往往就隐匿于社会的不同角落和人群中，办案人员能借此洞悉不少现象的本质和猫腻。“侦查是个很有意思的专业，做一线工作的人都会有各自的体悟。”

（本策划由本刊记者成韵采写）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