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秋：教人看画，就是功德
王悦阳
青山白云，杂花生树，老干新姿，健碧缤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海上丹青大家陈佩秋的绘画无疑都是独树一帜的，从重彩工笔，到泼墨写意，乃至逸笔草草，都别具风韵，表现出她是一位独特性格的画家。熟悉陈佩秋的人都知道，她早年曾以山水为起点，上世纪50年代后专攻花鸟，画风浓丽秀美，格调委婉含蓄。90年代开始她又着力探索细笔青绿山水，并大量吸收西画光、色的表现技巧，堪称别开生面，近一个甲子的艺术探索，耕耘收获，直至晚年，陈佩秋的青绿山水大多用彩墨写成，光华灿烂，大气天成，开创了彩墨结合的中国画新风。
也正因此，在今天的上海画坛，92岁高龄的陈老成了独树一帜、硕果仅存的一代大师。身为上海书画院院长的她，无论是出现在展览会上，还是研讨会中，抑或在京昆名家演出的剧场里，一头银发，身姿干练，儒雅大气，快人快语，耄耋之年依旧不改其纯真、直率的本性。在前不久揭晓的“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奖中，陈老当之无愧地获得了“终身成就奖”，喜讯传来，恰巧《新民周刊》记者在陈老家拜访，面对祝贺，老太太微微一笑：“其实我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没想到获得大奖。评委可能是看在我年岁那么大，还在书画领域里不停地探索、研究吧！我想，只要我的生命不息，我就会把书画事业做下去。我希望自己能再多做几年。”
的确，虽然近年来陈老年事已高，可身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一点也没有减轻。不仅有着大量的书画创作任务，还招收了为数众多的学生，意欲将中国画文脉代代相传。就在前不久成功召开的APEC会议上，20个成员经济体的领导人，都收到东道主中国发来的一份请柬，而这份米黄缎面、云锦图案的请柬，正面以行楷体书写的“请柬”二字，就是出自陈老之手。还有整个会场中悬挂的古色古香的中国式骨瓷宫灯，选用的也正是陈老的两幅作品，一幅是描绘在摇曳的竹叶中穿梭的小鸟;另一幅则是非常具有陈老典型风格的重彩青绿山水。那是92岁高龄的陈老，用了整整五天五夜时间潜心完成的精品佳作。
如今，陈佩秋寓居西郊一所花木扶疏、清幽雅致的小区中，每天依旧笔耕不辍，尽管去年开始有点痛风，手腕关节疼痛，画画受了一点影响，但她依旧把大量的时间都投身在书法创作与古画鉴定之中，常常凌晨时分仍举着放大镜在宋元名家的画册上忘我地做着批注。人生至此，除了心爱的书画艺术，陈佩秋早已无欲无求，因此，她的生活饮食严格克制，茹素，打拳，写字，每天也雷打不动地吃上一些坚果，日子过得充实而满足。
高花枝头晚始开，香在琼楼最顶层。大器晚成的陈佩秋以其对艺术的执著、坚持与不懈探索，迎来了人生一座座高峰的到来。
临古求精
《新民周刊》：尽管您已92岁高龄，但至今身随笔健，精力充沛，令人感佩。最近您动笔画画的时间多吗？
陈佩秋：说实话，很少。我天天在家里坐着，尽量谢绝一些社会活动，可是事情照样忙不过来。每天不断有客人来拜访，不少是来求我看画的。我有规矩，替人看画，一分钱也不收。而且好坏真伪，我都会一一告诉你，毫无保留。因此找我看画的人特别多。这也影响了画画的时间，很难静下心来。另外就是有点痛风，所以写字的时间相对多一点。
《新民周刊》：您是河南南阳人，青少年时期却是在昆明度过的。因此您对那里非常有感情，至今每年酷暑您还是会去昆明避暑、作画、会见亲友，是不是相对在那里能够拥有多一点的创作时间？
陈佩秋：前几年去时都是如此，现在也不行，朋友们都知道我会去昆明避暑，因此找我的人还是很多，没办法，呵呵。说起昆明，我小时候就在那里生活。那时候并不喜欢画画，我自小数理化成绩很好，因此志愿是学理工科。我的哥哥是钢铁专家，从前在中学的时候，我的数学比他好。但我的父亲比较封建，他说女孩学什么科技，学学经济，以后在银行做做会计就很好了。于是他就做主，给我改到西南联大经济系，但我不要读经济。
那时候，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黄君璧等不少画家都来昆明办画展。可以说，抗战时期的昆明，聚集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我经常去看画展，看得多了，就渐渐认识了他们，有一次黄君璧先生问我：“你那么喜欢绘画，为什么不来考国立艺专？”我想想有道理，于是就去重庆考国立艺专。那一年我22岁，一考果然被录取了，就这样开始了和绘画的缘分，一直到今天。
《新民周刊》：据说您在求学时恰逢“新制”，三年就能毕业。可是您放弃了，主动要求再学几年。
陈佩秋：那时候，国立艺专可谓名家如云。当时潘天寿、郑午昌、黄宾虹等大师，都做过我的老师，让我受益匪浅。抗战胜利后，我随学校回到杭州，前前后后一共读了七年，本来我读三年就可以毕业，但郑午昌先生劝我：“三年太短，你还学不到什么东西。”我觉得有道理，就主动要求延长学期，于是在学校呆了七年，七年里面的重点我大都是临画、写生。
《新民周刊》：我知道当时在临摹这件事上，不少老师、同学与您的观点不尽相同。他们对于您不断临摹古画尤其是宋画的这件事情并不理解。比如黄宾虹先生，他看您临摹赵幹的《江行初雪图》就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匠人画的画”。
陈佩秋：的确。我学画那时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临摹、写生。好像对别的东西都不感兴趣。记得当时恩师郑午昌先生带来许多明清的印刷品和照片让我临摹。清六家、明四家，能找到图册的我都临。山水我是由下往上临，从清、明、元一直上溯两宋，几乎每个朝代都临过。花鸟则是由上往下，主要是宋人，因为那是高峰，元代的也临了一些，明清的就衰落了，很少临摹。这七年里，我前后大概共临摹了近百幅作品。当时高年级班的同学都创作两三年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嘲笑我，这个人没本事，高年级了仍是整天临画。但我不以为意，我又不要急着自己做什么创作，我觉得哪些东西挺好的，就去临，一直临了很多年。毕业后到上海，到了文管会以后，包括后来进上海画院后还在临，基本是一看见好东西就要临。
《新民周刊》：翻看您的画册，早年大量的临古作品，体现了您在艺术上的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当时的印刷条件并不好，可是您的临摹却一丝不苟，几能乱真，可见是下了大功夫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