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我国“看病难”与“看病贵”的解决策略

蒋文峰+王文娟

[摘 要]“看病难”与“看病贵”是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看病难”与“看病贵”主要表现为规模不平衡、结构不协调、价格机制引导作用有限等多層次的供需矛盾。其同时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不足，即数量管制、价格管制以及管制所造成的竞争机制和创新机制不足。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破解“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的政策建议：一是创新市场准入机制，推动医疗服务供给增加；二是理顺市场价格机制，优化医疗服务供给结构；三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四是发挥创新机制作用，促进医疗技术变革。

[关键词]看病难；看病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医疗卫生服务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7）08-0055-12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口快速老龄化，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压力快速增大，导致医患矛盾非常突出，“医闹”事件频频发生。“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也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回顾改革历程，从1979年以“放权让利”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到2009年以“医药分开”为核心的政府主导性改革，“看病难”与“看病贵”依然存在。对此，张录法等（2010）认为“看病难”具有绝对和相对两个层次的内涵：前者是指在就医半径内医疗需求相对正常，医疗供给完全或者部分缺乏；后者是指在就医半径内总体医疗服务的供求基本平衡，但是出现结构性供需失衡。而“看病贵”问题客观上是指个人卫生支出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过高，甚至超出了正常的经济能力承受范围；主观上是指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定位和制度的沿袭性惯例，使得患者对医疗服务价格的预期较低，从而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1]。

关于我国“看病难”与“看病贵”的表现，程福珍（2006）和王保真（2007）主要是基于城乡差别的角度，认为“看病难”体现为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匮乏，难以满足城乡患者的需求水平；“看病贵”体现为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价格偏高，与城乡患者的支付能力之间存在矛盾，尤其是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患者，小病硬扛、大病小养、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仍然普遍存在[2-3]。姚中杰等（2011）从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参与主体出发，强调“看病难”与“看病贵”的不倒翁效应表现为政府、患者、医院和医生等之间的多方博弈[4]。张蕴萍（2011）还提出“看病难”与“看病贵”是我国二元医疗保障制度的外在表现，公费医疗制度带来过度医疗，导致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占用，而不享受公费医疗制度的患者则面临看病又难又贵的问题[5]。

关于我国“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存在的原因及其优化路径，国内学者持有不同看法，主要可以分为市场化过度观点和市场化不足观点。有的学者将原因归结为政府失职和市场化过度，代表人物有李玲、王绍光、葛延风等[6-8]。一方面，结合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的成功经验，强调发挥政府在医疗服务供给方面的主导作用，能够保证全国大多数居民获得最低限度的基本医疗服务。而现阶段政府未能切实履行该职能，导致“看病难”问题突出。另一方面，商业化、市场化走向的医疗卫生体制使医疗费用快速上涨，降低了基本医疗服务的经济可及性，即出现“看病贵”现象。因此，他们主张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医疗服务体系。有的学者将“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归因于市场化不足，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尽可能减少社会约束和政府干预。周其仁（2008）主要从准入机制出发，分析“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的存在条件。他认为，我国医疗服务需求旺盛带来了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的变化，却未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医疗服务供给。其原因不是在于资源障碍或技术障碍，而是在于社会约束过多，市场准入门槛过高，导致供给潜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9]。陈钊（2008）和寇宗来（2010）则主要从价格机制出发，分别建立职位分析模型和阶段博弈模型，并得出相同结论：医疗服务价格市场化滞后是导致“看病难”与“看病贵”两大矛盾同时凸显的关键条件[10-11] 。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的表现、存在原因及其优化路径进行了重点探讨。但是，现有研究多是分别讨论“看病难”“看病贵”的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片面地分析问题根源、寻找解决对策。而没有从“看病难”与“看病贵”的内在关系出发，从表象透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内在矛盾，以及探讨二者同时存在的特殊条件和根本原因。因此，本文将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重新审视“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的现状，强调医疗卫生服务供需存在的多层次矛盾，重点探究“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的根本原因，突出二者同时存在的特殊条件，并结合我国医疗服务市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一步探讨缓解“看病难”与“看病贵”的政策路径。

二、从供给侧角度看我国“看病难”与“看病贵”的现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5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它强调减少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张占斌，2016）。[12]所以，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改革经济体的供给面，强化以企业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机制，通过供给侧改革形成有效供给（付敏杰和张平，2016）。[13]上述思路为分析我国“看病难”与“看病贵”的现状提供了新方向：第一，“看病难”与“看病贵”是医疗服务供给侧与需求侧不适应的表现，应从供需规模和供需结构的矛盾出发。第二，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侧对需求侧发挥决定性作用，应抓住供给方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矛盾。

（一）供需规模不平衡

供需规模不平衡主要体现为：随着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医疗需求不断膨胀，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总量仍然处于相对稀缺的水平。根据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在1978-2015年期间，我国卫生总费用增长超过59倍，个人现金卫生支出超过86倍；而同期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增长仅为4.79倍，医院数量增长不到2倍，卫生人员数量更是仅增长了0.36倍。另外，通过医疗卫生机构总数同比增长率、医院总数同比增长率表示医疗卫生资源供给，通过医院诊疗人次同比增长率、医院入院人数同比增长率表示医疗卫生资源需求。供需比较情况如图1所示：在1995-2003年期间，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与需求均呈现震荡上升的趋势，但是需求侧尚未出现加速膨胀的迹象；在2004-2014年期间，医院诊疗人次和医院入住人数的同比增长率波动上升，明显超过医院总数和医疗机构总数的增长率；虽然在2015年两组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有所减少，但是考虑到该折线图的统计对象是增长率指标，当还原供给和需求实际总量时差异仍然比较明显。由此可见，与我国日益增加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相比，医疗卫生资源供给规模远远不足，即供需规模具有不平衡性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看病难”与“看病贵”同时存在的严峻现状。

（二）供需结构不协调

所谓供需结构不协调，是指现有的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结构，难以满足社会公众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尤其是针对高收入者的高端服务、针对贫困人群的底线服务以及针对特定对象的特殊服务。例如，从我国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数量来看：1978年分别为7539个和643个，2015年分别为17430个和6023个；其中综合医院个数增长了1.3倍左右，而专科医院则增长了8.4倍左右。这说明我国较为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远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旺盛需求，原因在于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准入门槛过高，对国外资本和民营资本开放不足，导致供给潜力无法得到充分释放。如图2和图3所示，将我国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近年来民营医院数量激增，甚至在2015年超过公立医院的数量。然而，从诊疗人次来看，民营医院业务量仅占全部市场份额的10%左右；从卫生技术人员数量来看，民营医院医护人员规模也只占总体规模的15%左右。因此，盡管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办医、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但是医疗卫生领域的非公有资本参与程度仍然有待提高。通过引入多元化的医疗服务供给主体，不仅能够提高现有供给效率和质量，还能够有效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结构，从而更好地满足患者的超额需求和特殊需求。

（三）市场价格机制引导作用有限

市场价格机制引导作用有限，意味着价格无法准确反映资源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进一步影响供需均衡水平和资源有效配置的实现。在我国医疗卫生领域，无论是对于居民而言过高的医疗费用负担，还是对于医生而言过低的收入水平，都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价格机制发生扭曲的具体表现。如图4所示，从我国综合医院门诊人次均医药费来看，在2003-2015年期间该指标从108.2元增加到237.5元，整体上涨1倍左右。按照医药费项目来源不同，可以将其分为药费、检查费和服务费三类，其中服务费是指患者所承担的正常医疗服务支出。就我国综合医院门诊人次均医药费结构而言，药费和检查费所占比例在70%到80%之间波动；而服务费的比重相对较低，长期保持在20%到30%之间。由此可见，我国居民卫生支出负担明显增大，并且主要来源于药品和检查项目的高昂费用，而主要体现医生人力资本的服务费水平偏低。如图5所示，从我国医生收入水平来看：消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无论是与城镇单位和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相比，还是与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相比，医生的实际推算收入均不及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两倍。这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医务人员工资水平形成明显差距，例如英国医生收入是当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3-5倍，而香港地区医护人员收入是5-8倍，医生收入甚至超过9倍。

综上所述，我国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医疗需求不断增长，但是医生收入水平同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偏低。即医疗服务需求方虽然承担高价格，而医生作为重要供给方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收入水平，这说明我国医疗市场的价格机制受到限制，难以充分发挥其生产激励效应和资源配置作用。

三、从供给侧角度看我国“看病难”与“看病贵”同时存在的根本原因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仅是外在表象，其内部症结在于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多层次矛盾，即供需规模不平衡、供需结构不协调以及市场价格机制引导作用有限。因此，分析“看病难”与“看病贵”同时存在的根本原因，既要发现问题本质、抓住问题关键，从医疗服务领域的内在供需矛盾出发，强调供给侧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把握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突出二者同时存在的特殊条件。

结合国内学者关于“看病难”与“看病贵”的讨论，以及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现实存在的多层次供需矛盾，笔者认为二者同时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不足，而市场化不足主要表现为社会约束过多所导致的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其中，社会约束过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市场准入机制，即数量控制；二是针对医疗服务价格机制，即价格管制。另外，在医疗服务需求迅速膨胀的同时，医疗服务供给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意味着竞争机制和创新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前所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医疗卫生费用大幅上涨、医院诊疗人次迅速增长，这说明患者需求明显增加，随之应进一步反映为相对价格的变动，即看病可能会变贵；而当医疗行业大发利市时，必然会动员更多资源进入，直至平衡这部分“超额利润”，看病则不会又难又贵。但是，从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技术人员数量的同期增长情况来看，医疗卫生资源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这说明我国医疗卫生体制远远没有完成市场化。下面将分别从准入限制、价格管制、竞争机制和创新机制缺失等角度出发，在市场化不足作为根本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看病难”与“看病贵”同时存在的特殊条件。

（一）准入限制直接导致医疗服务供需矛盾

医疗服务市场准入门槛过高，将对供给侧产生直接影响：一是导致医疗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从而加剧供需规模矛盾，甚至可能对患者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需求也难以满足；二是导致医疗服务供给层次缺乏，尤其在医疗服务产品愈加丰富化、患者服务需求愈加多元化的背景下，将会使得供需结构矛盾更加突出。即准入限制所带来的医疗服务有效供给不足，是医疗服务市场供给侧和需求侧不适应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国“看病难”问题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看病难”还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看病贵”。即使医疗服务的成本为零，随着拥挤程度不断提高、等待成本不断上升，“看病难”也会在某一临界点转化为“看病贵”。更何况目前医疗服务的成本很高，市场管制所带来的稀缺性，将会加剧“看病贵”的可能。对于患者而言，等待成本越高，说明通过其他途径避免排队的相对支出越大。因此，只要支付价格低于排队等待的时间成本，患者都会选择接受，此时“看病难”问题将会进一步导致“看病贵”问题。另外，由于市场准入限制带来的医疗服务供给层次和结构缺乏，严重制约了需求者的选择空间，导致部分特定需求患者无法获得合适的医疗服务，而部分低收入水平患者也無法获得与其支付水平相对应的医疗服务，即出现“看病难”和“看病贵”同时存在的现象。

（二）市场价格管制加剧医疗服务供需矛盾

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严格管制，将会进一步加剧医疗服务供需矛盾。这是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价格机制能够准确地反映资源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并且自动引导供给和需求实现均衡水平；而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破坏，将会导致医疗服务资源的无效率配置。从表面上来看，严格规定药品价格以及医事服务费价格的上限标准，既可以减少个人卫生支出，减轻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又可以扩大基本医疗服务的覆盖范围，体现公平性和均等化原则。然而，在医疗服务市场的三方关系中，医生作为最重要的供给方始终掌握剩余索取权，将会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自身收入，而患者作为需求者和支付者处于被动地位，很可能接受较高的医疗服务成本，这是在经验医疗阶段无法改变的现状。当政府实施医疗服务价格管制时，医方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分离，从而导致部分租值流入公共领域。在相关参与主体攫取这部分租值的过程中：一方面，患者群体通过排队机制确定公共领域的租值，即出现“看病难”问题；另一方面，医生会通过隐性价格机制分割公共领域的租值，以此来获得应有的收入水平，例如开大处方、收取红包等，即出现“看病贵”问题[14]。但是，只要患者从公共领域取得的租值高于医疗服务的成本总和，他们就愿意接受排队或者其他价格形式。由此可见，价格管制尤其是对医生人力资本的较低定价，并没有提高医疗服务的地理和经济可及性，反而变相地转化为“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

（三）竞争机制和创新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缓解供需矛盾

竞争机制和创新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是上述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所带来的副作用，进一步导致医疗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无法得到有效缓解。竞争机制和创新机制作为市场体制的重要内容，是联系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桥梁和纽带，它能够促使供给方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改进技术、提高效率。一方面，虽然医疗卫生领域的长期管制容易造成制度依赖，放松管制必然在短期内带来医疗服务价格快速上涨的问题。但是，随着我国产权保护制度日益完善、医疗服务供给主体愈加多元，竞争机制将会发挥作用。通过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医疗机构竞争，能够有效推动医疗服务资源供给总量增加、供给结构优化，从而较大程度地缓解我国“看病难”和“看病贵”现状。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是降低医疗服务边际成本的根本途径，也是解决“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的根本途径。而现阶段严格的政府管制将会影响供给主体的创新性和积极性，导致企业无法根据患者需求进行生产研发和市场推广，以提供价格更低、质量更优的医疗产品和服务。因此，从长远的医疗服务市场发展来看，缺乏良好的竞争机制和创新机制将会导致“看病难”和“看病贵”形势更加严峻。

四、从供给侧角度看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现实困境

“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不足，要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坚持市场化的基本导向；并且从供给侧着手，降低医疗服务市场准入门槛，放松医疗服务价格管制，同时营造良好的竞争平台和创新环境。但是，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面临的现实困境同样不容忽视。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医疗费用将会保持持续上涨趋势、完全平等的医疗服务供给难以实现、短期内“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依然同时存在。

（一）医疗费用将长期保持上涨趋势

在技术水平既定的情况下，我国医疗费用将长期呈现上涨趋势。但是，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健康水平来看，其中部分医疗费用的上涨属于正常现象。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总量快速膨胀，导致政府和个人的医疗支出迅猛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疾病模式发生转变，非传染病取代传染病成为致病和致残的主要原因，而且人均寿命也在逐步上升[15]，使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医疗费用还会持续上涨。尤其是人口老龄化浪潮的汹涌袭来，将会导致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和日常护理需求迅猛增长，并转化为沉重的政府财政负担和昂贵的个人卫生支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预计：中国老年人口将会在2050年达到峰值，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3，成为深度老龄化国家。在基因技术、数字技术、移动医疗等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医疗产品及服务供给的边际成本将会下降，甚至达到零边际成本水平[16]。此时，医疗产品及服务的价格将会显著降低，还有可能以免费形式共享提供。

（二）基于人权的平等医疗难以实现

基于人权角度考虑，拥有健康、避免病痛是个人生存的基本权利，保证不同个体、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之间的健康公平更是社会道德的必然要求[17]。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人平等的医疗服务供给符合伦理要求。但是，考虑到成本问题和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现状，基于人权的平等医疗实际上并不合理。首先，实现平等医疗必然耗费巨额成本，而这些成本需要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即使提供医疗服务的边际成本为零，除生产以外的其他成本依然存在，即机会成本不可能为零。另外，从我国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现状出发，现阶段应坚持底线公平的原则，优先增加医疗服务供给。在动员更多社会资源参与的过程中，个体之间的不公平性可能会呈现扩大趋势，但医疗服务供给整体水平的提高和覆盖范围的扩大同样不容忽视。相反，如果过分强调人人平等的公益观念，可能加剧供给不足的医疗困境，而医疗服务的整体水平仍然较低。因此，解决“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的前提条件在于优先增加医疗服务供给，充分发挥“底线公平”的柔性调节作用[18]。

（三）短期内“看病难”与“看病贵”仍将同时存在

如前所述，在一定条件下，“看病难”与“看病贵”将会同时存在，而这些条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政府严格限制市场准入，不仅造成医疗服务供给数量匮乏，还会带来医疗服务供给结构单一，这是导致“看病难”问题的直接原因，也是导致“看病贵”问题的根本原因。其二，政府严格实施价格管制，破坏了價格机制对均衡供需水平的引导作用，使得医疗服务价格维持在较低水平。这对医方的剩余索取权造成损害，导致部分租值流入公共领域。在医生和患者攫取租值的过程中，“看病难”与“看病贵”会同时存在。其三，政府进行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竞争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在短期内放松管制可能会加剧“看病贵”问题，而在长期内则会有效缓解这一趋势；二是，医疗卫生领域科技创新缺乏动力，而技术革新是解决“看病难”与“看病贵”的根本路径。对比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现状，导致“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的上述条件仍然具备。

五、我国“看病难”与“看病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创新市场准入机制，推动医疗服务供给增加

解决“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要求立足于医疗服务供给侧，遵循创新市场准入机制的基本路径，以缓解医疗卫生领域的供需规模矛盾和结构矛盾。推动医疗服务有效供给增加，能够提升医疗服务的经济可及性和地理可及性，满足社会公众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尤其是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医疗需求，体现差异化、保底线的公平原则。具体来看，所谓创新市场准入机制，就是做到“放”和“管”两手抓。一方面要求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动员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供给，充分发挥医疗服务市场的供给潜力。首先是减少对医护人员执业资格的行政管制，同时加大医生和护士等人才队伍的培养力度，推动医务人员规模扩大；其次是降低针对国内外医疗机构的准入门槛，积极引入外国资本和民营资本，尤其鼓励开办高端医疗机构和专科医院。这样才能增加医疗服务市场资本、人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推动医疗服务供给规模不断增加和供给层次持续升级。另一方面要求创新监管体制，实施放管结合，在保证医疗服务供给增加的同时兼顾质量和效益。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时进行有效引导、均衡布局，合理把握准入的数量、层次和规模；并由事前审批为主向事后监管为主转变，建立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和退出机制，将其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息共享平台。

（二）理顺市场价格机制，优化医疗服务供给结构

为了缓解“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政府还应理顺市场价格机制，尽量减少政府对于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尤其是针对医生人力资本价格的直接干预。如前所述，医疗服务价格管制会破坏供给者的剩余索取权，而剩余索取权是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产权制度的不完全将导致租值耗散的现象，最终出现“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因此，政府应从放松价格管制入手，发挥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和激励效应，从而提升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明晰和完善产权制度，维护医生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统一。因此，政府需要同时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逐步取消医疗服务价格管制，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内涵和标准，提高医生和医院收入的市场化水平。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项目价格，例如CT、核磁共振、超声诊断等；同时提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尤其是针对技术难度大、执业风险高的项目，例如中医、护理、手术等。另一方面，逐步取消政府对医疗机构人事编制的微观管理，贯彻落实医生“多点执业”“弹性雇用”的政策，加快实现医生的自由流动；同时改进医院绩效考核和薪酬分配制度，完善医生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合理提高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水平。让医务人员的人力资本成为其收入水平的重要依据，避免出现过度检查、过多开药、发红包等乱象。

（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

“看病难”与“看病贵”主要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数量管制所导致的稀缺问题，二是价格管制所导致的拥挤问题。无论从谁来付费的角度主张政府主导，还是从供给不足的角度主张市场主导，都侧重解决“看病难”或“看病贵”问题之一。而推动医疗服务多元供给，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既能够扩大医疗服务供给，又能够提升医疗服务供给效率，有利于缓解医疗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重矛盾。因此，政府应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作为关键措施，培育医疗服务多元主体供给的市场环境，发挥社会资本的“鲶鱼效应”和“倒逼效应”。首先，政府应摒弃传统的职能观念，推动政府角色由直接供给者向服务购买者转变；同时应树立科学的公益观念，将有利于增强医疗服务供给的可及性作为底线标准，将创新医疗服务供给方式、推动医疗服务供给增加作为基本路径。其次，要求政府加强与企业部门和志愿组织的合作，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并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在满足特殊需求和超额需求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是综合运用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形式，例如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贴、凭单、出售等，并建立起风险共担的长期合作机制。二是通过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进行调节，为企业和社会组织营造良好环境，例如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完善法律法规和评价体系，推动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规范发展等。

（四）发挥创新机制作用，促进医疗技术变革

医疗技术创新是降低医疗服务供给边际成本的根本途径，也是解决我国“看病难”与“看病贵”的根本途径。这要求政府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大力推动医疗技术创新，提高医疗服务供给整体层次和水平。一方面，政府应从国民健康环境出发，将社会公众的医疗服务需求作为基本导向，推动针对特定疾病的生物医药和医疗技术变革，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另一方面，政府应鼓励企业开展前沿性研究，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通过集成创新或者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加强远程医疗、基因技术、生物技术、便携式医疗等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动医疗技术创新过程中政府应作为引导者，而不是主导者；应对具有信息外部性的创新企业进行补贴，但不能干预企业微观经营活动，更不能扭曲市场价格体系。

六、结语

“看病难”与“看病贵”是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从供需角度出发探讨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现状，可以发现“看病难”与“看病贵”源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内在矛盾，即供需规模不平衡、供需结构不协调以及引导供需均衡的价格机制作用有限。而上述矛盾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不足，主要表现为市场准入限制、市场价格管制以及竞争机制和创新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因此，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改革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面临的现实困境同样不容忽视：在现有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医疗费用还会持续上涨；尽管医疗服务完全平等符合社会伦理要求，但是当前情况下“底线公平”更为合理；由于社会约束过多的外部环境仍然存在，短期内“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难以彻底消除。结合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优化策略，坚持发挥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优化医疗服务供给体系来缓解内在的供需矛盾。具体内容如下：一是创新市场准入机制，推动医疗服务供给增加；二是理顺市场价格机制，优化医疗服务供给结构；三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四是发挥创新机制作用，促进医疗技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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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