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后，911引出的难题仍旧一地鸡毛

林达

那个轨道车驾驶员，刹车失灵，前方有五人会被撞，如果转动方向盘，就可以只撞死另一股道上的一个人，他该不该转动方向盘？

在全球范围，911以后的十五年里，发生恐怖袭击的死难者高达十四万人。

马里兰大学有一个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显示截至2013年，全球恐怖袭击死亡率是2000年的五倍。根据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仅在2014年，全球近一万七千起恐怖袭击，造成超过四万三千五百人死亡，超过四万人受伤；在2014年发生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中，穆斯林制造的自杀攻击高达99.5%。

既然恐怖威胁是真实的，没有理由责怪民众心存恐惧。奥巴马任总统在反恐八年后，以回避“反恐战争”的说法、回避直指恐怖主义敌手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试图回避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宗教极端的关联。

希拉里本身执掌奥巴马前期外交，也认同奥巴马概念，区别是，在竞选中途，在川普压力下，希拉里也开始使用“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个词。在竞选中，两个竞选者的叙述就有如下差别：

希拉里认为，伊斯兰教不等同于恐怖主义，穆斯林不等同于恐怖分子，这很容易证实。推论是，反恐和这个宗教以及教徒无关，不应该在移民和入籍问题上，对穆斯林设置额外障碍。

川普认为，承认前者的两个“不等同”，但是追加了倒过来看的事实：当前世界面临的恐怖战争，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发动，反恐战争的敌方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袭击者基本都是穆斯林中的极端分子。他的推论是，恐怖袭击者可能隐藏在移民中进入美国，所以，提出他降低恐怖袭击威胁的对策之一：暂停穆斯林移民美国，建立一个甄别机制，只容许甄别后确认无害的、认同美国价值的穆斯林，移民和入籍。

问题是，后者技术上不可能做到。

反恐中涉及的人道困境，是千古哲学难题

川普被斥为“法西斯（纳粹）”的另一个观点，是他宣称自己不反对在需要的时候，不排除对恐怖分子施用“水刑”。

911以后，由小布什政府下令，“水刑”成为获取情报的一种手段。也是小布什成为众矢之的、世界公敌的原因之一。

其实，这是人类始终没有解决的古老哲学难题，911再次把它推进现实。

人类进步不是齐头并进的，有时候，孤立主义也无法为你筑起一道洁身自好的高墙。曾经把孤立主义当作国策的美国，还是被动地被拖入两次世界大战，在二战中还扔了两颗原子弹。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创立了联合国安理会机制，使得世界成功远离了世界大战的威胁，已经七十年。

在此期间，文明世界也获得心理空间，以各种方式检讨战争，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人道主义。对于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这样的检讨对避免战争尤为重要。但是，检讨也常常在不经意间，对一些有明确是非的战争，逐渐混淆了其交战双方“正义和非正义”的本质差别。以对交战双方军人和民众经历的苦难，给出一个印象，似乎任何战争，对双方都是一样的，对于士兵来说，更是没有实质差别，这带来之后的一系列思维混乱。

就二战来说，一切灾难根源来自德日意等政府的狂妄和非人道，他们劫持了本国军队甚至民众，去制造本国和他国民众的灾难。

所以就战争起因来说，这是人道与非人道的对决。对于后者来说，你分分钟可以放弃，只要你放弃，你自己一方和对方的一切战争苦难就结束了。而对于盟军来说，他们被迫进入战争，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本国和他国人民的自由，不必遭受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苦难，如果他们放弃，世界会进入黑暗期。

双方士兵的个人战争苦难和生死，表面看上去细节相似，令人一样同情，但是在实质上，有着截然不同、对立的意义：纳粹士兵，不论他们经历多少战争苦难甚至死亡，他们的行为本质，只是在把世界推向黑暗作努力；而盟军一方，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世界和平与自由的可能。

对于这一类有明确是非的战争，离开“正义和非正义”前提，只讨论在细节上的人道，都很可能轻易迷失。

这种迷失带来一系列是非不分的困扰，纳粹军人杀人，盟军士兵也杀人；纳粹轰炸了，盟军也轰炸，甚至还扔了原子弹。我们和纳粹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二战是你们发动的，我们的一切行为是被迫的，只是为了结束战争。也就是说，在二战中，南京大屠杀死难的责任者，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广岛长崎原子弹死难的责任者，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

所以，对于正义的一方，战争最残酷的部分是什么？是为了战争胜利，你必须完全改变自己。士兵必须杀人；将军不但指挥杀人，还在必需的时候，为了一个战略或者战术考虑，送自己的大批士兵去死，经常误杀甚至大批误杀平民；甚至在确认造成大批平民死亡必定能换来战争结束、换来避免更多人死亡的两难困境下，由自己来决定、承担后果，选择两害取其轻。

所以，我一直记得那块石碑：士兵就是那样一些人，我们送他们去我们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让他们做我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二战中，盟军的军人、指挥者，为了终极的人道及和平，被逼迫做了和平时期他们不可能去做的极为残酷的事情。但是，得益的民众，会在享受长久和平以后，自认拥有了高于他们的、谴责他们的道德位置。

小布什以为是自己的命令，杀死了四十名无辜美国人

ISIS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打击，残害了数以千百计的更多民众，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石油收入没有得到控制。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ISIS有每天大批运油车队走固定的运输线，轰炸这条运输线，是任何战场指挥官都会想到的应对战略。

但是，奥巴马政府长期没有下令这么做，拖延了非常长的时间才开始轰炸，解释是：不轰炸的原因是考虑到开运油车的司机可能并不是ISIS的人。

这的确是一个人道理由。可是，石油因此更长久地养活了ISIS，他们有机会发动更多恐怖袭击、杀掉更多更多的人，这个人道灾难的代价又怎么算呢？

前面说了，911之后失去现成逻辑与机制的反恐战争，思维必定陷于更大混乱。因为新的理论、新的机制无法出台，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

在911博物馆的那个短短纪录片里，小布什回顾了911那天，可能是对他个人心理上最可怕的一刻。

当时世界贸易中心的两栋楼已经被两架大型波音客机撞毁倒塌，五角大楼也受到同样攻击，另一架被劫持的联航93客机还在天上，这架客机将攻击哪里、还会杀死多少人，完全不清楚。

两害取其轻，最后，小布什迫不得已，下令击毁那架载有七名机组人员和三十三名乘客的客机。

战机已经升空，之后传来联航93坠毁在宾夕法尼亚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小布什以为，就是自己的命令，等于是亲手杀死了机上的四十名无辜美国人，几近崩溃。

结果发现，在战机动手之前，这些乘客已经得知世界贸易中心被袭击之后，决定和恐怖分子搏斗，最后不幸机毁人亡。而这些勇敢的普通人，却差点死于自己国家的战机，死于自己总统的攻击令。但没有人责怪小布什的决定，这就是战争。

在遭受这样的攻击、损失和死亡之后，下一波攻击完全不能预测，反恐这个特殊战争必定把情报战升为第一，可能一个口供就避免一场恐怖袭击。

如果能够用非人道方式逼迫一个人说出袭击计划，就可以避免三千人死亡，就可以抓住罪魁祸首，那么，要不要做？这就是当时小布什必须做的选择。

结果，小布什选择了下策，批准了有限酷刑审讯获取情报的计划。这个计划从2002年开始，在小布什总统任期结束的两年之前的2006年结束。

奥巴马总统是2009年1月开始执政。奥巴马上任第二天，也明确下令，不再使用酷刑。

是撞死一个，还是撞死五个？

2014年，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在审查六百多万份内部文件后，发表了六千七百页长篇报告的五百二十五页的摘要，其中指出，建议和执行这个审讯计划的中央情报局，是在审讯的残酷性和得到的审讯结果两个方面，误导了白宫。

而中央情报局回应说，他们的法律顾问认为：“如果这样的方式导致成千上万条生命得到拯救，就可能广泛被接受。”

参院报告认为，已经发生的审讯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对此予以否认。

一般认为，面对世界检讨的参院报告，是一个彻底的终结。但是从这次川普的旧事重提，声称鉴于ISIS的大规模屠杀，应该不惜采取一切措施包括水刑来获取打赢反恐战争的情报，就会发现，困扰并没有远去，这个议题远没有终结。

反酷刑是美国宪法《权利法案》里就有的内容，美国也有具体的禁止酷刑的法律。

按常规，违法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奥巴马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这是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负责人对奥巴马总统感到非常愤怒的原因，该负责人认为：“奥巴马政府如果不能把责任人绳之以法，那么，今后再次发生安全威胁的时候，恐怕酷刑还是会成为政策选项之一。”

在2014年参议院的这份报告公布之前，奥巴马几次谈到这份报告，他表示：任何“看法公正的”人都会认为，中央情报局对在押人员采用的部分手法等同于刑讯逼供，报告是提醒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国家的本质，并非体现在一帆风顺的时候的作为，而是体现在艰难时期的作为”。

但是，奥巴马同时表示：自己理解911袭击之后CIA面临的压力：“对于他们所做的艰巨工作，我们不应该事后过于故作高尚。这一点很重要。”

人权组织的担心显然是有理由的。虽然奥巴马的回应是一个抽象表态，已经充分表达了这个现实困境并没有解决。

只不过两年，在ISIS展现了它的安全威胁能量之后，美国大选已经回归这个话题。当年小布什和中央情报局在决定采取如此非人道审讯计划的时候，并没有公之于众，而是在 2006年结束这项计划的几小时之后才公布的。

结束的原因，和911已经过去五年，没有遭遇同等级别的袭击有关。公布之后，所有“涉案者”，决策人和执行机构，都受到严厉抨击。

这是必然的，不论在历史上，还是从未来去看，凡是试图通过一个非人道手段度过国家危机的任何人，都“死定的”：危机会过去，现在，你都无法证明，正是这个非常手段避免了更大灾难，在未来，危机本身变得模糊和消退，手段的非人道必然会凸显出来；从长远的历史去看，那些深陷中世纪黑暗的极端主义的野蛮角落，最终也会被阳光射入，而绝对的善、人道主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目标。

但是，在眼前，那个千古哲学难题，并没有被解决：那个轨道车驾驶员，刹车失灵，前方有五人会被撞，如果转动方向盘，就可以只撞死另一股道上的一个人，他该不该转动方向盘？如果口供涉及三人、三十人、三千人，甚至，三万人的生命，应该怎么办？

所幸，你我都无须面对这样的选择，但是，有人会在这样的位置被迫作选择，无可逃遁。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有人公开挑明了这个困境，而不仅仅是：“此人就是希特勒”。假如仅是后者，反倒是太好办了。

那么，如何判断以原子弹结束二战的杜鲁门总统不是希特勒？其实很简单。谁的战争手段是为了结束战争？

当时假如日本愿意投降，杜鲁门就不会扔原子弹。在反恐战争中，我们看到的只是有人发动恐怖战争，应对混乱、有对有错。但是，有一个本质区别，就是我们都知道，假如恐怖战争的威胁消失，这些应对会全部立即消失。这是“我们”没有变成“他们”的基本点。而如果我们停止反恐，恐怖将淹没世界。这是反恐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相同的地方。

这些难题出现下策，正是因为：反对方只要求停止“下策”，当重大危机再次出现，却无力找到替代它的“上策”和“中策”。

只是，在现实危机前，我们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