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让我救了两条人命

翟建+郝铁川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一边在大学里当老师，一边在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的第二分所做兼职律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给我的人竟然是李国机律师。李国机当年是全上海最有名的律师，一方面是他业务水平很好，另外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刚刚恢复律师制度时，李国机曾经在数个月里是上海滩唯一的律师。他上个世纪50年代从复旦大学法律系一毕业就当了律师，1957年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李老师在电话里跟我说，翟建，有一个人点名找你帮助打官司，没找到你，找到我这儿来了，现在让他直接到你办公室行不行？我说，当然可以了，让他过来吧。

死刑犯全程无辩护律师

不久，这人就一脸疲惫地来了。他从贵州的遵义来，为一个朋友找律师。他的朋友在当地已经一审被判处了死刑，当地有一个风俗，如果一个人一旦被法院判处死刑，家属就可以每天到看守所给他送饭。前两天他朋友偷偷让送饭的家属夹带了一张字条，上面就写“到上海找翟建给我辩护”一行字。我从他家属那里看到这个字条后，二话没说，就到上海来找你。

我不大愿意接这个案子。一是路途遥远。那个时候，不是有钱就可以坐飞机的，坐飞机要处级以上干部，单位为你开证明，我不是处级以上干部，只能坐火车，咣当咣当过去得两三天。二是一个判死刑的案子，一般来说都是罪大恶极的。我一个上海律师千里迢迢跑过去，路费是被告人家属出，我个人收费的标准按规定是50元，又让人家花了钱，我又要花很多的时间，收费又是那樣低。

但是，当这个来人向我讲了一个细节之后，我几乎是立即决定接手这个案子。这个人说，我这个朋友真的很可怜！那天他在被带上法庭之后，四下里张望，然后就开口问审判长，我要请的律师呢？我不是从看守所里写条子，让法庭给我请律师的吗？法官说，你的申请我们收到了，东西转给了地区的司法处，司法处联系了他们的法律顾问处，但是本地区没有一个律师愿意为你辩护，今天开庭你就自己给自己辩护吧。我的朋友一听，立马就跟法官说，如果我今天没有律师的话，我将拒绝回答法庭向我提出的任何问题。可法庭还是当庭宣判了他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盗窃罪。

我对来人说，你说没让他请律师这个事情真实吗？他说，我骗你干嘛，我是在场的，亲耳听到的、亲眼看到的。我对他说，好吧，我去。为什么呢？我们国家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里有一条规定，对于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被告人必须要有律师给他辩护，他即便没有要求，法庭也应该指定律师。当时没有法律援助中心，法院都是直接指定给某一个律师事务所，由这个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去辩护。所以说这个案子的处理是明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如果说在诉讼过程当中二审发现一审程序违法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后果，就是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当我确信有这么一个情节时就决定接案子了。

公检法机关存在程序违法事实

我到了贵州，在省高院查阅了相关的卷宗之后，坐火车来到了遵义，这是我第一次去遵义，所住的宾馆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纪念馆。会见被告人的时候，被告人说，有很多的事情，我是没有干的，但是公安打我，打得我遍体鳞伤，我不得不违心承认了很多东西。其实，被告人是当地一个供销公司的驾驶员，他运什么货就偷什么货。他说偷是有的，但没偷那么多。我问被告人，你说公安打你，刑讯逼供，你能够提供证据吗？你能够提供一些线索让我知道吗？他说，我有的，就是看守所的所长，看守所所长是从那些什么法律咨询杂志上知道翟建律师的，就建议我找你。所长说了，如果你们来的话，他可以接待，向你们证明我是被打的。我听了这番话很诧异，看守所所长来证明公安局对你刑讯逼供，这不太可能吧？但既然来了，那就试一试吧。会见完了被告人之后，我向看守所给我们办理会见手续的工作人员说，听说你们的看守所所长愿意接待我们律师，能不能通报一声？那位看守所所长果然接待了我和搭档朱律师。

这个看守所所长姓白，一条腿是残废的，拄着个拐。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荣誉军人，腿是因为战争而受伤的，再过一年可能就要退休了。所以他没有任何顾虑地告诉我们，办案部门每一次把被告人拉出去，就打得他遍体鳞伤地给送回来。两次以后，他就下了一个命令，以后决不允许将被告人带出看守所，否则就不要送回来了。因为万一被打个三长两短，人送回来了，但死在他这儿了，他要负责任的。

我来询问，朱律师做笔录，记下了这位看守所所长证明被告人遭到刑讯逼供的证言。这类证言在今天来看是不可想象的。向所长取证之后，我研究了起诉书和判决书，它们都说到一个事实，就是被告人非但不如实交代，还诬陷他人，说某某某是他的同案犯。但判决书最后却没有定他诬陷罪。我在第二天会见被告的时候就问他，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的同案犯？他说，那个人就是跟我一起干的，这种事情我一个人是干不了的，必须两个人一起干。我问，那么为什么不仅不抓他，还要说你诬陷他呢？

被告人这个时候说出了一句不可思议的话。他说公诉人（即副检察长）是他同案犯的岳父。我就特别诧异了，女婿涉及到是不是同案犯，岳父作为检察长应该回避的，居然还做公诉人？而且做公诉人后还替自己的女婿来洗刷，法院的判决又刻意地把这个事实写进判决书？

我觉得这个细节非常重要，需要证实。我和朱律师两个人商量，到他们检察院去取证，那不可能得到的，或许可以到派出所去查查。但一般嫁女儿都把女儿的户口迁到公婆家里去，招女婿进户口的概率是很小的，因此户籍资料未必能够查得出谁是他女婿。我说，咱们明天干脆单刀直入，就去这个被告人所在的单位，一方面向他领导核实一下证据，然后就跟他们提出要见见这个同案犯，看看能不能直接从他身上获得突破。律师去接触证人、被害人，需要经过被害人同意，需要经过办案机关同意什么的规定，都是1997年以后的刑诉法规定的，之前是没有这个规定的。

第二天，我们开了介绍信（当年办案不是凭律师证，而是凭介绍信和律师证）找到同案犯所在的单位。那个时候的法制环境，真的比现在好多了，大家看到律师也都是非常尊重的，加上我们又是上海来的律师，所以当我们提出要求去见一下这个同案犯的时候，单位领导很配合，就把他找来了。我们心平气和地跟他说，我们是律师，按照法律规定，有些证据需要向你核实一下，我们了解到在这个案子当中，被告人还诬陷了你，对不对？他一边在说，朱律师一边做笔录。聊到最后，我装作很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听说这个公诉人是你岳父？他说是的，是我岳父。我就让朱律师把这句话也写进去了。这样，同案犯本人也在这个笔录上签了字。签完之后，我们走出这个单位，我对朱律师说，咱们赶紧叫车去火车站，赶快跑吧！这种地方上班的人都是中午回家吃饭的，他回过神来，在家告诉他岳父说两个律师找他了，他岳父会轻易放过我们吗？endprint

我们两个人叫了辆车，拉上行李，赶紧跑到火车站，坐上火车往贵阳去，从贵阳回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我向贵州省高院提交了一份情况报告，专门谈论这个案子的程序问题。那时的辩护词一般都是就实体问题辩护，没有进行程序辩护的。我在情况报告中说，在这个案件当中，遵义的公检法机关全面违反了诉讼法。公安局刑讯逼供，检察院该回避的不回避，法院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贵州省高院在核实了这些材料之后，不久就依法作出了发回重审的判决。当时的裁定书还都是用打印件，这是我到现在为止唯一拿到的一张撤销原判的判决书，在理由部分明确写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我以后拿到过的那些撤销原判的裁决书，都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八个字来发回重审，而特别加上程序违法的，只有这么一份判决书。

案件发回重审，被告人死里逃生

当这个案件再一次到遵义中院去开庭一审的时候，我和朱律师又去了。我心里是比较害怕的，因为我这等于捅了一下马蜂窝，把公检法一棍子都打死了。我担心自己的安全，宁可倒贴钱，邀请了我上海的两个做律师的同学，还有法制报的两名记者，一行六个人，坐火车到了贵州遵义，这些额外费用我没有找家属报销。

这次发回重审的开庭，是在一个冬天进行的。审判长按照当时的那种纠问式的审判方式对被告人发问。被告人在法庭上讲了几句之后，我就恼了，为什么恼了呢？首先这个被告人突然像打官腔，法官问他什么问题，他回答时竟然口口声声自称“本被告”，就像我们做律师做辩护人的，经常在法庭上说“本辩护人”“本律师”这样的表述方式，很少听到一个刑事被告人自称“本被告”。

自称“本被告”倒也算了，他居然在审判区里面一边迈着方步走来走去，就像闲庭信步一样，一边回答审判长的问题。我实在受不了了，举手要求发言。我对我的被告人说，我在会见你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你也承认你确实是偷了东西，还有其他几项罪。你既然觉得自己是构成犯罪的，今天是法庭代表国家对你进行审判。法庭上高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我希望你有一个端正的态度，你在法庭上不可以这样随意地走动。你如果再转来转去的，我立即退出法庭，拒绝为你辩护，你另请高明。被告人说，我知道了，我不走了。

我认为，作为一个辩护人当然要把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加以最大化，從而希望争取对被告人、自己的当事人有最好的判决。但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说服法庭来采纳你的意见，说服法庭最根本的，或者说最基本的一条是什么？就是你必须让法官觉得你的讲话是客观的、理性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让法庭采纳你的观点。由于我在庭上的这一段对被告人的告知，我相信，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律师是客观的，你不仅是维护你的当事人、被告人的利益，而当他违反法律的时候，你照样也向他指出来、制止他，你帮助法庭顺利完成了这个审判。这个案件最终经过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重审，判处被告人数罪并罚，有期徒刑20年。

这个被告现在应该早已刑满释放了。20年尽管也是一个比较长的刑期，但从原来的死刑立即执行，越过了死缓，越过了无期徒刑，最终到了有期徒刑，两相比较，应该说辩护是达到了目的，这个命悬一线的被告人最终获得了生的机会。

当时的法律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判决书下达的时候，我不可能为了拿一张判决书再去跑一趟贵州，是这位审判长把判决书直接寄到上海来，同时带着一个送达回证，以及这位审判长写给我们两位律师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开头写道：“尊敬的翟建先生、朱女士：首先，非常感谢你们，你们让我在这次审判当中学到了很多很多。”这封信现在珍藏在朱律师的手里。

法律文书写错被告人姓名

这个案子办完了之后，没多久我又接到了贵州遵义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也是一审已经判处了死刑，我盛情难却，也就去了。被告人一审被以贪污罪判处了死刑。我到了省高院，先去阅卷，阅完卷以后，去看守所会见被告人。我在阅卷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所有的法律文书上，包括起诉书、判决书、起诉意见书、逮捕证等等，被告人的名字都被写作毛国民，但是被告人在各种法律文书上的签名都是毛国明。进了看守所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问我的这个当事人，请你告诉我，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你的名字到底是人民的民，还是明天的明？他说，我是明天的明。

我又去找到他儿子，让他提供户口本和身份证。他们都给我看了，户口本和身份证上写的都是是明天的明。我就拿着被告的身份证，直接回了贵阳。到了高院，找到了高院那个主审法官（职务是庭长），拿着身份证反映了这个问题。那个庭长几乎不敢相信，说这不可能吧？我说就是这么回事，骗你干嘛？他立即打电话到了遵义中院。最后，户籍警核实的结果，被告人确实叫毛国明，不是毛国民。

在这一刹那，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上级法院的法官用粗野的脏话，把一个下级法院的法官骂得那样狗血喷头。他说，你准备让我们高院出一个裁定，先把人的名字给改了，然后再做出维持原判的这么一个裁定吗？你们这样子不是被人说草菅人命吗？一个人的名字居然没查清楚，就把人家判死刑了？难道你准备让我们拿着这样的材料，让最高院做死刑复核吗？骂完后，法官跟我说，翟律师，你先回去吧，我们会了解这个事情的。最终的判决结果是，高院二审直接改判，被告人无期徒刑。

我在贵州一共办过两个案子，这两个案子都是在遵义，都是一审已经判了死刑立即执行以后，我去做了二审，而最终的结果是保住了这两条生命。

责任编辑 杨之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