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唐棣
一
一晃在眼下这座暗红色的小楼里工作都八年了，马一赓收回目光，飞驰的时间把他吓了一跳，他扶窗栏站着时，手臂还有些抖。同样是武汉城，自己作为预备人员代表被周恩来召见时的心情还如此清晰。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几个人站在旧官邸一间极普通的会议室，刚到达武汉的周恩来则站在窗前，轻风吹起了他的几缕头发。看得出他有些行色匆忙。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是一群对革命有特殊贡献的人！”说完，便将锐利而饱含鼓舞的目光依次投向他们。结合当时各方面的情势，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与其他机密会议一样，此次接见采取了临时通知的方式。马一赓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被蒙上眼睛。他没有料到的是当自己逐渐适应黑暗以后，周恩来的伟大身影会随着光明一起降临。直至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马一赓从一个小小文职员成为第一批特科人员时，他还常想起周恩来留在窗前的那个轮廓——关于无法还原现场细节，他给出的解释是紧张攻陷了自己。当时，强烈的崇敬化作了一面旗帜。他形容这面旗帜的原句是：我预感到它将在自己平庸的一生中永远飘扬……
马一赓的一生是以一九二八年三月的训练班为分界点的。这是中央特科为训练干部以适应新环境中对敌斗争的需要而开办的。二十天的训练班结束以后，他也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里。正是从那时起，武汉郊外那座暗红色小楼的办公室成了他住得最多的地方。他成了一段历史，或者一段最终将对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事业的囚徒。自从马一赓想起自己在特科正式工作；想起在上海当卧底时给老家写去的最后一封信，再配合漫天雨声的背景，思念便慢慢铺展开了。在不长不短的八年时间里，他绘制过难以数计的地下党活动图。在这个普通的雨夜里，马一赓的笔忽然停在了地图的接缝处。
特科的工作经验告诉自己：一个人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内心的感情告诉他：一个人只是一个人。这个想法若是放在八年前，他一定会被自己吓坏。而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断定，马一赓即将要做的事情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把一张字条放在桌上，连夜坐上通往地图上两个地区接缝处的火车。那里有一件比伟大的革命对于他，一个作为人的他来说，更重要的事。马一赓仿佛在窗前的那盆昙花后，看到了一个女人枯萎的面容。这个女人在他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故乡的前夜，以一种憔悴但不失风韵的面容面对着他：“非要现在走么？”马一赓没有留意妻子说话时的神态。现在，也就是八年后，他慢慢理解了她的心情。以至于，他每每都会难掩激动之情，任由手上的钢笔在纸上留下一道电报线般摆动的线条。写完字条，他把它压在桌上。在他临走前，环顾这间布满了熟悉气息的办公室，窗台上的那盆昙花正惹眼地开放着。秘书徐涵文在马一赓走出这间办公室时，正在做一个关于胜利的梦。他在上午十点二十三分踏入这座暗红色的小楼。迈过五十二级台阶，他站到东边办公室的门前。我们可以通过他指节落在门上的声音知道，那股激动在延续。
坐在老式木椅上，每天对自己发布新命令的人不见了！他汗涔涔地僵在那里，看向四周的瞬间发现了桌上用一支钢笔压着的字条。之后，迅速报告。从向上级报告这一突发事件到接到负责人李克农的命令动身追踪，时间很短。这是一九三五年的七月，梅雨初至。
火车进入江西地界，石榴河的气味变得更浓了——那是他在武汉无数个雨夜里都曾闻到过的。不过，难闻的腥味到底掩盖了他虚构那阵气味时的尴尬之情。他终于可以大胆翕动鼻翼，让真实摩擦鼻孔中柔软的肉以及上面的毛发。那种强劲的感觉，甚至让他有种被毛发倾倒下去的节奏陶醉了的麻酥感。人总有这样的时刻，马一赓闭上眼睛，味道如此熟悉。睁开眼睛，一切又迫使他再度将眼睛闭合。此时此地的重复，足以证明他对故乡的感受是既熟悉又陌生的。
他站在石榴河上仅存的一座桥上翘首东望。自己离开时走过的那座桥，只剩下一根桥墩兀自竖立在水中，像是一面失去了旗帜的旗杆……他发呆时，身后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桥栏边的大堆石头后站着一个面目模糊的小孩。他晃了晃手，示意孩子过来。近一些，他看到孩子哭得满脸花。小孩问：“这里是有个小广场么？”马一赓想起那个执行死刑的地方。“有啊，你要干嘛？”他说这句话时发觉乡音已离他而去。小孩似乎没听清，仍然按着自己的想法在说话：“娘说父亲被人带去了那里。”马一赓问：“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把手里一个有点发霉的馒头举到了他眼前。“我还给他们。我不饿了。”孩子说着，又开始小声地抽泣了。看着他瘪瘪的肚子，马一赓心里一酸。“别哭，别哭，我带你去。”就像每个回到故里的人一样，他将小孩子抱起，一脚踏上桥面。他们到桥中央时，起了大风。风中的一声枪声使马一赓步伐凌乱了。他掩饰着，生怕怀中的孩子有所察觉。“什么声音？”小孩说。马一赓忙说：“没有，是风声，风声。”
他们在桥下遇上五个走路匆忙的人。透过他们破旧的制服，断定他们是公家人。没等马一赓说话，他们已死死地盯住了这个生人。马一赓在他们的注视下，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装，大约明白他们的疑惑。正想上前解释时，他们中的一个举起了枪。他们中的一个低声说了一声：“你本地人？”
马一赓回答时，另一个人问小孩，认不认识抱着他的这个人？小孩摇了摇头。五个人看了看，让他放下孩子。他们拥上前来搜身时，在他身上发现了几个小本子，上面写满了红字头的数字和字母，它们之间的间隔还有长短不一的线段。
“龌龊的戏！别以为我们不懂密码。”他们在审讯马一赓的过程中，不断强调他们懂（假如，他们真的懂的话，应该留意到了他的身份）。在特科工作多年的马一赓面对拷打自然有一套。这几个口口声声强调懂密码的人，被他的平静激怒了。马一赓被绑在椅子上看着这几个人。他们显然已认不出乡党了。他想，他看到了这五个人含义丰富的情绪背后的东西——战争的恐慌侵蚀着小镇，他们不得不担起保卫人民的重任。行刑的快感很快被疲惫取而代之。人倒下去的景象更让他们噩梦连连。所以，他们的审判总是匆匆了事。可他们鞭打马一赓时，一切不快又好像烟消云散了。对于这种小镇派出所的人，生擒活捉一个特务意味着什么？马一赓不明白他们的问话。但他想，疼痛很快就过去了。殊不知这几个人打完了他，还会带他来到了河边的一处苇草蓬勃的地方。
那里有一棵枯树，他被绑在那上面。绑好之后，他们分散开来，蹲成了一排，看了看天，又看了看马一赓。
“天可快黑啦！”
天黑之后的河边就是那上万只蚊子的地盘了。这个时候，连日本人也不能阻止它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歌唱“共产主义”。嗡嗡声组成了一张网。这张网紧紧地绷在了他的皮肉上，他的皮肤开始出现红肿，然后皮下脂肪推举着皮肤，高高地相连起来。就这样凌晨的第一缕光线击破了马一赓身上的最后一只蚊子的肚皮，血花飞溅。
“特务就是不一样！”一个人对着一个青褐色的，不成人形，浑身像裹着一层肥厚的油脂的马一赓说道。其实，马一赓觉得眼皮重得像挂着一大块肥肉，睁也睁不开，最后，他从一道缝隙里看见另外几个人一边拍着身，一边朝自己走过来，他们在他对面，被疙疙瘩瘩的蚊子的尸体硌得左右晃动。
“嘿嘿，它们把你留给了子弹！”
马一赓在昨晚记起小时候曾见过犯了罪的人，被活活绑在河边叮死的事情。这种事一直是作为恐怖消息吓唬那些不安分的小镇青年的。后来，这个古老的惩戒方式似乎就消失了。其实，在小镇派出所这几个工作人员中的一个，面对审问马一赓所遇上的困难（在他们以为最重要的一个人）时，提起了这个。当时，另外几个几乎忘记了早些年听到过的这个事情。
“宁可错杀千人，绝不放过一个！”
后来，他们的对话又转移到了面前这个人身上。当一个一个的红包盖满了马一赓，没有人知道他实质上是进入了一种流动般的陶醉状态，接着是疼痛缠绕着血流，接着在与血管壁的摩擦中产生了一种酥麻的幻觉。随后而来的才是波澜起伏的一夜。
至少，他在合上眼睛的那一刻，不知道自己还会看到这几个人。他们把他从树上放下来。马一赓感觉到微微的疼痛，接着一阵臊味飘了起来。这时，他听到了哄笑声。他没有想到自己在他们的注目下，又被拉到了那个小广场上。他们在那里对其进行了一次五个人的公审。第一个人率先恢复了平静。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们了。他等了一会儿，马一赓的神态有些奇怪。第二个人说，看来蚊子不喜欢你。第三个人尚未说话，第四个人已作出判断，一边掏出左轮枪，一边往远处走去。事实上，他走到每次执行枪决时，应站立的位置上才跟第五个人示意。第五个人说，既然，你不说，就当是默认了，宁可错杀千人，绝不放过一个。我们小镇再经不起你们折腾啦。他说完，跟站在广场中央的第四个人宣布，开始。第三个人这时赶紧补了一句话。对，宁，宁，宁可错错错杀千人，绝绝绝不放过一个个个。他说着朝远处看了看。
其实，在他视线没有扫过的屋顶上，有一些人目击着一切。那个个头最高的人跟身边的三个青年，指着远处说：“听说，那个差点被蚊子吃掉的家伙是特务？”两个青年互相看了看，他说：“听说是真的喏！”三个青年互相看了看。“这年头，哪还分真假？”其中一个说。
个头最高的那个人听到枪声，并没有立刻站起，而是等待了一会，才带领其余三个人跳下屋顶，朝他们离开的地方走去的。犯人是谁和犯了什么罪都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他们在屋顶上的预测更多的是出于无聊。他们走过去纯粹是为了搜集子弹壳。他们走近马一赓的时候，忽然有人绕到了他的面前：“龌龊的戏！这人长得有点像……”他还没说完，另外的三个也绕了过来：“是有点像。”“你们眼花了？是特务，那不写着嘛！”高个子的青年手上拿着一颗空弹壳绕到了一堆血泊前。他站在他们中间说：“一点都不像！”然后，随意抡起一脚。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马一赓以为，事情发展得虽然有点惨不忍睹，但他还有一口气。实际上，这一脚结束了他乐观的想象。四个青年走出小广场时，小广场像很多书中描述的一样：“黄沙阵阵，乌鸦在空中盘旋，几声尖厉的鸣叫……”
据说，马一赓工作之余嗜好翻阅古籍。他常为这样的描述心惊胆寒。如此描述赋予他的想象延迟了许多年，还是抵达了他的躯体。枪声，以及死人带来的不良情绪笼罩着那四个人。他们走着走着，忽然有一个人随口一问：“也不知念赓在上海活得如何？”
马念赓在一九三五年的七月扒上了一列通往上海的火车。火车在雨幕中穿梭远去。他坐在空空的车厢里，手按在军绿色的包上。包里装着几个朋友送给他的一盒自制的子弹和一把枪。列车在风声呼啸中前进。他背靠在冰凉的车厢边，忽然想起了那句问话：“你真要去上海？”说话的这几个人经常蹲在小镇用来枪决犯人的小广场外围的一个房顶上。他们从这里眺望过派出所的五个人押着形形色色的犯人走进去，然后开枪。小镇的五个执法者在远处具体说些什么不重要。他们只关心地上的弹壳。攒够一盒子弹壳的那天到来了。四个青年中，个头最高的那个是马念赓指定的头。他在一盒子弹壳还差三颗时把他们四个叫到家里。当时，窗外开着大风。马念赓站在窗前，远处暗云游荡。即将来临的雨季为他们的这次谈话笼罩上了一层类似神圣的气氛。他说：“二尾，我走后要保护他们。”他进一步解释：“这年头，死又何妨？”这时，二尾从身后拿出预备好的小盒和一把枪，走上前去。他交到马念赓手上时，低声说：“注意安全。这里有我。”马念赓笑了笑，从盒子里拿出了一颗子弹：“这颗给你！”其余三个人挤到窗前，将马念赓围住，说了很多他没有记住的话。一个人坐在火车上时，马念赓本想通过回忆朋友们的临别话消除寂寞。可他回忆出来的只有他们张牙舞爪的样子和抖动的嘴唇。
徐涵文赶到小广场时，这几个人又在审判一个人。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一个令人愤怒的笑话。他们按照惯例依次排好队。站在首位的人率先提问，到底认罪不认？他说完，会等上一会儿。第二个人见缝插针再问一遍。第三个人是个结巴。一般情况下，第四个人会赶在他说话之前，掏枪，走向执行枪决的位置。他在那个位置上跟第五个人发出信号。第五个人做整个公审的总结词。在他的语言系统里，不说等于默认。在他对小镇严苛的保护中，宁可错杀千人与绝不放过一个是指导方针。他说完跟第四个人便开始瞄准了。第三个人每次留下的话十有八九是“宁可错杀千人，绝不放过一个”的伴奏。（他说成：“宁，宁，宁可错错错杀千人，绝绝绝不放过一个个个。”）
眼前这群乌合之众在徐涵文终于忍不住冲上前出示证件后，战战兢兢想了好半天。“报告政府，我们已代表人民将其就地正法！”排在队伍首位的人说。这时，徐涵文粗暴地瞪起眼睛，他掏枪指向说话人的头。第二个人说：“这是干什么！”第四个人看了一眼第一个人，立刻掏出枪。第二个人和第五个人吓得往后躲了躲，没敢说话。第三个人一边说着：“这、这是干什么！”一边随着第二个人站到队伍外面。站在屋顶上的几个准备捡弹壳的青年被此情此景搞晕了。他们互相看了看。忽然有人说：“今天子弹壳也许会比平常多。”一声，两声，三声，四声，五声，六声。第一声以后，第一个人倒下去。第二枪是小镇派出所的“第四个人”打出去的。它击中了徐涵文的手臂。第三声之后，第四个人也倒了下去。然后，青年看见剩下的三个人往小广场的三个方向跑开了。三声枪响，小广场的三个方向出现三片血泊。
几声尖厉的鸣叫传到了他的耳中。徐涵文猛然回忆起马一赓在一次战略转移途中，写在日记本上的话：“在接缝处发生的事情。战役几乎总是在接缝处悄悄地进行……”他本想问问这句话的含义，没来得及。马一赓又把它擦掉了。中央特科的工作磨蚀掉了很多人都该具有的情感。徐涵文感到，眼前这个人心中并不像他看到的一样，像擦掉一加一等于二的算数题似的平静。
当他从记忆深处回到小广场上，远处屋顶上的四个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本能地警惕起来，这天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他朝他们走过去时，看了一眼枪膛。他必须在走到距他们五十米的有效射程前，装好仅剩的四发子弹。在来小广场的路上，徐涵文已接到上级撤销中央特科组织的正式通知。现在，他觉得到这里来是对的。死亡简单明了，他发出这个感慨，带着手臂的疼痛，茫然地倒在了五声枪响之后。时间空白一段。我们透过风沙，看见一个躯体艰难地离开了地面，又穿越街巷，摇摇晃晃来到火车站，深夜犹如一个句子落在一篇文章里，显得言之凿凿。
这列火车会将自己带向光明么？还是那句老话，人总有这样的时刻，包括我们伟大的领袖，也在这种明知故问的指使下，站在了窗前，敞开的窗口涌入一阵凉风……情境何其相似。他在低沉的风声中，以其浓重的湖南口音叹了一句：“这一天，也算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喽！”
二
在成长的那些岁月里，母亲对马念赓的身世守口如瓶，直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刻。“父亲”这个久违的词语是从病重的母亲口中吐出来的。与此同时，往事从一九二七年十月的一天下午，三点二十八分重现了。
“我特意看了表的。那封来自上海的信让我苦等了好多年。你父亲在信中隐约提到自己出去十年，即将赴武汉做一件大事……”如此准确的回忆吓了马念赓一跳。
可听完母亲说话，他又觉得，既然是秘密，干脆不要捅破。其实，他并不像在母亲面前表现的一样，对父亲一无所知。收集弹壳自制子弹预示着父亲遥远而深刻的存在。他只跟几个朋友说起过这个话题。他们几个人最常出现的地方是小镇执行死刑用的小广场周围的某一间屋顶上。他们渴望着小广场上的审判。死一个人代表着一枚子弹壳。诸如此类的话题，有时还涉及到更具体的部分。比如，他们会问：“你爹现在在哪？”“大上海。”这个地名伴随他从屁股下拿出的一张报纸，在他们面前晃动。他指着那张杜月笙的照片骂了一句：“龌龊的戏！”
上海青帮杜月笙的发迹史，是这些千里之外的小镇青年梦里出现最多的故事。他们为之心潮澎湃，进而“大上海”逐渐成为了他们梦境的真实还原。他跟几个朋友商量过去大上海闯天下。无奈，母亲生病，需要人照顾，行程便无限期地搁浅了。直至，母亲病情严重，她躺在床上的身体越来越柔软。在临死前，母亲总算揭开了那个深压在内心的秘密。她虚弱地说：“你父亲在上海，在青帮。”
抵达上海是一个半夜。他疲倦不堪地在码头的一个废旧的车厢里躺了下来。当时，大雨变作小雨。晚上的黄浦江呈现出了他在小镇难以想象的波澜壮阔。他就是从江边走过来的。太阳从船甲板的另一侧升了起来。马念赓来到街上，一股奇特的脂粉味蔓延着。他在走过这条街时，抬头看了看路牌：福州路。往里走，是两排老式本地房子。后来，才发现这个叫“会香里”的地方聚集着很多类似黑帮模样的人。他在心中感叹大上海的景象，是他们在小镇上动用最大的想象力也难以勾画的。他们想不到，这里有这么多勾眉画眼的女人，这么多蓝眼睛，红胡子的洋人和这么多身穿洋装，把辫子藏在帽子下的国人。这么多洋人或者身穿洋装的人怀里拥着脂粉味极浓的女人在他身边走过。在十七岁的马念赓的朴素的认知中，码头无疑是出现黑帮最适宜的场所。正是因为这样，他选择躲在码头的黑暗中搜索。
“你们是不是青帮？”这个问题适合一个乡巴佬。他每次都准备这样去问对方。假如，对方说是的话，他便说出父亲的名字。可是，这样的机会总是被一场混乱的枪战给打乱。
一九三五年七月的这天下午，大雨初歇。一个姿势怪异的人步履铿锵，地面的积水被他踩过之后，荡起了涟漪。躲在暗处的马念赓把一滴水珠从脸上抹了下来。此人身后带着一个仆人形象的人。他们两人向一艘大船。大船边不知何时聚集了一群人。他们的黑衣打扮令他亢奋不已。他随着这两个人慢慢地靠近了那艘大船。他已不是刚来时那么盲目。其实，走出去时，他隐约听到了那声温文尔雅的招呼：“土肥原将军，你好啊！”但他还是走了出去。他觉得这次的行动，和他来上海的行动一样，都是正确无疑的。走出黑暗时，他还理了理被雨打乱的头发，抖了抖沾满泥巴的衣衫。他的出现引来了一阵惶恐。马念赓将手枪牢牢顶住那个中等身材头戴白色洋帽的国人时，非但没有恐惧，反而生出一些自豪。他在无数支枪口下继续着他从小镇一路怀揣到上海来的计划。当他按计划问出了那句话之后，周围的黑衣人面面相觑。最后，看向了他枪口下的那个人。那个中等身材头戴洋帽的国人说话的声音是那种细细的声音：“是啊，兄弟有何贵干？”他说话，示意周围的人放下枪。他又说：“小姓杜。”马念赓抖动着手说：“我找一个叫马一赓的人。”“麻，一根？”对面那个日本人忽然拨开挡在他面前的人群，来到马念赓身边。“你说，麻，一根？”他又用不标准的汉语重复一遍。马念赓继续说：“我不跟小日本说话！”他看向姓杜的。姓杜的说：“兄弟，你这就不对了。现在，蒋委员长可都得跟他们说话儿……”
除了一堆黑发、白帽的交织与移动，乃至于最后的散去，在那艘叫“远洋”号的大船上撒尿的水手惋惜地说，他没敢去看。恐惧影响了观察。他在回忆中仍对那个在一堆黑发、白帽的交织与移动中占有主动地位的男孩念念不忘。那个孩子的勇敢（或者，在我个人理解成“莽撞”）在他略显苍白的回忆录文字中留下了凝重的一笔。那声枪声无疑把这一笔推向了最高潮。在我看来，当马念赓脱口说出这个卧底的名字时，他的生命已来到尽头。他们对峙时，头顶聚集的乌云已化成了雨。马念赓在站在雨意构成的前景里，挺直身体，雨珠在他的肩膀上溅了起来。中等身材头戴洋帽的人一边说话，一边面露笑容：“兄弟，听我一句。”马念赓的手指在枪柄上微微地颤动了几下。“你说的人……”那人说到一半，忽然有一个声音：“没人敢这么用枪顶着杜先生。杜先生！”
“我找一个叫马一赓的人。”
“兄弟，忘了那个人吧！”
“我说我要找一个叫马一赓的人！”说着把枪使劲向前顶去。中等身材头戴洋帽的人也晃动了几下。事实上，中等身材的人低头去捡掉落的洋帽时，我们听到“砰”的一声。
经过短暂的沉默，枪落到了另一个人的手上。另一个人低头哈腰地递上帽子，忙说：“先生，您受惊了。”
人群向轮船的背面走去。黄浦江边的雾雨越来越大，整个队伍忽然停了下来。他们吃惊地看着一个人影从一片血泊中显现出来。整个过程看上去十分吃力，他的腿似乎已无力支撑向外喷血的上身，或者说不断减少重量的上半身，在雨中就像一条毛巾，晃晃悠悠地挪动。这些平日里杀人不眨眼的青帮分子很少见到这种人——本来，要留他一命（杜先生示意过），可当那张浸满血迹的不断嘟囔的嘴巴被他们看清，人群里忽然传来了笑声，以及咿咿呀呀的惊讶声。
低微的声音被几声远航的轮船的鸣叫伴随着。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吐出这几个字：“我、我——要——找一个人。”
马念赓再次倒下后，中等身材手持白色洋帽的人无奈地叹了一声，他在枪声中没有伫步回首。枪响的那一瞬间，他停了下来，回看雨中的大码头，一个人的死，的确小事一桩。
“小赤佬，别不知好歹！”赶上队伍来的人骂骂咧咧地说。本来，他们还想继续说下去，可那个手持白帽的人一说话，他们就缄口了。
“好好葬了小英雄！”
……
谁也不会留意历史上著名的青帮组织曾在浦东江畔一个隐蔽的码头上，打死过一个寻父的青年。当我将其与那个头戴洋帽，作洋人打扮的人作比较的话，此人更显微不足道了。因为，他死时仍蒙在鼓里。历史就这么奇妙，他枪口对准的人也就是曾被他用来垫屁股的那张报纸上的人。
有人说，真实的历史是集体记忆留白的那部分。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和回忆录的撰写者走到水手的家门口时，他空洞的瞳仁异乎寻常地明亮……他还说出了那个收拾马念赓尸体的人的名字，一个在青帮历史上绝不会留有任何记载的一个小赤佬的名字：许三。
当天，许三走过去时，那张浸满血迹的嘴巴仍在嘟囔。他看了看远去的人群，随手在马念赓的额头补了一枪。之后，他带上手下，朝着岸边晃荡而去，一边走，一边低头嘀咕：“还记得那个看见枪就吓得撒尿的人不？听说也是个差劲的奸细，没成想有这样一个儿子！”四个手下用肩力顶了顶那具尸体。“快点走，早点回去收拾。我们明日要随日本人去天津。”
接下去，众所周知的事情就发生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的一天下午三时许，土肥原贤二命令特务小日向白朗，带领青帮头目厉大森、袁文会、张逊之等在天津日租界建立了普安协会，冒充“民意代表”，叫嚣“华北五省自治”……唉，这个日子是中国历史上无数黑暗日子中，普通而缺乏生动的一个。我深知，叙述对于照亮它无济于事。正如，很多人对生活也有同样感受，只不过我和这些回忆录的撰写者们说出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