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国内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述评

李超民+邓露

[摘 要]意识形态领导权已成为意识形态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点。通过梳理近五年来国内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意识形态领导权基本内涵、面临的挑战及维护策略三方面对其研究进展与不足进行了简要评述。

[关键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D616[KG4mm]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7）04-0013-10

“意识形态是在一个国家和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价值体系。”[1]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中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可和赞同，并自觉转化为人们的政治践行。作为现代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实现和维护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是统一社会各阶层思想与行为、凝心聚力的重要方法途径。习近平曾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多元文化与网络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断进行“和平演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如何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是国家不容忽视的重大精神工程项目。总体而言，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其中仍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探索。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内涵

意识形态领导权最早由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是指“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2]（P59）。葛兰西沿用了列宁和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的相关论述，重点强调了肯定的或中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尤其是注重实际的政治活动，着重是对资本主义怎样存活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之下的疑惑的解答。葛兰西认为通过意识形态权力才能真正实现统治，这也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观点。他认为，统治阶级在极大程度上可不求助于暴力而维持其统治，是在于实现政治上的领导权。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普兰查斯，新葛兰西主义拉克劳、墨菲深化与拓展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内涵，学者们也各自从不同的学术视角进行了理论界定。

（一）基于价值理论角度，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实现阶级利益的重要途径与方法

学者程竹汝认为：“意识形态领导权具备真理的魅力和道德的力量。主导意识形态必须具有‘道德制高点的品质。”[3]“并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4]此类定义解析了意识形态领导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广大民众的利益；指出了其生成基础是人们对于特定意识形态的“自觉自愿的认可、接受、赞同、同意乃至尊崇”[5]（P58）；阐释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作用方式为说服吸引感召，而非依靠强制力；明晰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存在状态为权威服从。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6]（P224）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服从是自觉的服从，而非强迫的服从。意识形态工作需要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关注不同阶层民众的政治诉求与物质利益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想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唯有如此，人民群众才能从内心真正认同和拥护意识形态的核心主张。同时，意识形态也只有占据了社会的道德制高点，才能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二）基于意识形态属性角度，意识形态领导权存在竞争性与排斥性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在意识形态自由竞争中取胜，并得到广大社会成员自愿认同和践行。竞争性与排斥性这对矛盾，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也是意识形态发展的基本动力。学者程洪宝认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竞争时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从而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7]此类观点鲜明指出了党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及其主导地位，高度肯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自觉接受性，而非强制性的植入，为研究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维护途径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利益主体与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社会，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存在激烈的自由竞争，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性通常会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潜在的巨大威胁。因而我们需要把握好主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抵制西方非主流意识形态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

（三）基于阶级分析角度，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明显的阶级性

著名学者郑永廷认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国家综合运用各项国家职能，通过制定意识形态政策、设立意识形态机构、配备意识形态管理人员，占有支配意识形态资源和组织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国家权力。”[8]王小满等认为：“意识形态领导权又称文化领导权、整个市民社会领导权，是指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对人民群众的操纵和领导。”[9]可见，此类观点侧重从阶级权利视角理解领导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维护和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对异己意识形态的批判性，以及对社会成员的导向性和动员性的功能。”[10]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过程就是要使社會成员对政权合法性产生认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葛兰西认为，“只有形成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当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仍要牢固地掌握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领导权”本质内涵即是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体现。无产阶级只有彻底摧毁“意识形态领导权”产生的社会基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真相才能显现出来，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地位。笔者认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阶级性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导权与国家权力、阶级利益之间的紧密关系。阶级政权的建立需要确立其政治合法性，首要的是构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与主导权，唯有如此，该政权才能得以维系与发展，因此此类观点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意识形态即是阶级或政党政治信仰、政治态度与政治观点的表达方式与手段，强调竞争中所产生认同力的非强制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竞争力、指引力、渗透力和影响力的强弱。学界虽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系统梳理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相关概念，为理解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提供了有益借鉴，深化了对意识形态领导权本质的研究，为党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与管理权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及需要深化研究的内容。一是大部分研究是借鉴西方学者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概念界定，且描述性概念分析远多于规范性概念界定，因而需要尽早确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概念共识，这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研究领域的重要任务。二是研究成果需要注重对意识形态相关概念内涵的区分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三者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重要概念，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理论研究中要避免混为一谈，要科学区分，避免“掌握了领导权就掌握了话语权与管理权”这样的独断论倾向。目前理论界对此问题尚无深入系统的研究，仅中山大学郑永廷教授等学者就三者的基本内涵作了相对明晰的解释，为了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路与方法，学界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对三者之间的区别与关系的研究。三是缺乏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方面的研究成果，需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进一步揭示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四是缺乏马克思话语谱系下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西方发展的系统和完整的理论研究，尤其是要大力借鉴西方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创新。笔者认为，探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内涵与外延，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特点和条件，尤其是要结合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实际情况作出前瞻性预判，要重点剖析意识形态领导权内容的结构要素，进而科学区分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等基本概念。

二、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面临的挑战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正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外挑战。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增强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意识形态渗透；另一方面，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先进的现代信息传播工具“肆意”传播，极大地消解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与凝聚力。

（一）西方意识形态的不断渗透降低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

学者李芳云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通过利用西方思想文化话语体系，直接攻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或变相输出价值观，对青年的思想施加影响；或是借助现代化的信息传播体系插手国内问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1]学者刘志飞以香港“占中”事件为例，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输出资本，抢占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也在输出他们的文化，攻占意识形态阵地”[12]。青年学者郑萌萌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积极利用各种新媒体，如美国利用Twitter、Facebook、Google和YouTube等工具在全世界渗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网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和认同。”[13]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渗透与攻击，频频抛出“普世价值观”“无政府主义”等言论，尤其是通过网络、等信息工具输送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受到极大削弱。

（二）西方社会思潮的侵蚀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当前，多种思潮风起云涌，西方国家坚持所谓的“普世价值论”，肆意推进思想意识平等性，实质上是在全球宣扬和鼓吹意识形态全球化。这种错误思潮在我国社会显得异常活跃，不仅污染着人民大众的心灵，且袭扰了我国主流思想文化阵地，侵蚀着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如“新自由主义就鼓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时论，并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其根本目的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令人信服，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14]（P138）。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深水期、攻坚期，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认知容易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因而常常会感到政治信仰迷茫，政治意志薄弱，从而出现质疑甚至诋毁马克思主义，漠视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现象。总的来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肆传播，将侵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与功能作用。

（三）网络空间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正在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导力与凝聚力

互联网早已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自由竞争的空间。网络自身开放性、无中心性和多元化的传播特性使网络思潮相互激荡，导致人们价值选择与道德取向的多样化。“网络空间的文化冲突及话语权争夺实质上是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15]高乃云认为：“网络化导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意识形态环境更加复杂；网络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方法和手段提出了挑战。”[16]王玉荣认为：网络信息的泛滥、网络技术的异化、网络舆论的蔓延等多重网络力量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产生了消解作用[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媒介全球化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建构受到冲击，使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受到侵蚀，使国家主权意识受到消解。”[18]可见，互联网时代，信息大爆炸，信息高效传播，各种思想观念交融、交流、交锋，影响着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正在打破意识形态的原有格局和影响机制；网络“去中心化”“碎片化”“娱乐化”“匿名性”等特征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与凝聚力；网络舆论导向调控变得难以驾驭，极大减弱了意识形态内容信息的控制力与感染力，无疑加大了意识形态管理与引导工作的难度与强度。

综上所述，对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挑战及问题方面的研究，学术成果颇丰，但对其发生机理研究略顯不足。一是缺乏对影响意识形态领导权实现的决定性要素及非决定性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的研究，尤其需要关注意识形态领导权功能弱化机制等问题。二是理论界意识到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巨大困境和风险，也着力探索问题存在的原因，但此类成果通常使用概括、归纳和阐释等相对传统的理论分析方法，缺乏相应的实证性调查研究。如果能通过问卷、访谈、座谈等方法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将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建立在充分的社会调研基础上，则能够提升此类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解释力。三是学术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面临的问题研究明显不足。系统梳理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历史发展及演进历程，尤其是要注重改革开放后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面临的困境，揭示其演进规律，全面地分析总结我党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与维护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这对于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将具有积极意义。四是需要加强用辩证思维去研究意识形态竞争的全球政治生态和技术创新环境。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虽然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导地位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时代背景也同样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巩固和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比如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有利于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开放包容的思想舆论氛围有利于更新意识形态等等。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理论界对此没有给予充分的辩证分析和论证。五是加强对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研究，尤其是国外典型负面案例研究。说到底，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巩固与维护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如可以进一步对比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方面的问题，探讨东欧国家忽视维护意识形态领导权导致东欧剧变的内在机理，对于切实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三、维护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方法策略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党的执政地位稳定，关系到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和道路选择的正确导向，关系到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进一步增强。”[19]因此，维护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至关重要。总体而言，对于如何维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学界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础和致胜法宝。阿尔都塞认为，“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其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20]（P338）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1]（P153）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注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切实提高理论素养，加强经常性的党性教育，提升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文化领导权的核心。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从根本上掌握了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因此，我们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感召力，同时坚持文化“走出去”战略，进而提高党的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研究

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2]（P681）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要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其自身具有理性权威，即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具有权威的说服力。怎样才能建构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呢？那就要不断地创新党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不断推进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开拓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的迫切要求。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着巨大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绝不能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而必须丰富、创新和发展，并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社会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实现机制的思想提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更加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体系研究。学者曾令辉等认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路径首先就要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其理论说服力和影响力。”[23]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既要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从中汲取养分，又要把握时代特点和客观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同时，理论研究需要充分与党情、国情相结合，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契合；要善于将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上升为理论，并将理论语言内容转化为贴近民众的意识形态传播话语。通过各种方式将意识形态话语权学术话语体系转化成大众话语，避免党的意识形态研究话语与教育内容体系、文化传播内容体系相脱节。

（三）创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方法

习近平指出，思想宣传工作者要“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21]（P162）。要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发挥其意识形态引领功能，需要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宣传方式，创新意识形态传播方式。为使人民群众易于且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转变以往居高临下的灌输式说教方式和生硬呆板的宣传方式，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表达方式，尤其要加强对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具有新闻舆论和社会动员功能的信息传播方式，诸如“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应用都需要纳入意识形态传播方法创新范畴。同时，需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善于使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晦涩难懂的理论文字变成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着力将党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各类文化产品（尤其是网络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中，进而增强宣传文化工作的亲和力、感染力，让人们在寓教于乐中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染与激励。

（四）切实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理论素养

建立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是做好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关键环节，也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理论宣传的中心工作。各级党委必须以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扎实的业务工作能力为标准，建立一支广泛分布于各部门、各行业的意识形态宣传队伍。同时“实现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需要培养具有良好媒介素养的宣传人才队伍， 特别是‘意见领袖新型人才群体”[24]。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理论素养，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自己的头脑，努力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驾驭复杂局面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辨别错误思潮的能力，提升识别与抵御西方敌对势力“西化”“渗透”图谋的能力，提高抵御腐化堕落奢靡之风的能力。同时，要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网络意见领袖的网络媒介素养，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网络舆情掌握与引导能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能力与影响力。

（五）坚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元共生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5]（P98）习近平指出，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26]。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多种意识形态互相竞争是必然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如此。当今，我国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汇集碰撞，争相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战略高地，正如向玉乔教授所言，“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相比较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应该通过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来体现。在展现可持续发展的魅力方面，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具有最坚实的道德合理性基础。”[27]因而，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将其意识形态内化为坚定的政治信念與崇高的价值追求，外化于规范的道德行为与自觉行动。同时，“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必须反对思想、文化专制，在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前提下提倡多样性”[28]，在与世界文明交相辉映中取长补短，在继承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胆地“引进来”“走出去”，积极批判吸收有利于我国发展进步的世界文明，大力推进实现中国梦。

（六）加强舆论引导能力

网络时代是知识大爆炸、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引导信息舆论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要引导人们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同时，“媒体融合”已成为当今中国媒体事业发展的“主旋律”和“关键词”，需要积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传统媒体要积极主动适应网络社会的发展要求，在新起点上与新媒体互进互促。新兴媒体也要担负起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职责，与传统媒体充分结合，有效抵制虚假信息传播。加强舆论引导，尤其是网络舆论引导，需要进一步壮大网络主流思想舆论，在充分掌握信息舆论传播特点的基础上，积极发挥舆论议程设置的功能作用，着力引导网络社会舆论、主动网络辟谣，净化网络舆论空间，大力弘扬社会正能量，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七）构建制度保障机制

维护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需要健全网络舆论宣传机制，疏导网民社会心理危机；构建信息技术保障机制，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健全网络法治建设，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培养网络“有机知识分子”及网络意见领袖；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提升意识形态的国际传播能力，传播好“中国声音”。首先，要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针对网络社会的特点，尽快完善网络空间的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执法过程中要加强网络执法与法律监督，扫除互联网执法的盲区，保证法律监管无“死角”，坚决维护网络法治尊严，提升网络违法的“违法成本”，加大各种网络犯罪的惩处力度。其次，要加强对“两微一端”及各类自媒体的法治与行政监管，构建“绿色、安全、和谐”的网络空间，有效防止不良网络文化的渗透。再次，要大力借鉴与引进西方网络技术监控的先进经验，积极研发网络安全新技术。最后，要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社会资本投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序开展的必要资金和人力保障。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诸多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多方面启示，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拓展的主要研究任务有：一是进一步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和系统工程来开展研究；同时，要将其相关概念系统化、明晰化。二是要整合多学科的研究力量，促进跨学科协同研究。当前，我国意识形態领导权研究仅停留在一般性论述上，缺乏系统多角度理论阐释，可以综合传播学、心理学、应用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展全方位、多维度的研究。例如，可借鉴传播学理论，着力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传播与意识形态领导权实现的相关性问题。三是要大力开展社会实证研究。力求将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行动表现数据，进而掌握意识形态动向，把控意识形态安全状态，增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深度结合，提升研究成果的可信度、说服力和可操作性。四是将意识形态工作置于时代背景之中研究。意识形态工作要与时俱进，把握人们的思想动态变化，因而需要将意识形态置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等时代背景中，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层面宏观剖析时代背景对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和挑战；也需要从微观的意识形态现象出发，以经验或实证的方法研究社会特定群体及个体的思想行为、价值选择等问题，着力探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五是要大量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经验。从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研究来看，我国学者大多数只将视角锁定在国内，对于国外执政党维护和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经验研究严重不足。西方国家执政党为赢得民众支持，扩大选民对其政党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宣传意识形态的经验与做法，对于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管控与引导意识形态的方法经验散见于报纸、期刊与网络，我国学界需要加以系统整理与归纳总结。同时，也需要从正反两方面来综合比较分析，认真对比研究西方国家执政党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进而为我国巩固和维护意识形态领导权提供有益借鉴。未来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研究应当更加系统化、全面化，因而需要在增强实证性的基础上不断巩固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博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社会思潮[J].伦理学研究，2007，（4）.

[2]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3]程竹汝.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须厘清的几个规律性认识[J].理论视野，2012，（10）.

[4]郭燕来.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特征[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6）.

[5]聂丽清.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程洪宝.互联网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J].河南社会科学，2016，（1）.

[8]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研究[J].教学与研究，2013，（7）.

[9]王小满，张泽一.民生视域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J].青海社会科学，2014，（4）.

[10] 秦龙，肖唤元.“两个巩固”：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指南[J].求实，2015，（7）.

[11] 李芳云.意识形态视域下党的执政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应对[J].理论探索，2016，（2）.

[12] 刘志飞，祝黄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定位及其实现路径[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3）.

[13] 郑萌萌.关于新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思考[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4，（3）.

[14] 孙乃龙.社会意识形态危机与规避：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本质及导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5] 李超民，李礼.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J].华侨大学学报，2015，（6）.

[16] 高乃云.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网络传播境遇及策略优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6）.

[17] 王玉荣.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网络文化革命挑战及其回应[J].前沿，2011，（22）.

[18] 刘志飞，祝黄河.媒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回应[J].江西社会科学，2015，（3）.

[19] 罗仲尤.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路径[EB/OL].http：//news.gmw.cn，2015-08-23.

[20]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C]//.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曾令辉，陈敏.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

[24] 高静.新媒体传播视阈下实现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时代逻辑与策略转型[J].理论月刊，2015，（6）.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26]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EB/OL].http：//cpc.people.com.cn，2014-09-24.

[27] 向玉乔，卢明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道德阵地[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6）.

[28] 神彦飞.政权稳定视域下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探析[J].东岳论丛，2013，（11）.

责任编辑 郑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