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媒体时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及其意义

何华征+孙娜

[摘 要]移动互联网的应用使信息传播由单向式转变为交互式。新媒体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新媒体时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具有流动性加快、区分度降低、结构扁平化、关系复杂化、利益多元化等特征。造成这一变迁的原因在于信息权力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加深、新媒体的赋能与赋权功能以及新媒体时代人的碎片化生存。新媒体时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重整在促进社会和谐、推进民主建设、强化政治治理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具体化并不停留在使人们拥有“共同的幻觉”，而在于构建一种新型媒介引导的人民政治。

[关键词]新媒体;社会阶层;阶层结构

[中图分类号] D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7-0057-06

[收稿日期]2015-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边疆舆情学的体系构建与边疆舆情治理研究”（13BSH008）;遵义师范学院博士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BS2014-34）。

[作者简介]何华征（1977-），湖南新化人，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博士，遵义师范学院“百名人才（第一层次）”，主要从事经济哲学与媒介哲学研究;孙娜（1978-），黑龙江人，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阶层”是指按一定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social group）。马克思主义往往把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中的不同集团称为阶级，而把由于教育、职业、收入差距、特殊的生活圈子以及各种依赖于情感、信仰、趣味等形成的共同体称为阶层。阶层结构是指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在社会中的比例、相互关系、构成因素、地位、次序等。从传播技术变革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媒介的发展使掌握政治权力和获得政治权利的社会阶层（作为主体）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传统传媒时代，信息传播从点到面，是集权式的传播方式，对应着集权式的政治权力（也包括权利）和阶层结构，金字塔结构是这种阶层结构的典型样态。社会阶层之间无法逾越，权力（权利）由下而上越来越集中。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路径越来越直接，授受关系变得越来越扁平化，民众也就在政治参与、权力监督、权利分享等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阶层结构变得越来越扁平。

一、新媒体时代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趋势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远甚于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中的预想，它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使它们发生变化①。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的重大调整，这种变化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一）阶层流动性加快

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产生，使得20人以下的小企业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网络经济组织的小型化发展，使从事网络虚拟社区的各种经济活动和职业的人的需求量不断增大，“网络、生物、文化等新型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流动机会”[1]。网络经济的发展在使职业流动性加快的同时，也使一部分人由于新技术和新创意而获得财富的可能性提高了，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使人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多[2]。“社会阶层流动的顺畅是促进社会结构开放的关键环节，而网络草根文化的发展为社会阶层流动开辟了新的自下而上的社会阶层流动渠道。”[3]网络经济的瞬息万变，改变了生产结构的固化，使产业结构的变化加快，从而导致人们的职业流动和收入水平不断变化。同时，由于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改变了以往完全“受动”的状态，信息的授受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阶层固化所赖以支撑的信息的密不外透的状况不复存在，进入某个职业和行业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的垄断性（即行业壁垒）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也就是说，“网络的出现打破了这一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循环结构，使信息获取变得十分容易，社会地位的改变变得相对容易，个人了解信息、发表观点有了更好的工具”[4]。当然，在纯粹的虚拟社区，社会阶层的变化更是巨大，获得各种虚拟勋章的论坛“元老”与其在现实生活中地位毫无关系。然而，在整个政治生活中，这些人却可能掌握着舆论信息的重大权力，从而对政治制度与民主议程施加各种影响。

（二）阶层区分度降低

有学者认为，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正逐步加剧‘阶层塑成型媒体——即强调阶层分化、服务群体利益的媒体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加剧社会的隔绝与分裂”[5]。周葆华对阶层分化的问题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加以考量：一是主观阶层认同，二是客观阶层地位。他认为，由于新媒体时代人们选择性和自主性的增强，“品位的自我显现”（即在使用新媒体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使用者的品位）或者“象征资本”（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地位和更高端的生活品味），一方面使社会阶层的区分更加自动化，另一方面当然也增加了上述的流动性。媒体对阶层的型塑从表面上看，是社会阶层更加明晰化，然而在其深处却是社会阶层的模糊化，主要原因在于新媒体所划分的社区越来越细，依据不同受众组成的虚拟社团或共同体越来越小型化。同时，由于人们身份的多重性，他不但在现实生活中充当不同的角色，在虚拟社区也同样穿着各种“马甲”，角色定位的模糊，使其阶层定位摇摆不定。同时，前述之阶层流动性的加快，也使得那些始终处于过渡中的人们的阶层角色属性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特别是各种假想的、主观的阶层认同的不确定性，更加剧了这一特征的显现。阶层分化越来越细，也证明了现代社会个性化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崛起。由于阶层细分的深度进展，个人在不同的阶层中承担着（相应的）不同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并在不同的（虚拟的或现实的）社会共同体中有着不同的“皈依”根据（或相互渗透），以至于社会阶层的区分度被一再降低。

（三）阶层结构扁平化

张孝德早在20世纪末就曾经指出：“从时代的高度看，在发达国家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结构时，可以得出以下启发性的推理：以知识人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的出现，使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扁平化趋势。”[6]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就是“使社会结构从现在非典型的‘金字塔型，即底层很大但中间阶层仍未发育起来，演变成为‘扁平化的理想形态，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7]。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把社会成员基本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等[8]。新媒体的发展，各种新型职业层出不穷、就业和创业机会不断增加，而新型行业和部门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受惠人群尚未完全对该行业形成垄断，这些都为新兴商业和技术精英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就新媒体提供的话语权而言，更是有利于一般群众分享政治权利，在各种“事件”中发表“意义等值”的评论和态度。可见，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无论从职业的多样性、人生出彩机会的大小、还是从信息权力的平民化等角度来说，社会阶层结构趋向于扁平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在新媒体为扁平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积极创造条件的时候，并不排除由于机会积累和传统产业利益固化而导致的两极分化进一步拉大的部分事实。

（四）阶层关系复杂化

新媒体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为普通个人提供了多方面的发展契机，在原有社会阶层的基础上，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新的阶层关系还处于不断磨合和建构当中。阶层关系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特征。”[9]新媒体时代社会阶层关系的复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新生阶层与传统产业部门和传统文化体制下形成的社会阶层关系复杂;二是社会阶层流动的瞬间性和暂时性等现代性特征在新媒体时代的社会阶层中得到了全面体现，一个社会阶层来不及固定下来，就被新的社会阶层所取代或者演化为其它的社会阶层;三是随着普遍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政治之于个人的命运所形成的重大影响非常重视。在网络社会，“围观”不再是一个消极的观望态度的显现，而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参与行为。在政治权利的诉求上，普通个人的自我阶层意识不断提高，从而为“具体的利益”而斗争，这是“临时性社会阶层”形成的主要原因。因为这种临时性的社会阶层主要是根据政治行为对具体的社会资源分配、利益分享、权利集散等而形成的，所以，一般地将其称为“临时性社会阶层”，而不是称为共同体或利益集团。利益的不断分化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的复杂化[10]。当然，并不排除新媒体在信息透明度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以至于原先存在的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在新媒体时代显得更为剧烈，有些人甚至对这种“故意”的“渲染和夸大”表示出极大的担忧[11]。不能否定，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既使“隐性阶层关系”（尤其是矛盾）显性化，也使“简单阶层关系”复杂化。

（五）阶层利益多元化

纪忠慧研究发现，“阶层利益的多元化与碎片化，首先表现为舆论的分化、碎片化。换言之，从舆论的分化、碎片化这一表象中，我们才可以得出阶层利益的多元化和‘碎片化这一理论判断”[12]。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发布者，在传播过程中既是受众也是授众。因此，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的多元化、碎片化，正反映着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利益多元化对阶级结构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社会阶层多元化与不同阶层利益的多元化，使人们思想大一统的同质化状态不可能再继续”[13]。既定的利益模式和惯常思维被打破。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使社会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和利益团体，这些阶层和利益团体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14]。另一方面，个人的个性需求得到张扬，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个人概念得到发育。李强认为，这是社会分层变迁中的积极因素，“个人努力的因素在地位上升中的作用逐步增加、出现了相当部分的人整体社会地位上升的现象、利益的多元化缓解了社会矛盾、社会团结指数上升、中间阶层比例扩大”[15]。再一方面，尽管利益多元化反映了阶层结构的巨大变化，为底层民众提供了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但是也从侧面说明经济社会发展的极不平衡。利益多元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社会阶层矛盾的复杂性。最后，新媒体时代的阶层“利益”除了经济利益之外，更有民众对政治权利、价值观念、自我认同、精神需求等的全面诉求。

二、新媒体时代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原因

阶层结构在新媒体时代的变化有着信息权力地位攀升的深层原因，也有技术发展对社会体系的干预作用。而人的碎片化生存境遇，无论是基于社会交往关系的变化还是人们信息接收心理机制的改造，无疑是这种阶层结构变迁的内在根据。

（一）信息权力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加深

刘少杰认为，“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具有权力作用的信息，主要是由各种政治、军事、工业企业和意识形态机构发出的信息，这些信息所具有的权力的基础不在信息本身，而在于这些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实体。……这种权力的社会运行机制，在今天发生了深刻变化，……信息权力不再仅仅掌握在政治领袖、思想家或神职人员手中，百姓也有了信息权力，并且，由于百姓人数众多，他们通过快捷的网络形式发出的信息权力，常常显得阵容庞大甚至气吞山河。”[16]信息权力在新媒体时代对传统政治权力提出了挑战，现在的信息权力与传统的信息权力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传统信息权力的根源在于信息发布的组织所具有的权威，而新媒体时代的信息权力根源于信息本身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影响。徐翔认为，这是传统权威方式的转变，是直接的政治权力逻辑向信息权力逻辑的转变[17]。托夫勒在《力量的转移》一书中，对现代权力体系进行了说明。他说：“由于创造财富的新体系的出现，旧的力量（权力）体系的每一支柱都遭到破坏，从而到头来改变了家庭生活、企业、政治、单一民族国家以及全球力量结构本身。争取控制未来的人利用暴力、财富和知识。”[18]（P12）托夫勒认为：“掌握知识是明天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争夺每一机构中的权力的斗争的关键。”“除非我们懂得知识如何流动以及知识流到谁那里，否则我们既无法保护自己免遭权力之害，也无法建立明天的技术有可能带来的更好、更民主的社会。”[18]（P22）托夫勒这里所说的“知识的流动”，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信息传播，就是知识作为信息内容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传。从而有人认为，“信息能力是一种不亚于政治权力的，能够通过吸引力和传播力而不是控制力达到国家、集团或个人目标的能力”[19]。信息权力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加深，从而使得通过政治权力的垄断而获得世袭权力的可能性降低，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和变迁的速度加快成为新媒体时代的必然结果。

（二）新媒体的赋能与赋权功能

关于新媒体的赋能与赋权的理论，尼葛洛·庞蒂和莱文森已经分别做出了详细的阐述。尼葛洛·庞蒂把信息社会“准入门槛”的降低作为平权的重要契机，而莱文森则认为新媒体延伸了人的体力和智力（麦克卢汉也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这种能力和权利的延伸，使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旧的社会阶层结构面临着技术变革带来的各种挑战。新的社会阶层成分和新的社会发展因素，使一切陈旧的东西都在暂时性中获得了腐旧的恶名。传统的“必然性”延诞的命定论，是传统社会阶层固化的惯用伎俩;而以瞬间性和偶然性为特征的新媒体社会，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崛起，一个较低层次的社会阶层能够在较少的时间里突破原有阶层的局限而成为更高级的社会阶层中的主要力量。“网络公共空间使社会公众获得更为开放、透明和紧密的生活视野，过去由政治权力和上层精英所垄断的信息权力开始回归到社会公众的手中，公民对公共事务和官员行为的知晓程度与监督意识大为提高。”[20]“网络社会的信息权力成为一种不亚于传统社会政治权力的力量而存在，并形成某种全新的公共理性。”[19]甚至有人认为：“在人对国家的意义上，信息科技成了社会的统治因素，而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国家政治权力统治社会，原本的政治权力失去了话语权，国家信息政治覆盖和统治着传统的权力政治，使传统政治权力不能释放出权力本身的力量和服务功能，权力本身的生活因信息的介入而变成信息主导下的权力生存。”[21]这种信息的“绝对力量”似乎令人难以接受，但是，在信息技术的全面赋能与赋权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接近成熟阶段的时候，信息本身所具有的权力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整个信息链所形成的利益链条，它完整地再现着媒介的意识形态性。肖峰教授认为，“在政治生态上，信息在政治中权重的加大，决定了会产生一批‘信息精英，使得拥有信息资源和不能理解与使用信息的人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宽，形成基于信息差别的新的‘阶级分化和权力结构：信息优势者占有权力，并利用权力以及技术信息链谋取利益”[22]。新媒体时代，特别是智能手机客户端的广泛应用，肖峰教授所言的那种信息鸿沟并不完整地存在了，事实上，新媒体技术把权力和能力“赋予”了每一个（实际的和潜在的）用户——他就是我们每个人。

（三）新媒体时代的碎片化生存

新媒体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越来越趋向于碎片化。在形式上，这是由于个人对新媒体的掌握和使用具有个人的品味和习惯，个人随心所欲地在媒体上开展自己的活动。网络虚拟世界的互动性让每一个网民都能在全网范围上窜下跳、无所顾忌，他的本真行为不受外在力量的强行干涉。在理想的状态下，这种行为使人感到个人自由度的不断提高;而在非理性被个人欲望激发的状态下，个人的网络行为往往让公共管理倍感困难。网络虚拟空间的活动，以及在“线下”的延伸活动，或多或少都必须受到某种原则的约束，即便如此，个人在新媒体时代所获得的自我展示的机会也大大增多。黄升民等认为，“人们生活方式、态度意识的多样化趋向是社会阶层‘碎片化的直接原因”[23]。新媒体给碎片化的个人生存带来了便利，在技术上提供了个人单独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参与某些陌生环境（和团体）的条件。由于这种碎片化的个人存在，以至于过去一直作为个人的归属感的集体和社团在某种程度上被解构了。正如尼葛洛庞蒂所言的：“个人抬头”了。不同个人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观念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尊重，不同个人的智慧和技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不同个人的自由和意志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伸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阶层的多样化、阶层利益的多元化、阶层之间边界的模糊化、阶层关系的复杂化，便成为必然的趋势。

三、新媒体时代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政治意义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既是人的生存现状的写真，也是人的生存发展的背景。新媒体的发展与广泛应用催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使人们看到了话语权力（信息权力）的壮大和重心下移，它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一）促进社会和谐

首先，新媒体时代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有利于人自身的和谐。新媒体在赋权与赋能于民的时候，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个人在社会各阶层中流动的可能性增大，社会流动性增强，情绪和情感发泄的通道增多，这些都有利于个人的内心和谐，有利于人们在物质与精神需求的满足之间找到平衡点。同时，新媒体社会对知识和信息处理能力的倚重，让更多的人可以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获得更多的社会利益和认可。

其次，新媒体社会是一个开放型社会，网络的开放性是社会阶层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的重要机缘，任何阶层都难以在虚拟社区设置障碍，阻止和排斥其他阶层的社会成员进入（当然，纯粹从技术上讲是非常容易的）。网络世界中的受众互动性和网民参与的深度卷入，以至于微小的信息在整个信息链的活动中能够形成一种意义互构的局面，在看似平淡无奇和渺小的个体参与中，全网形成的信息舆论场的力量迅速膨胀，并在相互沟通与交流中最终达成某种相对稳定的舆论态势。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在新媒体时代社会阶层自由流动与结构重构的过程中获得它的内在可能性。而这种“自由流动”和“结构重构”是新媒体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只要现实政治权力不施加强力干涉，社会阶层的流动就会趋向于更加和谐的局面。当然，它的风险是伴随着整个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而有被某些利益集团操控的危险。合理的正面引导，对于新媒体所营造的虚拟社区来说，是构建理性秩序所必需的。

最后，新媒体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也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创造了条件，更多的人从事知识生产，并通过知识和技术获取物质财富，广义虚拟经济的空前繁荣使纯粹依靠自然力获得社会财富的途径变得越来越窄，而信息资源所创造的财富对自然的破坏已经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网络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压缩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分依赖。这些依靠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诞生和壮大起来的社会阶层，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新媒体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才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肩负持续维护生态环境的使命。

（二）推进民主建设

新媒体时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也推进了民主制度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路径更多，方式更为直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71.9%的公众认为，网络表达将成为中国式民主建设的新通道[24]。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人们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候参与到社会民主建设的过程中，把意见表达出来。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民主运行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作为新兴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交载体和社会关系平台，借助新媒体手段来参政议政越来越为广大民众所接受[25]。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开设微博，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有增强的美好前景。“微博问政”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词语。

网络互动被人们认为是协商民主的巨大成就，是草根民主建设春天来临的消息。“网络由于其独有的海量浏览和海量存储等特点，网络议政的话题范围包罗万象，网民范围包括各行各业，有人称这一现象为‘鼠标议政，网络发展不仅仅是技术进步革新，而且搭建了一个公民议政的平台，这会使得更多的草根民众参与到现实社会民主建设中来。”[26]新媒体不仅带来了民主技术的重大变革，而且也使自上而下的民主进程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进程相互作用，在信息交换和不断博弈中获得更为理想的发展成果。新媒体催生的新的社会阶层在民主建设的进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三）强化政治治理

米歇尔·福柯在《治理术》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蜂王统治蜂巢并不需要刺;上帝通过这个例子试图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向我们表明，好的统治并不需要一根刺——也就是一个杀人的武器，一柄剑——以实施权力;他必须有耐心，而不是怒气;构成统治者形象的本质的，并不是杀人的权力和使用暴力的权力。那么否定了这根刺，肯定的内容又是什么呢？睿智和勤奋。”[27]（P391）新媒体时代政治治理的“睿智”就表现在政府和公职人员的媒介素养。一些人把媒介受众当作一种营销对象，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传播受众依然是（在完整的意义上是）一种公民的身份。道格·昂德伍德还在为受众是消费者抑或是公民的问题纠结的时候，这个问题在现实的层面上已经得到了解决。他看到：一方面，“在新的市场营销专家的范式当中，受众研究和营销方案占据了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市长和政府官员抱怨媒体不再报道他们的活动，即使报道，也是一贯地突出冲突，或者塞给读者一堆有关公共生活的混乱观点，以试图使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像是丑闻”[28]（P79）。新媒体时代，受众参与各种信息互动而具有授众的特征，他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宣传和鼓动。但不能否定的是，在媒体喧嚣的环境下，个体保持其理智状态的困难比传统传播时代更大。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介经营者却不得不在抓住眼球这一点上大肆进行新闻改造，通过制造对立和戏剧化场景来赢得受众关注，从而出现了道格·昂德伍德所看到的，“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像是丑闻”。基于这样的状况，政府如果使用暴力，只能使矛盾潜伏在更深处。在既不能用“刺”，又要体现“睿智”的时候，唯有提高媒介素养和政治治理水平，才能在政治文明与长治久安上获得保证。新媒体时代所产生和兴盛起来的草根阶层和新的利益集团，通过微博、论坛等表达各自的诉求，参与政务，并在对“事件”的制造和围观中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用“刺”来进行政治治理，是新媒体时代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注释：

①所谓信源革命就是新媒体技术导致的信息传播路径的变革，信息由单行度的传播变为交互式传播，并且受众同时创造着信息。

参考文献：

[1]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J].社会，2005，（1）.

[2]董运生，王岩.网络阶层：一个社会分层新视野的实证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2）.

[3]苏映红.博客所推动的草根文化及其社会影响[J].中国传媒科技，2010，（2）.

[4]刘朋.网络政治舆论主体的特征：乌合之众的反叛[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11）.

[5]周葆华.新媒体使用与主观阶层认同：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J].新闻大学，2010，（2）.

[6]张孝德.知识经济社会与中产阶层[J].甘肃理论学刊，1999，（5）.

[7]杨红英.贵州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J].贵州社会科学，2006，（6）.

[8]仲逸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嬗变与和谐社会的建构[J].前沿，2006，（11）.

[9]赵慧珠.协调阶层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访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研究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10）.

[10]张晓妍.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与政治认同[J].甘肃理论学刊，2011，（4）.

[11]晓元.传媒的霸权与社会责任——兼评《传媒与犯罪》一书[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12]纪忠慧.构建和谐社会的舆论观[J].现代传播，2005，（4）.

[13]萧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J].社会科学论坛，2010，（5）.

[14]徐湘林.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J].战略与管理，2000，（5）.

[15]李强.社会分层与小康社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16]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J].江淮论坛，2011，（5）.

[17]徐翔.异化的“去中心”：审视电子乌托邦[J].南京社会科学，2010，（10）.

[18]阿尔文·托夫勒.力量的转移[M].刘炳章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19]唐魁玉.“信息共享”与网络社会公正[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20]陈兆仓.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廉政建设：经验、挑战与创新[J].河南社会科学，2011，（4）.

[21]杨英.信息政治中的权力现象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8，（7）.

[22]肖峰.信息政治与政治信息主义[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1）.

[23]黄升民，杨雪睿.碎片化：品牌传播与大众传媒新趋势[J].现代传播，2005，（6）.

[24]郑萍，薛冰.网络公共舆论的形成机理及其影响政策制定的途径[J].中国行政管理，2009，（1）.

[25]麦佶妍.网络民主的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基于技术政治学的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1，（1）.

[26]李敏.网络拟态群体性事件探析[J].当代传播，2009，（6）.

[27]米歇尔·福柯.治理术[C]//.赵晓力，译.汪民安等.现代性基本读本.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28]W.兰斯·本奈特，罗伯特·M.恩特曼.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M].董关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刘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