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路：红六军团西征入湘

黄定都

湖南，是长征路上的第二个集结点。湖南既是红六军团西征的落脚点，又是红二、六军团长征的出发点，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起死回生的转折点。

湘西血战、抢渡湘江、通道转兵等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湖南在红军长征壮举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现刊发一组与湖南有关的长征文章，以示纪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但是，长征的队伍并不是同一时间从同一地点出发的，在此之前，有一支特殊的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已经先行开拔，一直往西入湘，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这就是红六军团。

一

红六军团于1934年6月由湘赣军区的红八军、红十六军、红十八军合编而成。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军事上节节失利，根据地不断缩小，被迫突围，实行战略转移。

自193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广昌、龙冈等相继失守后，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

博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毛泽东建议红军主力应尽快向外突围转移，转移的方向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一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开辟新的苏区。对于这两支部队的行动，周恩来于194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这句话是对它们的客观评价，红七军团主要是调敌，红六军团主要是探路。

当时中央苏区在北、南、东三面均被国民党重兵包围，只有一条出路——往西转移。红七军团往北只是虚晃一枪，红七军团过闽江后，中央苏区的报刊进行了大量宣传，但对红六军团的行动报道甚少。这样做既是为了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也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红六军团的西征。

为红军主力长征探路的历史责任就落到了红六军团身上。随着红六军团的西征，红军长征的序幕就此拉开。

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指示红六军团由江西遂川突围后，第一步到达湖南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之间的山地发展，并向北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

训令还确定了军团领导成员，由任弼时任中央代表，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二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八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告别湘赣革命根据地，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踏上西征征途。

红军不顾酷暑炎热、饥饿疲劳，昼夜兼程，先后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于11日中午到达湖南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当晚摧毁寨前圩至沙田间由当地民团把守的20余座碉堡。

为进一步做好西征战斗思想准备，8月12日上午，在寨前圩的河滩上，红六军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西征誓师大会，庆祝突围成功，鼓舞红军指战员的斗志。

随后，红六军团经资兴、郴县、桂阳、新田等县，23日到达湘西南零陵东北地区。随后再经嘉禾县进入广西北部，9月上旬在界首渡过湘江，9月11日进入湘南城步县境。

在实行战略转移初期，红六军团尽管总方针是明确的，但具体的战略立足点和行动路线，团军政委是根据战争形势、沿途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敌我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来选择确定并不断调整的。

如1934年8月20日，红六军团占领新田县城后，分兵两路，经零陵城周围直插湘江东岸，遇敌阻击，如果机械执行中央精神，红六军团即使渡过湘江，也是把自己不足万人的队伍置身于数倍于己的敌军重围之中。

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依据客观实际，利用被调集的大部分北方敌军弱山怕水的劣势，决定放弃原定从零陵地区渡江的计划，进入深山密林，到达阳明山地区，同时向中央作了报告并申述改变原计划的理由。

红六军团后在取城步、绥宁、武冈地区未成功情况下，也正是运用这种迂回转移战术，改变计划，夺路南下，占领通道县城。渡渠水，西入贵州。湖南军阀何键曾无可奈何地哀叹：红军行踪飘忽，“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从未遇其主力”，“敌情不明、军队疲于奔命”，并大骂地方部属“毫无准确之报告”，“殊堪痛恨”。

三

红六军行军作战机动，胜利摆脱敌军的追剿和地方团防的袭扰，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圆满完成探路任务。

在永州高山险水行军战斗中，为了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红六军团领导层果断决策，首先处理了大而重的机械设备，及时甩开包袱。

据萧克的回忆：“这次向西行动，中央军委指示我们一切都要带走。由于我们主要领导人不大了解西征意图，也没有接受红十七师北上的经验，结果，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十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被这些家当缠住了，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降低了领导者寻找机会打仗的雄心。”

进入永州后，红六军团沿途赠送当地百姓马灯、衣服、蚊帐、被单、脸盆等，分发大土豪地主的财物，8月下旬进入永州至在9月上旬进到黔东南地区时，除武器弹药外，其他东西全部扔掉了。

可以说，正是在行军战斗中逐步摆脱大搬家甬道式行军的羁绊，保证了转战永州的高山险水中时，能轻装上阵，避开大敌迂回走，忽东忽西兜圈子，沿途转战8个县区，冲破敌军的围追堵截，完成转移和牵制敌人的任务。

9月19日，红六军进入贵州省锦屏县境。22日渡过清水江。10月7日，由于敌情不明，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陷入湘、桂、黔敌军24个团的包围。红军与桂军廖磊第十九师发生遭遇战，经过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军团主力在任弼时、王震的率领下向石阡、镇远边境转移。突围途中，五十二团陷入敌军包围，全部壮烈牺牲，红十八师师长龙云被俘，后在长沙英勇就义。

10月24日，突出重围的红六军团主力终于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前来接应的由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10月26日，两军进至四川酉阳县的南腰界，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之后，红三军经中央批准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行动。10月28日，红二、红六军团撤离黔东，向湘西转移。11月发起湘西攻势，至1935年1月，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六军团西征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早两个月，由于红六军团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了沿途的地形、民情、气候、物产等，为中央红军转移提供了重要情报；红六军团经过行军作战不仅锻炼了自己，而且在西进途中做了大量政治宣传，为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提供了有利的群众基础。萧克将军后来回忆说：“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比中央红军早两个月，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