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摘 要]方法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理论创新的主要标尺。马克思哲学跨学科研究具有重要方法论启示，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跨学科的理论建构上，而且也体现在跨学科的研究视阈上，还体现在马克思晚年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新探索上。深入挖掘马克思哲学跨学科研究思想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自觉加强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应努力克服“路径依赖”和“拿来主义”，并以方法论自觉和方法创新带动哲学创新，走跨学科研究和协调创新之路。

[关键词]马克思;跨学科;方法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7-0039-05

[收稿日期]2015-03-04

[基金项目]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3-2017）;2014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育科研社科重点项目“中国梦与大学生励志教育研究”（JAS14003）。

[作者简介]张艳涛（1977-），男，黑龙江庆安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和能力理论研究。

当前，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学术创新的重要形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跨学科研究既是学科综合化发展的体现，也是学术研究深化的必然趋向，更是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切入点。现代学术发展史表明，哲学社会科学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常常出现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协调创新过程之中。在西方学术史上，马克思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在其撰写的一系列著述中，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新哲学之路开辟、理论思考与现实观照的紧密结合，完成了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范式变革。

一、跨学科的理论建构：马克思哲学的本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创新必须基于马克思哲学的本性。那么，究竟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呢？笔者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本性之一就是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具体而言，马克思哲学是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紧密缠绕在一起，三者存在“互镜”的关系，其中马克思哲学主要是思想方法，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分析架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现实结论。因此，离开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真实意蕴。同样，离开马克思哲学，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一种囿于学者个人小小书斋中的“私人学问”，也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学院学派”，而是一种立足“在批判旧世界之中建设新世界”的一套科学的思想体系。因此，在世俗化、大众化和信息化的当代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赢得自己的地位，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能否有所作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重大调整时期，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可以说哲学的批判和反思正当其时。

马克思是以哲学家的形象登上19世纪40年代德国思想舞台的，就整体而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内在地融为一体的。早在唯物史观的初创时期，这一点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在确定“以哲学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之初，“马克思并不是为了建构一种历史哲学而创立唯物史观，他是在为无产阶级寻求彻底解放的道路，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历史使命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历史理论的;同样，如果马克思不突破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始终停留在纯哲学的范围内，不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的研究，那马克思最多无非是富于思辨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而不能成为新的科学体系的创始人。反过来说，唯物史观为创立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他们之间不是单线的链式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复杂过程”[1]（P27）。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部分只有在与整体相对分离且又在与整体紧密联系中才能获得其全部意义。进言之，“只有透过经济学的语句读出他内在的哲学思想，并透过哲学语句读出他内在的经济学基础，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2]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者们确实对内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各有侧重。实际上，三部分之间并不存在“楚河汉界”和“泾渭分明”的界限。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恩格斯和列宁的相关论述的影响，在前苏联教科书和中国教科书中进一步强化和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种“三分法”的理解与认识，后来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 [3]。实事求是地说，这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学科分类密切相关，“在19世纪中叶逐渐在大学中实现的这种学科结构，不仅人为地分割了有关社会现实的知识，而且也经由这些学科知识的人为视界而从根本上切割了社会现实——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领域：经济学家坚持研究市场的运行机制，政治学家只关注政府的正当性，而社会学家则着重研究那个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忽略了的新兴社会-文化领域”[4]。令人忧虑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因“分工”而“分家”，其结果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者们虽“鸡犬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5]。

实际上，在马克思哲学中蕴涵着深邃的经济眼光和恢宏的政治意蕴。马克思“一刻也没有把自己的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分开，也没有把它们与他的哲学分开”[6]（P41）。马克思哲学的特质就在于与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注重彼此的相互理解。这就决定了仅仅从哲学出发来理解马克思哲学，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真实意蕴。实际上，正是对利益问题和异化问题的分析，使马克思认识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从而推动马克思的研究由哲学反思和政治批判转向经济关系。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其必然性。因为如果斗争所反对的是经济异化，以及如果主要批判的是财产关系，那么就应当精确地研究这种财产关系的来龙去脉。这“意味着经济学研究不是目的本身，而仅是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且解决经济问题和解决政治问题如此紧密联系，只是因为一个主要目的：人的解放”[7]（P94）。在马克思看来，经济斗争只是手段，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才是目的本身。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主要是“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马克思正是在其开辟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道路的基础之上对国民经济学展开哲学批判，对西方的“经济型政治”进行哲学批判，才开辟出人本经济学和人本政治学的发展道路，从而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创设条件。

综上所述，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哲学，但又不限于哲学。马克思充分汲取各种有益的哲学成就并形成一种综合性的思想力量，一种“理论的合力”，通过这种“理论的合力”把哲学思想提升到新的时代高度。在此意义上，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些思想家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而非结论，重视其思路而非体系，赞赏其某些片段而非整体，这些思想虽不免失之片面，但同样具有一种“片面的深刻性”，这对于中国以往过于注重马克思的结论和体系的研究路向不无启发意义。

二、跨学科的研究视阈：马克思晚年的新探索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研究能否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就此而论，研究方法的创新对哲学创新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意义。马克思正是通过自己所开辟的哲学道路，终结了传统思辨哲学，开辟的现代实践哲学新路向彻底改变了哲学的走向。因此，就不难理解马克思晚年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的探索活动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马克思晚年的探索主要是沿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的：在时间维度上从资本主义社会回溯到古代社会（原始社会），在空间维度上突破“西欧”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社会”，考察俄国、印度以及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与西方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更是如此。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价值，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总的方向基本是正确的，世界革命的重心确实在向东方转移（西欧——俄国——中国）。应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主要是基于西欧的历史和现状对人类未来进行理论把握。因此他在1877年所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地谈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反对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8]（P342）。

哲学的奥秘在人，然而“人的问题不是任何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而哲学的跨学科本性注定了它首先是一门人学”[9]。实际上，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既是经济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它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蕴。因此离开哲学、离开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资本论》的。时至今日，当代西方学界包括中国学界的一些人仍然从狭隘视野出发，单纯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革命家”等等，来片面指认马克思，这是值得商榷的。“在哲学、 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壁垒分明、互不关联的研究平台上，以某种十分局限的专业眼光来孤立地面对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经济学家的马克思 和‘革命家的马克思，……众人都自以为把捉到了马克思，然而却没有一个人真实和有机地把握了一个完整的马克思。”[10]（P2）因此，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打破学科壁垒，从整体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为此，应跳出就哲学论哲学的苑囿，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联盟的视阈，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经济学和政治学语境解读，透视出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相互“勾连”、彼此“映照”的思想关联，从而勾勒出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图景和马克思的复合式理论形象。

总之，“马克思的著作是很难简单归类的，它涉及的范围从哲学到历史，从政治经济学到社会学、文学以及其他领域”[11]（P4）。正是由于成功地整合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成果，马克思的理论才成为19世纪最重大的思想成就之一。“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能够发现黑格尔、发现费尔巴哈、发现法国唯物主义，发现法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的某些思想积累。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解出各种各样的前人已经取得的哲学成就，可这丝毫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不贬低它在哲学变革中的意义。因为所有前人的成就和积累，都是经过重新研究和改造过的，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而不是前人思想的仿造和重复。”[12]马克思跨学科的研究视阈在马克思之后从未消逝。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可以用来指称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路向，这一研究路向如今已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三、马克思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反思当下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往往缺乏深厚的哲学素养和深邃的分析能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往往囿于蹈空思辨，欠缺必要的政治立场与经济眼光，这也是我们创新不足的重要症结所在。如今，学术创新已成为当代学者的共识，也成为当代学者共同的焦虑，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这首先需要方法论的自觉。马克思跨学科研究的范例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至少具有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对象决定方法，方法影响结论。比较而言，方法比结论更重要。研究方法的落后已经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瓶颈”，因此探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及其基本精神作为研究问题的工具，具体而微地研究社会生活各领域和学术研究各领域的问题。在方法论的自觉方面，中国学者应认识到，简单套用西方的方法也可能导致水土不服，研究“中国问题”主要靠中国人的努力。基于这一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必须克服“路径依赖”和“拿来主义”，走跨学科研究和综合创新之路。就“跨学科”研究取向而言，最著名的是法国年鉴学派。年鉴学派运动是在亨里·贝厄、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克和布罗代尔等学者的领导下，为回应那些构成19世纪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基础的支配性前提（尤其是学科划分）而创立的，年鉴学派在主张“多元学科”或“跨学科”时提出著名口号：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开放”！当然，对跨学科研究也应保持方法论自觉。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无论是“跨学科”还是“多学科”，表面上似乎都是要努力跨越各学科的划分标准，但这样的努力并没有真正达到它所设定的目的，反而强化了这些学科，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所谓“新学科”。原因在于“‘跨学科这一观念本身就是以分门别类的学科的存在为前提的，它实际上是对学科分立的意义和合法性的确认”[13]。

值得忧虑的是：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上努力钻研，而是自觉转向“西马”，只能在“西马”那里才能寻求学术灵感、理论援助和思想资源，其结果是“言必称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忽视和轻视对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而是跟着西方学术热点跑，结果形成“种别人的地，荒了自己家的田”的怪现象。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懂一点中外哲学史包括“当代西方哲学，不懂一点伦理学、科技哲学，眼界狭隘，信息闭塞，思路枯竭，就会由边缘化而进一步淡化，最后丧失自己理论上的生存权”[1]。这不是“被边缘化”而是“自我放逐”。

第二，“研究什么”与“怎样研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研究能否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就此而论，研究方法的创新对哲学创新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意义。跨学科研究本身体现了当代科学探索的新范式，但同时也对研究者的方法论自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马克思的方法及方法论的理解和对马克思学说的掌握密切相关。应该看到，马克思的研究结论是他的研究方法运用的一个结果，因此，了解他的方法自然有助于对他的结论的掌握。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论述，认为其缺少微观分析，借此来贬低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这些人没有看到马克思学说具有宏观（望远镜）与微观（显微镜）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之特征。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与核心，关键之处在于开辟了“用哲学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用思想传递时代新的声音”为主旨的新哲学道路，而不是把哲学理论视为简单套用的公式。“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3]（P688、P692）可见，马克思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的自由精神之探索。

马克思毕生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自觉奋斗目标。基于此，“马克思哲学分析和解决的‘总问题，就是资本占有劳动与无产阶级解放。马克思哲学围绕这一时代性问题进行探索，形成了大众形态、学术形态和政治形态三种有机统一的基本形态。”[14]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实践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实现了哲学范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马克思坚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探索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的客观需要，更是新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它向我们昭示了马克思开辟的哲学发展之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15]这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启示。中国学者如果放弃中国理论的建构，一味盲从和迷信西方理论，“唯西方学术马首是瞻”，决不是学术的进步，而是研究能力低下的表现。因此，要切实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准，必须凸显问题意识，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推动理论创新。毕竟，“问题是贯穿科学研究的主线，是真正的核心和灵魂”。[16]

第三，应加强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并以方法创新推动哲学创新。学术创新是学者的天职，也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但学术创新并非易事，它既取决于学者本人的天资与勤奋，又关涉到社会的氛围、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如今，探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及其条件，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当前的跨学科研究中，有意识地促进文理交融，将大大提高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求解能力”。[17]随着学科的融合，“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流行话语，这内在要求超越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学术与非学术的狭隘视角，在更广阔的视阈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如果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思想整体，那么就不能拘泥于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要研究“经济学语境”中的和“政治学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经济学和政治学语境解读方面有两部著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8]这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三大组成部分被划归为三个不同的学科，这种学科壁垒使我们无法达及马克思的思想深处。“当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系为主线进行研究时，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思想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理解他对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从而从根本上揭示马克思思想中这三大组成部分的内在关联。”[19]

马克思毕生所关注的主要是物与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因为不但“现实的人”必然处于物与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之中，而且“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及其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而要澄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就必须钻研经济学。马克思的理论突出表现为“经济学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经济学”。因此，如果不懂得马克思的经济学，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马克思自己哲学思想发展的真正支援性背景是他的经济学和历史研究，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哲学上取得的每次重大进步都与他对经济现实的研究有关。”[18]（P20）在马克思那里，“唯物辩证法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脱离经济学的内容”。[20]（P46）由此，当前必须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写出21世纪的资本论。“为了推动跨学科的沟通与合作，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桥梁，中国学界应该加强交流，促进融通。”[21]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打破传统研究中的学科壁垒，在学科整合的理论平台上，进入马克思的思想，以获得我们透视当下社会的理论方法”。[22]近年来，我国学界逐渐意识到简单模仿和学习西方已远远不够，我们必须自觉进行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这种话语建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迫切。“作为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经过社会科学的中介，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到时代精神。反之，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与社会科学建立‘联盟，就不能找到走向现实、走向实践的现实道路，从而提出并解答真正的中国问题。”[23]可见，有必要站在马克思思想的制高点来反思“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及其内在关系，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中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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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郑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