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一斌：褚时健喊他回家种橙了

张瑞

2012年之前，作为褚时健独子的褚一斌在新加坡做金融，很少出现在公共视野之中。2012年底，他接到老父亲的电话，“我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你看怎么办。”褚一斌知道，这是父亲第一次对他提出这样的请求，他脱口而出，“我明白。”褚一斌回家种橙了。

回家

褚一斌蹲下身子，拔掉地里一棵枯萎了的橙苗。4月份，云南保山勐糯镇的山间，离缅甸只有22公里，一片橙苗地，三三两两的橙苗都成了焦黄色。橙苗刚种下去14天，身边的农艺师向他解释，褚一斌打断了他，“死亡率有多少？”

“百分之二十。”

正常的话，这一数字应该是百分之七八左右。枯死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及时浇水。这一片苗地刚刚开垦，还没有固定的农户打理，都是临时雇人，经验不足。

对数字的敏感，是褚一斌的个人习惯，他本来是做金融投资的商人，十几年都在股海里，股票指数、资产负债表、大宗商品价格……这些数字直到现在，依然每天准时由新加坡丰隆银行的工作人员传到他的手机上，虽然那时他可能正在山头，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土里——自从回国后，他再没做过一笔投资。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家传，关于他父亲的传记里，就有着许多看重数字的故事，最特别的一例，是说他父亲当年，没笔没纸，用筷子沾着米汤在桌上算账，饭吃完了，米汤沾了一桌子，账也算清楚了。

父亲褚时健曾经是云南红塔集团的董事长，将一间濒临倒闭的烟厂打造成中国烟草的第一品牌、世界第五大烟厂，被称为“亚洲烟王”，在临近退休之时因为贪污罪身陷囹圄，却在出狱后，以75岁高龄重新创业，进山种橙，打造出名动一时的“褚橙”，成为万众创业时代新的励志故事。

几天前，褚一斌还见过父亲，他常住昆明，老父亲住在玉溪。那是清明节，一年一度褚氏家族扫墓的日子，所有家族成员都要回到老家的墓园，那里葬着褚家上三代的先人。满头白发的褚时健是老一辈中最年长的健在者，腊月刚满89岁。白发点点的褚一斌，52岁，是褚时健唯一的儿子。褚时健腿脚不好，却坚持不让人搀扶，只是走路时需要扶着司机的肩膀，他依然是家族中最重要的话事人。

但他已经开始将部分事业交付儿子。如今，褚一斌就站在一片长度连绵3公里的橙田里，山前坡后，已经种上橙苗的有3600亩，另外4000亩的土地上，挖掘机正在“突突突”地平整土地，而到了年末，还有8000亩的土地将办好租赁手续，那将是一个面积达到15000亩的大橙园。而远期规划，褚一斌希望将面积扩展到3万亩，不仅将是云南省，而且将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单一品种鲜果种植基地。与之相对，父亲褚时健在玉溪新平县的老基地，经营14年后，依然只有2400亩。

“我总结过，我发挥我的最大的能力，大概能达到父亲的百分之八十吧。但总而言之，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我尝试一下，边缘往外伸一点，我想这才叫真正的传承。时代也在发展进步，最庆幸的一点，中国文化传统不是国外那样，名字都是一世二世。父子之间还是独立的，既然是独立的，那我觉得最好还是做一点自己的东西。”褚一斌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是几个孩子的父亲，最大的标签却还是“褚时健的儿子”，年轻时曾经花了许多时间摆脱，要走不一样的路——褚时健的烟业全国闻名的时候，他在深圳做房地产；褚时健入狱又出狱，在哀牢山种橙子，名满天下时，褚一斌在新加坡做着金融投资……其中的选择，既有时势使然，也是有意要走出父亲巨大的影子。

但当“小褚”也变成了“老褚”，褚一斌却回到云南，变得越来越像父亲：褚时健80多岁了烟不离手，褚一斌一天也得抽上三包；老爷子喜欢在田间和农民说事，回国后，褚一斌也养成了带着农艺师去田间，一边走一边谈事的习惯；人们津津乐道80岁的时候，褚时健用手指搓鸡粪，查看橙园的肥料品质足不足，下属也看见新的走马上任的“褚总”，拿着小棍搅拌有机肥——羊粪、鸡粪的混合物，凑在鼻子尖去嗅……甚至，他们的长相也越发接近，都是四方脸，黝黑的皮肤上，如刀刻一般的抬头纹和眼角纹，满是岁月的痕迹。

变局

1995年，褚时健把玉溪卷烟厂变成了全国的明星企业，最高的一年，利税达到228亿人民币，超过当时许多贫困省份一年的利税额。只是县处级干部的褚时健，虽然一个月工资只有1000块，但风光无两，他是“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全国优秀企业家”，当时传闻，就算是省部级干部要见他，也要事先安排。

“父亲去南京，江苏烟厂把红毯铺到了机场，警车开道。当时有报纸评论，比部长级别都高。当时我就意识到要出问题，不平衡。现在总结过来，任何事情都要平衡，才能生存。”当时，褚一斌在深圳，已经有了一些不好的预感。

1995年，褚一斌的母亲和姐姐相继被带往河南接受调查，罪名分别是用香烟换串（交换）了几盆珍贵盆景，还有倒卖香烟。这一年年底，褚一斌的姐姐在狱中自杀。

当时褚一斌在新加坡，听说家里出了变故，几次要买机票回国，身边的朋友几乎要把他捆绑起来才拦下他。

这成了褚一斌10年流落异国的开始。堂兄褚达康去美国出差，偷偷开着车去洛杉矶的海边见到了孤身一人的褚一斌，见面了后者就问他，家里怎么样，老父亲怎么样了？

“那时候他爸还没被抓，我就说还好。”褚达康和他匆匆聊了10多分钟，就得离开。临走前，他们照了一张合影，回国后，褚达康带着照片去见褚时健，又得让父亲放心儿子。

1999年初，褚时健因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新加坡，褚一斌的几个孩子相继出世，“我对几个孩子会有愧疚。那时我昼夜颠倒炒美股，行踪又很神秘。有时孩子会问，你是什么人？爷爷是什么人？从他们的眼光里看出来，带着问号。但和他们没法解释。因为父辈，孩子们受到了影响。”

新加坡丰隆银行的一位客户经理说，在新加坡富豪云集的金融投资界里，成功者褚一斌低调得像一个另类。

2001年，出事6年后，73岁的褚时健因糖尿病保外就医，第二年，就上了哀牢山种橙子。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个本来以为只是老爷子玩玩而已的爱好，却在10年后爆发出那么强的能量——成为中国第一橙。

2004年，褚一斌回家，跟着父亲上山，看父亲的橙园，一开始，他不赞成老爷子搞这么大——借款1000万承包土地，“何必累着？”但老父亲铁了心，他也知道劝不动，“我开始的心态，是怎么把老父亲解救出来。农业这个东西，太劳累，更何况从父亲住的玉溪到橙园基地的距离是两百多公里，还要上山下山。我也拉过一圈子朋友，商量着怎么把老爷子解救出来。其中几个朋友就说，我们出点钱，你也出点，把他的股份平衡掉，他就做总顾问，平时指导一下，就当老人家活动的一个空间就行啦。老爷子想想，那不行，不能这么干。”

老爷子露过口风，希望他回来，那是2005年，褚一斌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从新加坡回来看父亲，他们在果园一连住了几天，“你要不要回来？”褚时健问儿子，褚一斌没有回答。

“我的身体状态，家庭状态，那个时候不适宜锁定某一样事，一直到2009年，是调整身体的阶段。”当时褚一斌的几个孩子还小，他还需要照顾。金融投资充满了冒险般的刺激，副作用则是长期昼夜颠倒损耗了他的身体，他感到自己的状态没法支撑他投入父亲的事业，“到了2007、2008这几年，几近失忆，太疲劳了。我在深圳曾经生活了十几年，但那时开车出门甚至还会在老城区迷路回不来。” 而且，“我个人的特点、经历，我见过的东西、跑过的地方比父亲多，活动半径比父亲大。我要选择的话，并不最想做农业。”

那几年，也是褚橙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升橙子的口感、品质，保证产量，随着橙树纷纷挂果，未来的褚橙雏形开始显现。褚一斌回家，褚时健总要带他去橙园，拉着他分析，做农业怎么样，在外面做投资又怎么样，“能赚钱吗”，次数多了，他也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老爷子叫我回来这件事，他也知道，我没权力说不，我不会说不。他又不想给我造成一个很重的状态，所以就经过了一个很长的阶段给我分析，回家做农业和在外面搞投资的利弊。无数次聊天，我也收到些信息，知道这个时间点临近了。”那几年，褚时健已经召回了外孙女一家还有褚一斌的大女儿，让他们回云南帮助自己工作。

当父亲2012年底打来电话的时候，褚一斌其实已经有了思想准备。

回到果园

2013年，褚一斌正式停掉了自己的事业，回到云南。父亲的橙园就在新平嘎洒，褚一斌整个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没想到最后又回到了这里。

褚时健带着他和四大作业长见面，他们是褚橙的技术骨干，管理着橙园和农户，外号“四大金刚”。他们原来就见过褚一斌，但那次，算正式的介绍。作业长王学堂还记得，见面的时候，褚老告诉他们，“以后，他对这个事情接触多了，你们听他的。”

褚一斌从果树种植、修剪、施肥、浇灌等等工序一点点学起。这时的市场，已经一橙难求。任何解决之道，都有点费力不讨好的意思，“这个没办法，父亲定了一个圈子，（要想的是）在这个圈子里面能做一些什么。”那段时间，褚一斌大概每周都要回一次玉溪，就重大决定和老父亲商量。

褚一斌想到的解决之道，一是扩大规模，进一步提升产量，二是走多品种的鲜果共同发展的路。

“产量大了有一个好处，现在老基地几千亩，产量一万多吨果子，不管管理得多好，都有百分之十到二十，果子不行或者外观不好，最后也没办法还是流入市场，影响我们的品牌，但要是15000亩，百分之十也有一个基础量了，就可以做果汁加工。”

云南还可以开辟为橙园的土地不多了，褚一斌开着车，从怒江的上游往下找，两百多公里，最后找到保山境内，一处规模庞大的缓坡山地。

作业长王学堂陪着褚时健来看过这块地，老爷子转了一圈，没有正面表态。“事情成之前，褚老很少正面表态。”王学堂说，只是说了句，这个地方比老基地的自然条件还要好。算是拍了板。随后，老基地的农艺师也被派到了新基地，为橙树种植把关。

当地政府迅速和褚一斌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但依然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新开辟的基地，政府要扶持配套的水利设施，但在褚橙的技术人员与政府水利技术人员接洽前，政府就已招标确定的水利设施方案与褚橙的水利技术标准无法对接。

多品种水果发展，一开始也不顺利。原本，褚一斌计划在云南省马龙县发展5000亩苹果基地。然而跟当地政府达成框架协议后，却发现在春季苹果开花的时候，马龙县的平均风力达到5-6级，花朵授粉艰难，最后只好放弃。

十几年做金融投资，褚一斌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将农业和金融结合，“做农业需要投资，做投资是我的长处，我还能赚点钱，我还能来回馈农业。”但对此，老父亲却明确表示了反对，事实是，种褚橙的头10年，褚时健甚至没向银行贷过款。

“上市之后，融资多了，我要考虑这些资本的出路。如果这些资本出路不好，效益不好，对不起人家。”这是父亲的顾虑。

虽然遇到挫折，褚一斌最后还是在云南芒市附近发掘了一块儿4000亩的多品种鲜果试验基地，候选的鲜果品类有18种。新的苹果基地也选好了，在丽江边的宁蒗县。原来老基地都是去农户家收购鸡粪，但外面鸡场的鸡粪重金属激素超标，为了保证果园的有机肥，褚一斌则计划修建一个10万只规模的自己的养鸡场，来生产合格的鸡粪。

“原来这块地，当地人种甘蔗，我们算过，这地方缺水，甘蔗长不高，1亩地的甘蔗产量也就1吨左右，糖厂的收购价400多块，要考虑农资，考虑砍甘蔗的人力，请缅甸工人，1亩地1年只能赚106块。我们除了租金还有效益分成，进入盛产期，1亩地农民纯收600块左右，这还只是单纯租地收益。若同时作为种植户参与果园日常管理，未来一户农民的纯收入可以到10万，这比现在户均6000多元的收入高多了。”

在云南，种地难赚钱，分散化的小农生产让农民常常徘徊在赤贫的边缘，褚橙蹚出的“集约化”的农业种植之路为此做出了新的尝试。褚一斌希望自己的橙园可以真正惠及当地百姓。

褚一斌和父亲秉持着同样的信念——做企业就一定要赚钱，只有赚钱才能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

如今，褚一斌的时间被排得满满的，一个月，他一半时间在昆明，一半时间在基地的橙园，还要各方奔走，洽谈合作。无论是“褚时健儿子”的光环，还是褚一斌启动的大手笔投资，都让他成为地方政府最欢迎的那类企业家。 “某种程度上，褚橙的支撑靠的是老爷子的个人魅力及能力，老褚的成就和小褚的成就，是两回事，老爷子年纪大了，这是自然规律，到了后来怎么办，我们必须扎扎实实把产品种好。”褚一斌想得很清楚，这才是父亲终极的考试。

（孙萌荐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