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与深层机理探究

韩瑞波+叶娟丽

[摘要]全球治理已成为当前国内学界的热点议题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基于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方法对样本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可更为立体地观察和理解全球治理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和认知谱系。在研究现状方面，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所展示的信息反映了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认知谱系方面，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这一研究趋势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嬗变样态。这种认知嬗变背后的深层机理，应从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及其范式转换以及治理实践的多层次互动成为全球治理研究认知嬗变的强劲动力这两个层面加以理解。此外，缺乏系统性且实践意义不足是当前全球治理研究的主要缺陷，未来的全球治理研究应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突破。

[关键词]全球治理；认知谱系；深层机理；知识图谱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球治理开始进入国内学界的视野以来，它已成为当前国内学者探讨的热点议题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著述丰富。已有诸多学者对国内的全球治理研究作出评述，这方面的文献也不胜枚举。综观国内学界关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文献综述，我们不难看出，近几年的综述性文献甚少，这也意味着近些年掀起的全球治理研究浪潮中涌现出的大量学术成果在已有的综述中并未被提及。此外，这些综述大多为文献概览式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它们难以对中国的全球治理研究进行整体的把握。本项研究注重对当前研究的多向度展示与剖析，以期在勾勒研究现状的知识图谱的基础上去求得对研究对象更为立体的观察和理解，力图通过对知识图谱的呈现与解释这一研究策略和表述形式去解读国内的全球治理研究并将其运用于当下全球治理的实践。本文以近20年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889篇全球治理研究的文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方法对全球治理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其目的在于以更加宏观的视角和更为直观的方式展现当下中国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及其背后的深层机理，进而为全球治理的本土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一、呈井喷状态的全球治理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界掀起的全球治理研究热潮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文献数量的持续增长、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以及研究主题的逐步拓展。本文选取两个维度来论述全球治理在中国的研究概况，分别是论文年际变化和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论文年际变化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该领域的文献在各年份的数量分布情况，方便我们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学界对全球治理研究的投入力度和重视程度变化情况；关键词作为一篇文献的精髓与核心，是对文章主题的高度凝练与概括，也是文献计量研究的重要指标，通过观察关键词词频的变化，可以分析得出各阶段的研究热点。换言之，借助于CiteSpace软件绘制出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可以用来确定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热点领域和重要主题。

从论文年际变化来看，近些年的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呈“激增”态势（见图1）。2010年之前的文献数量总体上是平稳增加的，2010年后开始显著攀升，2010年至2016年的文献总量为665篇（占比75%）。其中，2013年至2016年文献数量的增长幅度最为明显，高达478篇（占比54%）。

依据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与出现频次（见图2），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核心关键词包括：全球治理（780）、全球化（75）、国际社会（60）、国家主权（40）、国际关系（35）、二十国集团（34）、国家制度（30）、国家机制（29）、经济治理（27）、国际秩序（27）、金砖国家（27）、世界经济（25）、非政府组织（25）、行为体（25）、主权国家（24）、气候变化（23）、新兴大国（23）、G20（23）、全球问题（21）等等（括号内标出的是节点的频次）。为保证图2的清晰度，筆者对图片进行了调整，只标出频次较高的节点，覆盖频次较低的节点。这样可以突出基本节点及其联系网络，方便我们掌握图谱的主要内容。除上文中列出的高频关键词外，比较重要的关键词还包括：全球性问题、世界秩序、多边主义、经济全球化、国家利益、国际合作、金融危机、国际政治、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谐世界、联合国、公民社会、命运共同体、经济发展、国际责任、非传统安全、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国家治理、伙伴关系、国际法、民族国家、全球性挑战、国际关系学、国际机构等内容。

这些高频关键词是国内全球治理研究领域中使用最多也是最广泛的专业术语和代表词汇。依据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的聚类效果可以看出，全球治理研究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这种广泛性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研究议题的多样性。全球治理主体大致可分为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两类，前者主要是指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后者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等。“全球化时代造就了以新兴大国和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新兴治理主体的兴起，与以西方大国为代表的既有治理主体共存于全球治理的格局之中”，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研究对象更为丰富，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主体的研究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研究议题而言，议题的多样性反映在内容上，不仅有对全球治理理论的探讨，还涉及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描述或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全球治理议题不再简单地局限于传统的国际外交事务，国家内部治理和国际事务治理的界限已然打破，尤其是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各方面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全球治理议题的多样性意味着治理实践的复杂化。换言之，研究领域的开放性增加了有效治理的难度，“问题的有效治理领域往往集中在一些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共同利益的领域，其中以环保领域甚为突出，而在安全等所谓的高级政治领域，合作的达成就很困难”。总之，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全球治理问题的复杂化是密切相关的。此外，紧密的知识图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关键词之间的相关性很强，表明该领域中研究对象的相关性也是学者们展开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所在。

二、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认知谱系endprint

国内全球治理研究主题时区图（见图3）可以揭示该研究领域的演化发展及各阶段热点主题，直观地展示出该领域的认知周期与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借助图3所揭示的信息，我们可以将频次变化率较高的主题词大体上分成三个时间段。首先是1995-2000年，在这一时间段内文献数量较少，出现时间最早、频次最高的词包括全球治理、全球化、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等。其次是2000-2010年，在此阶段文献数量有所上升，开始出现大量的新热点，如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非政府组织、全球问题、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等等。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至今，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新词汇不断出现，如新兴大国、金砖国家、气候变化、经济治理、命运共同体等等，这意味着全球治理的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种阶段性的主题变迁直观地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基于对这一认知谱系的理论爬梳，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

全球治理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集中体现在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界定时，是将其价值诉求划定为服务于单个的主权国家，还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早期的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尚处于理论引介阶段，学者们对全球治理的普适性解读更多地表现出怀疑主义的眼光，突出强调了全球治理作为一种政治化工具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唐贤兴将全球治理理解为一种脆弱的概念，他认为，全球治理这种概念表达透露出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它塑造的“治理社会”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对这种“治理社会”的质疑还包括对民族国家主权特性的重申，全球化的加速与治理对一国国内统治的替代无法排斥主权国家的功能，也不可能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这些抱有怀疑主义色彩和悲观主义情绪的论断无疑都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化的非理性预设，即单纯强调全球治理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性。

然而，全球治理的普适性与全球性问题的广泛性是直接对应的，学者们对全球治理的理性认知伴随着他们对全球性问题认识的深入。全球治理必然是针对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国内的全球治理研究也必须是以全球性问题为导向的。所谓全球性问题，意指当今国际社会正在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与地区界限且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公共性是全球性问题最典型的特征，诸如生态、环境、资源、人口等问题与全人类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些公共性问题必须通过全球层面的对话、合作与协商进而建立有效的机制加以解决，这也决定了全球性问题的超意识形态性。“全球性问题的超意识形态性是指其存在的普遍性、挑战的共同性、利益的相关性。”在这种意义上，对于全球治理的界定应更加强调人类共同体意识，全球治理是在全球层面上多主体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所作的共同努力，目标是实现全球性的良好治理。蔡拓对全球治理概念的定义彰显了这种价值追求，他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俞可平所作的定义同样表现出全球治理的普适意义：“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总之，从意识形态化到超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界定，反映出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认知逐步走向理性化的趋势。

（二）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

回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角色变迁轨迹，“从最初基于反对霸权主义立场的国际体系的批评者，到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中的观察者、参与者、学习者、规则的遵循者，再到国家实力全面提高基础上的倡导者、建构者”，这种角色转变生动展示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历经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实践的参与者和该理念的塑造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也对相关研究提出了更多的理论诉求。随着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认识不断深化，他们基于中国视角与中国实践来探讨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定位的研究逐渐增多，给予了全球治理更多的本土化阐释。比如，庞中英认为，伴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变革，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中国不能仅仅以“被治理”的角色出现在国际舞台，而是要重塑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地位和功能，明确自身治理主体的地位，具体而言，中国应当在引导、创设国际规则与国际规制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又如，张宇燕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主要包括三个内容：坚持发展中大国身份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参考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得知，这类研究在全球治理本土化的认知问题上往往聚焦于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过程中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发挥怎样的作用，这种本土化阐释赋予全球治理研究较强的工具理性意义。

全球治理研究的本土化解读还体现在对其价值理性的追问上。从强调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利益到提出“和谐世界”与“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种价值诉求的转移是一种由国家主义到国际主义的过渡。石晨霞将这种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描述为“由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层协同治理”，换言之，“在治理主体上，单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在以经济、气候、移民、卫生等为代表的低政治领域的治理已经无法容纳全球治理的现实，同样在治理实践中无法有效应对各类问题，因此需要真正推动非国家行为体的有效参与并发挥各自的功能”。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也是国内学者在全球治理研究中的价值追问和立场表达的主要观点。“自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在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中，寻求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将国家的繁荣与人类的共同福祉联系在一起，已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命运的全球治理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的普遍共識。endprint

（三）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

全球治理理论自产生伊始，其有效性就饱受学者的质疑。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效？全球治理理论能否有效指导治理实践？这都是学界争执不下的难题。在概念界定方面，概念的模糊性削弱了全球治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严密度和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构建的完整度，“全球治理并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它含糊不清，并不精确，更糟糕的是它具有误导性”。但它又是有效的，“因为它能设计出管理共同事务的新技术；它引入了灵活而非标准化的机制并赋予多种理性和不同的合法性以一席之地”。治理概念的模糊性不能遮蔽其有效性，作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治理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全球治理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成分也限制了其有效性的发挥，因为无政府主义至少包括两种含义：一是表示缺少一个强有力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二是表示缺少秩序，意味着混乱与无序。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社会背景下，要想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建立长久的互助与合作机制，就对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全球治理的实践领域，冷战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如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生态危机、跨国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等，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反映出的治理困境引发了学界对“全球治理失灵”（global govemancefailure）的担忧。秦亚青将“全球治理失灵”定义为“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无法应对全球性挑战，导致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而出现世界秩序失衡的状态”。因此，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成熟完善的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治理的核心不是组织或机构，而是制度，或者更形象地说是‘游戏规则。广义的治理概念是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机制不只是机构，还包括游戏规则，规定行为体在合作实现社会目标和解决可能出现冲突方面的责任”。卢静将这种全球治理困境归结为制度失灵，一方面，现有治理体系中的价值分配和权力分配已无法适应变化的现实；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关联性增加了制度建设的难度。

如何克服全球治理的制度失灵进而实现全球有效治理，已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对于全球治理理论适用性的争执已慢慢淡出研究视野，更多的关于全球有效治理的路径分析与对策建议等可操作性与实践性研究陆续产出。蔡拓认为，有效的全球治理是针对治理的模式和主体提出的，即主体多元、定位准确、尊重现实、提高实效的治理。吴志成等人认为，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探寻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治理路径，通过重塑国家利益中的自我和他者、建构新型多边合作机制、明确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等举措，引导全球治理走出低效困境。总之，当前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已表现出明显的实践化倾向，但对具体领域提供可操作性建议与提出有效对策的能力仍有待提升。

三、全球治理研究变迁的深层机理

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理性化、本土化与实践化研究趋势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那么，这种认知谱系得以形成的深层机理又是什么呢？解答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该领域研究嬗变的动因与规律，从而为全球治理实践提供更科学的指导和参照。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及其范式转换

上世纪90年代以降，因为全球治理实践而激发出对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热潮，并逐渐占据学术热点的位置。由于治理理念“大行其道”，在诸多学者看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治理，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在国际层面的样态，它并不局限于作为一种单纯的国际政治问题的理论探讨，而且也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这也有助于我们在针对现实问题的特定治理场域中去确立相应的理论分析与体系建构。

因此，现实政治的事实本身已经成了一种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即全球治理的研究应服务或服从于现实政治，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政治学研究日益走向政策科学道路的一个缩影。从作为现实问题而存在的复杂且多元的全球治理问题所展现的动态过程中去构建那些在发展中不断嬗变的理论知识和体系，在历史的、动态的全球治理场域中去把握研究对象的因果序列变化，是全球治理理论研究逐渐深入、认知谱系得以形成的必然过程。此外，理论服务于现实，还取决于社会科学的公共性功能。这种功能需要通过社会科学工作者借助于自己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基于实验或实践来提出政策建议并参与公共决策。

“政治学研究始终是全球治理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舞台，作为政治学研究中的课题之一，国内学者在近20年的全球治理研究中也实现了从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范式转换”。在这种思考中，行为主义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在全球治理研究的场域中逐渐失去了学术表达的场所，并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取代。“随着政治生活的不断发展，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价值中立论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否定，‘价值中立终究还只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美好愿景”。关于全球治理的早期研究多是在相关理论和概念引介层面上去建构全球治理的知识体系，而如若从中国实践的角度去把握作为国家战略的全球治理，则不难发现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全球治理研究的确与中国现实政治具有高度的耦合性。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治理，我们应当承认，将研究焦点置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本土化研究相较于单纯的理论与概念探究更为合适，因为这契合了中国逐渐将全球治理作为国家战略之一的现实政治需求。

（二）治理实践的多层次互动成為全球治理研究认知嬗变的强劲动力

就实践层面而言，1995年是全球治理实践的历史转折点，联合国在这一年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发表了《天涯若比邻》（Our Global Nelghborhood）的报告，《全球治理》作为专门讨论全球治理的学术期刊得以创刊。自此，全球治理真正进入了国内学界的视野，相关文献也陆续出现。现如今，全球治理已然成为联合国体系下各类国际组织在相关领域中积极推进的任务，并且进入了众多国家、主要的地区性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具体行动和政策倡议之中。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重视，是国内学界全球治理研究热潮得以出现的最关键因素。十八大报告宣示，“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十八大以后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确立了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且以此宣告中国迈进全球化背景下的治理时代。可见，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是对全球治理已然成为一项国家战略的理论回应。endprint

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向互动直接推动了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发展。一方面，“在人员、信息、资本、资源等要素快速流动的过程中，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已经形成了紧密且频繁的关联，国际问题的国内化与国内问题的国际化成为常态”，这对于全球治理的各种行为体而言，如何构建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机制、更高效妥善地调配资源来解决国内治理难题和全球性问题，对学界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除治理行为体的互动之外，对于共同规范的接受、遵守与内化同样是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运行的重要方面。刘兴华认为：“全球治理的国内拓展需要国家内部各种行为体的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国家应根据自身的国情选择性地接受全球治理的规范，并对其加以修正和改造。”可见，治理行为体的多元性与基本规范的共识性是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基础。

还有学者对国内治理进行细化，主要从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两个维度分别考察它们和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關系来看，在价值目标层面，“中国的国家治理在理念上提出的‘和谐世界、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以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向世界展示了新的治理理念和价值”。由此观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现出共同的价值追求，全球治理的研究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提供着思想养分和理论指引。在治理主体层面，民族国家是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耦合点。高奇琦把国家治理理解为一种“国家自理”，即“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拥有的一种高度自主的治理方式”，其重要性在于：首先，全球治理规范要依赖于民族国家进行落实；其次，全球性问题的真正解决还应回归到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最后，国家自理可有效解决失效国家的难题。对于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而言，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在建构良善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同样重要，正如陈志敏所言：“伙伴型的全球治理与负责任的国家治理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它一方面塑造了有效的国内秩序，有意识地防止对外输出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凭借积极的对外作为，中国不断为全球治理供给增量治理资源，并寻求消解现有秩序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从地方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关系来看，日益全球化的地方治理问题与全球性治理问题出现交集，如气候问题、网络犯罪、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寻求全球范围的合作。同时，全球治理的实施也需要地方治理的参与，“地方治理的参与会对全球治理的内容产生影响，全球治理是以地方治理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地方治理影响着全球治理的向度”。总之，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的双向互动，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成为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强劲动力。

四、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反思与展望

以文献计量及其可视化方法作为研究手段来试图解决对当前国内全球治理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归纳的困难，并克服全球治理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可能是一个易于出新且又现实可行的方案，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文献概览式的研究综述的局限，有利于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更加完整和整体地理解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研究“场域”，意味着其自身具有某种时空化特征，而前文基于研究主题变迁时区图对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认知谱系的归纳，正是这种时空化特征的直观体现。在这个场域中，既不排斥基础理论与概念探究的考察视野，又更加强调作为动态过程本身的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治理实践相穿插的逻辑展现。因此，全球治理研究就不等同于相关理论或概念的争论，而是结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找准切入问题的角度并剖析其主要矛盾，进而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对策。

我们在对全球治理的本土化研究中所反映出的学者们的现实关切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不应隐讳当前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其一，全球治理研究尚未构建起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造成了研究的泛化，为形成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框架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难度。另外，研究的分散性限制了其有效性的发挥。当前对全球治理的研究，在价值、目的及方式的理解上还缺乏统一性。由于缺乏统一的认识，学者们的自说自话很容易使全球治理的研究流于形式而成为“一个崭新版本的乌托邦”。其二，特定领域中的研究实践意义受限。对于那些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共同利益的领域，全球治理研究的实践性总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沦为空谈。也就是说，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无法有效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主权国家利益冲突或国际纠纷等问题，对于国家安全领域等所谓的高级政治领域更是如此。

总之，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往往会使概念化的理论解说显得苍白无力，而实践性功能受阻又严重钳制着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因此，我们需要从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来克服当前全球治理研究的不足。就研究内容而言，对基本的理论概念和政策议题达成共识是有效克服因研究内容复杂而造成研究分散化的前提。同时，应注意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所要面对的多元化的现实问题对理论研究的塑造和影响，还要注意到理论研究对全球治理实践的适用与选择。在构建系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分类，力求得出结合中国实际问题的类型学结论。就研究方法而言，注重实证分析方法，增加与全球治理相关的案例研究，并做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最大限度地挖掘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是今后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