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检察院的往事琐忆

我原名王岭山，参加工作后改名王兴。1923年11月13日生于山东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一生最大的幸运、最大的转折是1945年5月到滨县参加革命工作，时年22岁。机缘加上自身努力，我和检察机关结下不解之缘，长期任职国家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我对“反右”及“文革”时期在检察院的所见所遇深有感触——那是一个漠视法律的年代，检察院这样一个以法律为工作准绳的机构遭遇政治运动，就显得尤其尴尬，包括我自己在内，上海市检察院受到波及的人和事数不胜数。如今将部分往事回忆出来，颇有以史为鉴之意。

亲历1958年对检察院的批判浪潮

1954年底，华东公安局撤销以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市公安局当机要科科长。报到时，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邵健同志接待了我，他说根据1954年颁布的宪法，区、县要普遍建立检察院，王范同志担任市检察院的检察长，他指名调你到市检察院参加检察机关的筹建工作。我从1955年1月到检察院报到，至1967年文化大革命“一月风暴”被靠边审查，在市检察院整整干了12年。

“五四宪法”颁布前，上海只有市检察署，颁布后“署”改成“院”。市委专门划拨了800名编制，后来增加到1000名，以充实市院，新建区、县检察院。当时的首要任务是从各部门抽调干部加以培训，尽快把区、县检察院建立起来。我被委派担任干部训练班的主任，共办了五期培训，每期三个月，学员经短期政治业务培训，除少数留市院工作外，大多数分配到区、县检察院工作。多年来，在检察战线上工作的骨干，很多是训练班的学员。

培训任务结束后，1956年分配我到市院办公室当副主任，主任是张良，还有陆明、海波是副主任。1958年反右整风补课时，王范、张良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并调离了工作，由林道生担任检察长，陈庭槐、钱惠民，后来增调李栋担任副检察长，杨村担任办公室主任。不久，我被提为党组成员兼研究室主任，陆明提为党组成员兼一处处长，海波调杨浦区当检察长。

使我难忘的是1958年对检察机关的批判，今天看来，这次批判是错误的。在1958年的反右整风补课运动中，全国检察机关和检察干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指责检察机关犯了“忽视党的领导，忽视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盛行，个别兄弟单位的同志经常抓住极少数捕、诉不当的案件，指责检察机关“右倾”。使我感到最不平的是对王范、王新民的批判。

王范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他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被捕，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表现坚强，英勇不屈，到延安后又曾因保卫毛主席有功得到奖励。解放后，他历任热河省公安厅长、华东局保卫处长、华东公安部副部长、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等职。1956年在清案工作中敢于讲真话，实事求是地纠正1955年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中发生的冤假错案，而1958年却被批判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下放到当时的上海县“七一”公社任工业部部长。令人敬佩的是他能上能下，在这个岗位上积极发挥作用，为“七一”公社的工业建设做出了贡献。后来调任闵行区区长，又从区长岗位上调任江苏省体委主任。“文革”中他以自杀相谏，给江苏省省委书记江渭清的遗书中说：“毛主席制定了一条错误路线，他身边有坏人。”因此，被定为反革命。粉碎“四人帮”后，王范的冤案被彻底平反。在王范受批判的时候，由他口述，我帮他写检讨。他顶着各方压力，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当时我虽然不敢公开支持他，但内心十分敬佩。在他“落魄”的年代，我一直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关心他的夫人和子女。他的冤案平反后、我出资赞助，与如东县委党史办合作，组织人员编写了《壮士王范》一书，还专门向市检察院领导建议组织学习这本书。

王新民，1956年时任黄浦区检察院检察长，为人正派、耿直，1958年反右整风补课时受到批判，几乎被划为右派。批判的主要“错误”之一，是为“大右派”黄绍竑提供攻击党的炮弹。黄绍竑是桂系军阀，曾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1956年他以全国人大常委的身份来上海视察检察工作，王范指派方行和我负责接待，并指定我作陪同。我陪黄绍竑到黄浦区检察院听取检察工作的汇报，在汇报材料中谈到1955年的镇反冤假错案和可捕、可不捕的，最后捕了的占26.5%。这个材料事先经过我和方行审查，报王范审定的，当时认为这个数字是缩小了的。黄绍竑回北京后，在视察报告中用了这个数字，文章刊载在《人民日报》上。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柯庆施看到这篇报道大发雷霆，把王范找去批评了一通，说：“你们这个检察长（指王新民）糊涂，内外不分，这样的人能当检察长吗？”王范听了将这句话吃进了肚子里，也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到了1958年反“右”整风补课时，王新民却为此事受到批斗，而且不容申辩。

按副检察长“待遇”挨批斗

从1967年“一月风暴”算起，至1976年l0月粉碎“四人帮”，将近十年的时间，是我一生中最难度过的岁月。大体可分三个时期，一是蹲“牛棚”挨批斗，约三年；二是下放工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约两年半；三是在公安“五七”干校工作，约四年半。

“文革”前，市院党组和市委组织部商定拟提拔我为副检察长，任命手续还没有办，“文革”就来了。副检察长没有当上，“文革”中我却按副检察长的“待遇”挨批斗。造反派把检察院说成“林（指林道生）家铺子”，把我说成“王掌柜”，实际上认定我是仅次于林道生的第二号“走资派”。其后，我被检察院的造反派和华东政法学院学生两次带高帽子游街示众。学生们硬说林道生“四清”时在政法学院作的报告是“镇压群众运动”的报告，是我帮他起草的。

当时游街示众的太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最难过的是开不完的批斗会，写不完的认罪书，天天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完全把我当作了敌人。干了这么多年的革命，变成了敌人，说什么也想不通，思想痛苦极了，一度产生自杀的念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坚定了两个想法：一是要活下去，不能自杀叛党（在传统观念上自杀是叛党行为），相信总有一天会乌云过去见太阳；二是要忍辱负重装糊涂，由于平时人缘不错，我没有戴上叛徒、特务的帽子，因此也没有挨打。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就算处境再恶劣，我也没有胡说八道，编造假材料陷害别人。但是，也有遗憾，我觉得自己行为太“软”，缺少王范那样的骨气，为了过关，被迫地承认犯了“走资派”错误。

我和市公安局的施国祥、丁成德一起，先后下放到文教系统的周浦制笔化工厂和上海乒乓球拍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厂领导对我们这些老同志很照顾，分配的活很轻。我们也很尊重厂领导，严格遵守厂规，服从科、室和小组长的指令，按质按量完成生产任务，老老实实做一个普通的工人，因此得到厂领导和工人群众的好评，下放劳动也养成了我平易近人的性格。当时的思想负担是不知要下放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就此“罢官”为民，心想“劳改犯还有期限，我们是无期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承受世俗的偏见和众人的冷落。所以后来我一贯主张不要歧视、冷落“失意”的人，这也是一种为人之道。

我是1973年上半年从工厂调到哈密路公安“五七”干校工作的。当时的校长是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丁明新，我担任教研组组长。大概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夕，“五七”干校改名为公安学校，任命我为副校长。其间，我尽职尽责，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但是也有思想包袱，主要是对没有恢复原职想不通。现在看来，“文革”期间没有恢复原职说不定还是好事。

参与重建市检察院工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从公安学校调回市检察院，至1988年3月到市政协工作为止，又在检察院干了近十二年。

黄赤波同志被授命担任检察长，负责重新组建市检察院。他从原来检察院干部中选调的第一个帮手就是我。在“文革”中检察机关被彻底“砸烂”，组织被撤销，人员被分配到公安、法院或外地、外单位，检察业务由公安行使。当时，高检院确定是“重建”，不是恢复，就是对“文革”前检察院的干部不能包下来，对检察院历史上的是是非非不承担责任。根据这个原则，黄要我们对原来市检察院的干部进行调查，特别是“文革”中的表现，然后分析排队，哪些可以回来，哪些不可以回来，哪些现任工作需要他不能回来，哪些自己不愿意回来，提出名单，经领导批准，付诸实施，绝不能让派性严重的“造反派”或在“文革”中的“风派”人物重回检察院。我的首要任务是与其他同志一起选调干部，配备市院处级和区、县检察院的领导班子，建立健全组织，尽快承担起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各项任务。

重建工作还有个困难问题，就是办公用房和设备一直紧缺。当时，市检察院一无所有，黄赤波住在华东医院病房中，工作人员只有我和马锐，借了黄赤波在市公安局的一间顾问办公室作为栖身之处。在黄的指挥下，我和马锐紧紧盯住市政府秘书长张甦平要房子。由于陆续进干部，先向公安局借用了建国西路75号几间办公室，暂时过渡。经一再催要，才分配到吴兴路96号的办公室。重建初期来检察院的信访多，96号距康平路市委机关近，怕干扰市委的工作，市检察院的牌子不能挂在96号，加上陆续增加干部，办公用房非常紧张，市政府又增配了淮海中路1431号一座花园洋房（现在法国领事馆）办公。在秦昆任上，由我操办，用这套洋房和吴兴路96号两处房子交换了建国西路648号的房子。有人把现在的政法大楼称为“鸿福大楼”，其实这个地盘和原来的建筑都是我们辛苦争取来的。当时，我们还争取到了几部吉普车、轿车和一些业务设备。回顾重建初期，一切百废待兴，十分困难艰苦，黄赤波同志对重建工作是有功的，可惜他走得太早。

据知情人士说，开始内定正副检察长是黄赤波、陈庭槐、钱惠民、我，因有人向市委写信反映我在“文革”中有问题，为慎重起见，先宣布我为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1980年下半年，我被派到北京参加审判“四人帮”，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助理检察员。1981年，“慎重”了三年多，我才被任命为副检察长。如此算来，这个副检察长晚当了十三年，主要是“文革”的原因。我也不大介怀，依然埋头工作，1983年3月通过法定程序，我被任命为检察长。

这个检察长是经过民主推荐产生的。据事后了解：秦昆同志因为年龄和健康原因向市委提出辞职，市委委托他物色接班人。他亲自操作，发动市检察院处级以上干部推荐，我得票最多。他把推荐的情况不加个人任何观点，原原本本向市委常委会汇报，常委会一致通过，把我作为检察长候选人提交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在会上顺利当选后，由市委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转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任命。这样的程序产生检察长在上海是首例。

我立志不辜负上级重托和同事的信任，努力把检察长当好。在任期五年里，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入贯彻、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年代，本着改革的精神，我始终抓住队伍建设不放，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在这期间，选拔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有些到现在仍然是检察队伍的骨干和领导力量。始终抓住机关作风建设不放。当时，市委整党办公室的同志认为市检察院是党风基本好转的单位。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1988年，我当选为第七届市政协副主席，历经五年的兢兢业业勤恳工作后，1993年3月办理了离休手续。

回顾往事，“反右”运动及“文革”岁月在我身上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对于我当然是深感痛苦的一段经历，但它磨砺了我的意志，也锻炼了我的心性，使我更加珍惜此后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苦难无从选择，而如何面对苦难是人生的最大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运动催生的种种磨难也令我受益终生。

（作者为上海市检察院原检察长、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

责任编辑 秦明章 杨之立

附录：

再谈交朋友

王 兴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本人吟诗一首，《浅谈交朋友》。诗曰：“传统交友讲义气，当今结盟看钱势，大权在握门若市，一旦坎坷宾客稀。本人交友重德才，德高才疏不嫌弃，最恶风派势利眼，有利巴结无利低”。

这首诗，只是从反对“庸俗”作风方面讲了点观点。对交友的一些根本问题没有谈及。当然，靠一首诗是难做到的。我认为怎么交朋友，涉及到人的素质，文明程度、社会风气等问题。总结、推广这方面的好传统、好美德，对改善社会风气、增强团结、提高国民素质大有好处。

一个社会的组成，人是第一要素。人总是要交朋友的，从广义来说：同事、同志、同学、同乡都属朋友之列。这里有多种情况，有的只是一般相处，没有建立感情，或分离后就无来往。有的虽有来往，但感情不深，或无事不登“三宝殿”。有的来往密切，但是，各有私心，互相利用，建立在权钱交易之上。有的相处投机，成为挚友。还有反目为仇，断绝来往，甚至矛盾激化，酿成悲剧。如此等等，举不胜举。

但是，对个人来说，与人交友应当做到：（1）心胸大度，善待逆言；（2）推心置腹，以诚相见；（3）严以律己，宽以待人；（4）关爱别人，助人为乐；（5）对待“穷”友，永不怠慢；（6）善视人品，交友重德；（7）不卑不亢，平等相处；（8）顺境挚友，逆境不变。

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八个方面。只是抛砖引玉，与众亲朋交流。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际之间要有互信。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际之间不敢交心，总是无端猜测、怀疑别人，若干“反党集团”就是由于无端猜测、怀疑造成的假案。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诬陷为影射反对毛主席。小说《刘志丹》被诬陷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文革”期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已发展到登峰造极。我认为肃清这方面的流毒，是长期的任务。愿为创造诚信、文明、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众亲朋共同努力。

2014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