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域融合中构想合作治理

张康之

在工业社会中，民主是社会治理的精髓，人们也提出了诸多民主方案。可是，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理想的民主形式一直未能发现，每一个民主方案在付诸实施时都很快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缺陷，甚至会把社会治理导向合法性危机的地步。在20世纪后期，协商民主被作为一个改进方案提了出来，而且，可以认为这一方案充分贯彻了民主的精神。也正是因为它彻底地贯彻了民主精神而把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看成是完全重合的事情，在协商民主的视野中，除了政治生活、政治活动之外不再有其他。所以，这一理论的理想目标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都卷入到政治过程中来，通过协商的方式去处理社会治理中的一切事务。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工业社会的领域分化条件下，社会成员必然会在不同的领域中开展活动，专业活动以及社会生活的多样性都决定了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并不重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领域融合的趋势，这是否意味着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将走向重合呢？笔者认为，领域融合决不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泛政治化，反而恰恰是政治的式微。政治在一个社会中的重要性将会下降，而社会生活中的非政治内容将会被突出到更为重要位置，人们在非政治的途径中自主自觉地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赢得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且能够创造和谐共在的局面。这个时候，所谓集权与民主的问题，都将不再会滞留于人们关注的中心位置中了，关于民主的改进策略也远远没有学者们所想像的那样迫切和重要了。所以，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今天，对于人的共生共在而言，致力于民主改进策略的任何一种民主方案都不会像人们所渲染的那样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当前人类社会急需建构的是合作而不是民主，既往关于如何治理社会的主题正在为合作的主题所置换，社会治理变革将不再是在现代化所开辟的道路上去探索前行的方向，而是需要实现一次根本性的转型。如果说现代性的社会治理仍然是以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方式进行的，那么民主只不过是为了保证控制和支配的行为不滑向非理性方向的一种保障机制。现在，当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成为一场现实的社会运动时，特别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又一次重要的社会转型的情况下，我们所需要的是应当去构想一种不再有控制和支配的合作治理。一旦沿着这个思路去思考社会治理变革的问题，就会看到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包含着领域融合趋势，而这一趋势恰恰能够为合作治理的构想提供客观证明。

一、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领域融合

进入新世纪后，一种回归历史的思潮弥漫在人们的心灵中，在人们受到了风险社会以及危机事件频发的惊扰后，安慰人们心灵创伤的所谓“心灵鸡汤”都可以在古老文献中去发现加以煲制的原材料。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是探索前行的道路还是回归历史？已经成为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显然，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是工业社会的延续，而是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转折点。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启，它决不会以某种历史循环的形式出现，不可能让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再现。我们认为，相信人类历史进步的理论才是最具现实性的理论，反之，那些缺乏创新勇气的、在每一个时代重新把逝去的历史描绘得无比美好的理论，则是一种空想主义的。马克思在使用“乌托邦主义”这个词语时，所要批评的就是那些向往农业社会田园生活的空想主义者。然而，在一些缺乏学养的人那里，却把一些基于现实而构想未来的理论批评为乌托邦，这其实是因为无知而使用了这个词语，也正是因为他们无知而往往显得理直气壮。面向未来的科学构想决不是乌托邦，而是直面当下的问题和困境所进行的探索，而且是基于现实中已经呈现了的社会发展迹象做出的。

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社会治理中存在着如鲍曼所说的“把个体面对的、私人处理的难题转换成公共的、集体面对的问题，把公共兴趣转换成个体追求的生活策略”[1]（P3）。我们向政府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把我们无法处理、无法解决的问题抛向政府，要求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然而，当公共权力的运用与我们个人的生活追求稍有偏差的时候，又倍感不快，提出批评。以至于学者们以及公共部门中的行动者必须不断地梳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不断地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边界描黑或刷淡，即不断地对公共问题和私人问题进行重新定义，力求消除一切可能出现的争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场改革来看，各种各样的理论轮番登场而又迅速消逝，这无非是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的划界问题上推销自己的主张，有的主张“强政府”，有的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有的主张政府利用社会和向社会购买服务。然而，实际情况则表明，所有这些努力都只能见一时之效或收效甚微。这就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化后产生的问题，只要领域分化的结果作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现实而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上述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出于解决上述问题的需要，也应当探索终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局面，让历史走向领域融合的方向。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背景下去观察社会和思考社会治理的问题，就会发现，始于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领域分化进程已经终止，一种领域融合的趋势已经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因而，社会治理的变革应当首先考虑到这一历史趋势，需要基于领域融合而去做出新的安排。

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使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单就技术进步而言，就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甚至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互联网进入人们的生活，随着互联网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基础性平台，一个匿名社会似乎正在形成。如果考虑互联网迄今仍然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平台和作为社会的构成部分而存在的话，或者说，如果互联网的发展只是社会网络化的一个“原始阶段”的话，那么，随着网络的多样化以及对社会的形塑，可以期望一个虚拟世界必将诞生。虚拟世界可以认为是一个匿名社会。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农业社会的熟人社会，尔后进入了工业社会的陌生人社会，而未来将是一个匿名社会。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熟人社会的治理方式不适应于陌生人社会，那么，我们既已拥有的这种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生成的适用于陌生人社会治理要求的治理方式能够适应匿名社会的治理要求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既然匿名社会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促使了人的匿名化？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也许要去追溯那些曾经使人陌生化的因素，以便从中获得启发。我们发现，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主要是两个因素促成了人的陌生化：一个是“脱域化”，它使人离开了地域性的熟人社会，或者说，流动了起来，每日面对的人都在变化中，没有时间去达成熟人关系；另一个则是市场经济，它把人置于竞争场景中，每个人都把对他人保密或与他人拉开一定距离作为竞争制胜的策略，从而成为陌生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再度脱域化将会导致陌生人向匿名人的转变。如果说发生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脱域化使人脱离了地域而进入了由专业化所造就的领域中的话，那么，再度脱域化则是脱离领域。从目前看来，是由于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使专业分工及其领域分离的合理性丧失了，从而出现了领域融合的历史运动。领域融合也同时意味着领域开放，使原先被局限于具体领域中的人走出所在的领域。然而，当人走出领域后，会不会四处游荡呢？其实，答案就在网络的发展和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中。主要是社会网络决定了人的匿名化，并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匿名的社会。几乎是在互联网出现的同时，社会的网络结构也开始萌发，并把社会改造成为非领域化的场所，从而使人们可以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开展活动。随着人们走出自己的领域而进入无限广阔的社会空间后，也就展现出了匿名的特征。如果说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的话，那么，在今天，社会治理的重建就需要充分考虑人的匿名化的问题，需要思考如何建构起适应于匿名社会治理要求的社会治理体系。

农业社会是地域隔离的社会，在每一个地域之中，都有着特定的风俗、习惯和共有的文化，从而使人们成为熟人。熟人之间的关系不从属于利益视角的解读，因为这个社会是同质性的和简单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农业社会的每一个地域性的社会中所看到的都是依靠权力的治理，因为这个历史阶段中的每一个地域性社会都是熟人社会，具有同质性，而且比较简单，依靠权力去开展治理既是可行的也是能够满足要求的。在脱域化的过程中，人因为走出了地域而进入了陌生人社会，而且，这个社会又走上了领域分化的进程，被分割为不同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理已经不再是地域中的治理，而是需要面对不同的领域，或者，需要凌驾于不同的领域之上去开展统一的治理。结果，就生成了面向不同领域的普遍性、同一性的社会治理方式。就这个社会而言，由于领域分化而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呈现出职业化、专业化的特征。在职业化、专业化的活动成为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的条件下，人因长期被囚禁在某个具体的领域和具体的专业活动范围内而变得心胸和眼界都会极其狭窄，他重复获得的经验限制着他的意识、思维和视野，往往会本能地拒绝那些来自于他的经验以外的实实在在的事物。因而，面向整个社会的普遍性、同一性社会治理方式在每一个人那里得到的理解和回应都是不同的，唯有在形式上要求人们都遵从规则，而在复杂多样的实践活动以及社会关系处理中，却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促使人们广泛的交往和交流则是对普遍性、同一性的社会治理提供支持的重要途径。所以，到了20世纪后期，作为一种改进社会治理的哲学构想——交往行动理论被提了出来。

我们发现，正是在工业社会中的普遍性、同一性的社会治理遭遇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时，激发出了哲学家去创建“交往行动理论”的冲动，而交往行动理论又直接促成了协商民主的政治方案，哈贝马斯是以其著述反映这种追求的一位思想家。然而，在职业化、专业化的条件下，人们只能通过书本去与在他领域、他专业活动的人进行交往，以至于20世纪后期的一些学者也倡导学习的理念，并提出诸如学习型组织等设想，目的就是要解决人的观念封闭和眼界狭窄引发的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路径和社会治理演进逻辑中提出的改进方案，而不是对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变革所作出的探索。当思想家、学者等表现出了对工业社会发展逻辑的路径依赖时，现实的历史进程却开拓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全球化、后工业化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社会以及社会治理模式建构都必须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进行。由于领域融合的步伐在加快，由于职业和人群的流动性迅速增强，由于人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网络技术所推动的人的广泛和高频互动，正在打破几乎所有可能导致人的观念封闭和眼界狭窄的因素。这个时候，人的创新能力就更多地受到人格、责任意识、问题洞察力和知识领悟能力等方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外在性的障碍消除后，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人的内在性因素。这无疑宣布一切旨在控制和支配人的社会治理方式都丧失了历史合理性，而是需要建构起一种在每一个方面都能够促进人的自觉性和自主性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工业社会领域分化的条件下，确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竭力把哲学和自然科学以及精神科学，或者说竭力把哲学和逻辑学以及数学相同化，只会带来新的问题”[2]（P35-36）。作为领域分化典型代表的科学分化使每一门科学都表现出了自身的专业性价值，同一性追求如果以抹平科学门类间的差异为目标的话，肯定会导向错误的方向，那只能说同一性追求本身已经进入了走火入魔的状态。当然，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某些具体的科学学科因为在科学体系中的价值丧失而衰落并消失，或者被新的科学学科所吞噬或替代，都是有可能出现的现象。但是，在工业社会领域分化的语境中，学科分化所造就的则是一个学科之林的景象。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科学研究看，交叉研究成为时尚，在这之中，显然包含着打破学科边界的追求。我们认为，科学研究中的这一现象是与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的，是因为社会发展中包含了领域融合的趋势，从而反映到了科学研究中来。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全球化、后工业化成为一个显著的历史运动时，领域融合也就显性化为一个可以触摸到的社会发展趋势，以至于科学活动中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呈现了繁荣的景象。如果说社会发展中的领域融合意味着生产、生活和行动边界的消失，那么，它首先反映在工业社会既有的各个领域中也就不难理解了。不仅哲学上的交往行动理论建构、政治生活中的跨领域协商民主构想等都反映了领域融合的萌动，而且，组织活动中的团队、科学活动中的交叉研究等，也都代表了非领域化的冲动。当然，就科学研究而言，让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求助于数学，或者说把所有的科学都归并到数学之中，恰恰是工业社会同一性追求的结果。一旦同一性追求的不合理性被人们所认识到的话，就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不过，领域融合之路需要不断探索，作为一场历史运动，在初期出现一些曲折和反复也是难以避免的。

二、基于领域融合重建社会治理

哈贝马斯指出，生活世界是一片“灌木丛”，关于生活世界的知识是透明的，却又是无法穿透的。在生活世界中，“不同的要素在其中混杂在一起，只有用不同的知识范畴，依靠问题检验，才能把它们分离开来”[2]（P80） 。如果把“生活世界”的概念置换成“日常生活领域”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构成了日常生活领域的要素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于和出现在什么地点，都是不可分离的，每一个要素实际上都包含了和反映了这个领域的整体性特征。如果将那些要素一个个地分离出来，它们就会成为抽象的形式化要素，它应包含的要素构成了日常生活领域或来源于日常生活领域的“质”就会流失，甚至可以说变成了与日常生活领域无关的东西。虽然可以申辩说它们是关于日常生活的知识，却是不具有真值的知识。就此而言，虽然在形式上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知识的界定与日常生活领域相似，而在实质上，依然是有差别的。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并不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分化出来的那种与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并存的日常生活领域，这个生活世界其实只是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进行抽象而获得的关于社会的一个表象层面的认识。

哈贝马斯在描述生活世界的知识时说：“形式语用学家已经从等待根据事实、规范以及经验所区分开来的主题知识转向关注生活世界。这样一种鉴别的眼光使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在背景知识中，依赖、感知以及理解使得对于事情的信念具有合法性。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基本观点，比如仇视和信赖、固执和灵活等，都是一切没有经过反思的前形式或前结构，在言语行为主题化之后，它们才分化开来，并且具有了命题知识的意义，具有了通过以言行事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的意义，具有了言语意向中的意义。”[2]（P80） 在哈贝马斯这里，“生活世界”是社会整体的一个层面，即社会整体的日常行为、交往甚至生活层面，与我们所说的作为社会的一个实体性的社会构成部分的日常生活领域不相同。尽管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日常生活领域的特征，但是，这个生活世界又是不能视为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完整描述。或者说，在静态的意义上说，日常生活领域具有哈贝马斯所描述的这些特征，而在日常生活领域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互动过程中，又有着诸多不同于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特征。

在追问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对于生活世界的再生究竟有何贡献”[2]（P82）时，哈贝马斯通过对分析性思维的娴熟运用而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生活世界的各个部分，如文化模式、合法制度以及个性结构等，是贯穿在交往行为当中的理解过程、协调行为过程以及社会化过程的浓缩和积淀。生活世界当中潜在的资源有一部分进入了交往行为，使得人们熟悉语境，它们构成了交往实践知识的主干。经过分析，这些知识逐渐凝聚下来，成为传统的解释模式；在社会群体的互动网络中，它们则凝固成为价值和规范；经过社会化过程，它们则成为了立场、资质、感觉方式以及认同。产生并维持生活世界各种成分的，是有效知识的稳定性，群体协同的稳定性，以及有能力的行为者的出现。日常交往实践的网络同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范围内一样，远远超出了符号内涵的语用学领域，并且构成了文化、社会以及个性机构形成与再生的媒介。”[2]（P82）如果不与现实相对照的话，我们在哈贝马斯的描述中所看到的是一幅高清晰度的图景。然而，一旦我们想到现实，就会发现，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生活世界，如果生活世界不是一个自为的系统，哈贝马斯所说的这些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比如，科学建构世界中的职位，守法意识，权利、责任、义务的规定，都时时侵蚀着生活世界，或者说，存在于生活世界之中。在领域分化的条件下，生活世界在每个领域中都与科学建构的世界共处于和共有着一个系统，系统中的各要素必然处在互动之中，因而，是无法对生活世界进行独立描述的。由此可见，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所作出的描述并不能看作为对现实的反映。

不过，当我们在工业社会的领域分化中看到并列着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时，并在这三个领域的互动中去理解社会的运行和揭示社会治理是如何凌驾于这三个领域之上去把普遍性的、同一性的规则作用于这三个领域时，就理解了为什么社会治理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那就是社会治理没有考虑到这三个领域的不同。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也由于社会的运行速度较为缓慢，普遍性的、同一性的社会治理虽然存在着诸多困难，但还不至于受到毁灭性的冲击，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社会运行速度的迅速加快，则使社会治理深深地陷入了困境之中。结果，人类社会也因社会治理的无能为力而陷入了风险社会之中，以至于危机事件频发。在这种情况下，对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实施有差别的治理是否可行？这显然会成为人们首先想到的一个补救性方案，但是，这个想法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领域融合趋势已经显现了出来，也使这一有差别的治理方案失去了治理对象。或者说，基于领域分化而去构想社会治理已经失去了历史意义，随着领域分化逆转为领域融合，我们面向未来的选择只能是基于领域融合去构想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的各种可能性方案。

如果能够设计出依据日常生活领域的规定性而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进行改造的话，或者说，如果能够自觉地从日常生活领域出发去促进领域融合的话，是可行的，而且也必然会使整个社会实现根本性改变。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日常生活领域包含着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各种规定性时，以及它所拥有的不同于分析性思维的那种相似性思维方式，实际上已经能够走向对某种新型社会建构方案进行构想的方向。在这一问题上，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的发现和解读都不能作为社会建构的新起点。生活世界虽然与近代以来得以科学建构的世界不同，具有哈贝马斯所说的总体性，是可以用来矫正科学建构的世界已成定势的片面性的，而且关于生活世界的知识也具有语用学上的整体性，而不是专业化、碎片化、形式化的知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并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而是作为社会整体的一个层面而存在的。因而，如果不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坐标中，或者说，失去了被科学建构起来的领域分化的世界，生活世界也不可能存续下去，其实它根本就不是现实中存在着的世界，而是根源于哈贝马斯的分析而形成的认识，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也就是说，“生活世界”是在分析性思维的行进中发现的，从属于静态的观察和抽象的把握，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仅仅是一个不同于科学建构世界的存在形态，或者说，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现象世界。“生活世界”的总体性以及“生活世界”知识的整体性，都是作为分析性思维活动的结果出现的。

虽然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生活世界也是一种新的发现，却不具有原始的客观性。也就是说，尽管生活世界也是在近代以来社会科学建构中一直存在着的，但它毕竟不同于近代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那个与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并立的日常生活领域，没有形成自己能够独自拥有的各种资源。所以，它本身并不能够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如果按照生活世界的模式改造世界的话，依然是源于外在于它的力量去作出安排。日常生活领域则不同。在工业社会所实现的领域分化中，日常生活领域作为传统的保留地本身就意味着它以文化的形态继承了来自于历史的全部有价值的社会生活因素，这决定了它有能力借助于全部历史积淀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整合。不仅如此，生活也是一棵常青树，日常生活领域就是常青树的肥沃土壤，每日都会有新的要求、新的因素在这个领域中诞生，并汇聚成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某种意义上，领域分化条件下的工业社会向前行进的脚步一直是由来自于日常生活领域的动力推动的，直至走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门槛前。虽然表面看来工业社会一直是由公共领域中的构成要素去实施着对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治理，是由私人领域中的生产和经营推动了社会发展，而实际上，无论私人领域中的生产和经营，也不管公共领域中不断生成的法律、政策以及社会治理行动，在终极根源上都是来自于日常生活领域的要求。日常生活领域是一切社会变革要求的发生地，而私人领域则发挥着助推器的作用，公共领域中的一切要素和一切力量却总是处在被动回应的地位上。因此，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领域融合本身就是根源于日常生活领域的要求，也可以说是日常生活领域对公共领域、私人领域进行改造的结果。如果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的领域融合的迹象是可资信赖的，那么，日常生活领域则会在领域融合的过程中将自身的原则、运行模式、观念等加予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并通过这种方式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改造。我们还看到，日常生活领域及其所有构成部分既是总体也是整体，是不可分析的，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存在，也不管它在什么场所出现，都是可感知的、可分辨的整体，是具有总体性的整体。

显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社会治理扮演着无以替代的角色，无论对其作用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不过分。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都把注意力投注到了公共领域，而不是直接针对社会提出改造方案。即使在思考社会正义等问题时，也是寄望于通过社会治理的改进去保障、维护和提供社会正义。弗雷泽认为，社会的多元化将造就出多元公共领域，从而宣布哈贝马斯“单一的、包罗万象的公共领域”[3]（P86）已经成为历史。其实，弗雷泽的观点不仅没有构成对哈贝马斯的挑战，反而明显地停留在哈贝马斯的框框里了。这是因为，20世纪后期的社会多元化已经突破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并列和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状态，正在冲击着领域分化而形成的边界，并造就着领域融合的新格局。在这种情况下，还在公共领域的概念下去解读社会，实际上只是对哈贝马斯致力于专门考察公共领域时所使用的概念的应用。所以，把哈贝马斯单一的、包罗万象的公共领域解析为多元公共领域也并不是一种实质性的创新，而且与现实情况是不符的，更不用说去解释现实和重构现实了。

法默尔在《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①一书中提出：“在后现代性中，公共行政和所有其他学科的非领域化指的是研究性质的变化。知识的条件和可能性发生了改变。后现代性意味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在场形而上学的终结。‘理论化被视作是暂时的，因为后现代性意味着表征的终结、宏大叙事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4]（P302） 在他看来，“在后现代性中，公共行政理论若继续维系目前的状态，必定会走向凋谢。人为的学术划界的时代已经过去”[4]（P300） 。并要求“那些施政者应准备打一场不会终止的战斗，去打破理论格式的局限，而公共行政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就构成了这样的一个格式。行政管理的实践也给实践者构成了这样的一个格式。后现代的行政管理者可能应是这样一种人，他有能力实践和发展反行政的旨趣”[4]（P310） 。我们并不同意这一看法，在笔者看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非领域化或领域融合是一场现实的运动，而不仅仅是研究视角的变化，也不仅仅是知识的重构。如果说需要实现研究视角的变化和知识重构的话，那也应是根据领域融合的现实而去进行研究和形成新的知识体系。这个新的知识体系将作用于领域融合后社会治理方案的设计，其基本点就是，由于将人们隔离开来的一切领域界限的打破，原先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政治谋划将为人们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来的新格局所替代，人们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开展合作，并型构出广泛的合作。这个时候，无论是集权的还是民主的话语都不再有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亦如马克思主义者所构想的那样走向式微，只有合作，才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唯一具有合理性的行为模式。

三、告别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

在领域分化的条件下，虽然民族国家总是极力建构普遍性的、同一性的社会治理，但领域之间的冲突却一直难以避免。而且，在领域之中——特别是在私人领域之中——存在着不同群体间的冲突，私人领域中的群体间冲突又会反映到公共领域之中去，并以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冲突这样一种形式表现出来。领域分化条件下的广泛的社会冲突还会以地域分离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让我们看到“民主”总是与“民族主义”相伴随。在实现民主的多民族国家中，会存在着严重的民族主义分离倾向；在单一民族国家中，则会陷入不同族群的无尽冲突之中。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宪政整合力量极强的国家中，也一直受到种族问题的困扰，在黑人历尽百难而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后，亚裔人遭受歧视的问题却变得比历史上的一切种族歧视都更加厉害。总之，“尽管国家一旦形成就尽可能避免内部分裂，但是这样的分裂依旧经常持续。内战，特别是连续的战争在这个社会出现不可能解决的冲突的时候会出现，特别是当这个冲突有一个明显的地域基础的时候”[5]（P160） 。虽然民族国家会努力通过文化以及意识形态而对国民进行同化，努力消除因差异而导致的分裂倾向，“但是即使专业的观察都对这种倾向大量存在的程度感到惊奇。人们变得彼此类似，但是依旧保持他们差异的进程对于我们理解国家的幸存和非一体化的原因是极为重要的”[5]（P160）。

其实，这一问题的存在是需要从人的利益意识中去加以理解的。就民族国家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而言，是建立在人的利益意识觉醒的前提下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共同体而被建立起来的，是个体的人的利益诉求得以实现的框架和空间。在个体的人的利益集结为具有个体性格的群体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个性化利益群体，并向国家表达其利益主张，要求国家对其利益诉求给予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族国家依据抽象的普遍性原则而建立起了规范化的制度体系，是能够通过中和各种各样的个性化利益诉求而消除分裂倾向的。相反，如果民族国家疲于应付具体的个性化利益诉求，时时选择要求最为强烈的个性化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作为开展行动的任务，就会使矛盾处于持续累积的过程之中，使矛盾逐渐恶化到某一个爆发的时刻，并以分离主义倾向出现。在这一点上，宪政国家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典型的成功治理经验。但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却使所有这些成功经验的历史性暴露了出来。这倒不是说中和不同利益诉求的制度方案所具有的那些抑制分离主义倾向的功能丧失了，而是说这种做法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个性化追求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呈现出日趋激烈的势头，从而使民族国家在整体上面对着严峻的挑战。如果这种紧张关系持续加码的话，也同样会置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宪政体制于失灵的境地。那样的话，民族国家内部的分裂力量甚至会以更加无序的形式出现，其危害度会令人难以想像。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必须思考的不应是如何对既有的任何一种避免民族国家分裂的成功经验加以学习、借鉴和巩固的问题，而是需要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新的要求和新的趋势去前瞻性地设计改革方案。也就是说，需要创造性地进行制度重构和社会重建，需要从领域融合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建构前提出发，而不是停留在近代早期的社会建构前提之中。具体地说，就是要抛弃从原子化个人出发进行社会建构的思路。一旦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追求，也就把我们引向了对人的共在共生的关注，进而，去考虑把社会建构成合作体系的可能性。

即使在表象的意义上去观察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不同，我们也会看到，农业社会的地域化成就了开疆拓土的英雄，而工业社会的领域化则造就了科学和政治精英。但是，开疆拓土是要把世界纳入到某一强权的统治之下，而科学和政治精英则相互怀疑、相互指责，各方都用傲慢的眼光睨斜着其他领域中的成功者。比如，在知识生产领域，人文思想家眼中的科学家和科学家眼中的人文思想家都有着不值一提的方面；在政治领域，来自于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家们相互攻讦似乎是民主生活的必要功课。应当承认，每一个人对自己领域的热爱是一件好事，但是，当人们把他人的领域看得一钱不值的时候，社会被割裂了，进而把社会拖入到一个相互不承认的境地。在社会实现了领域分化的条件下，“权力影响力表现出的最显著特征或许就是其专门化的程度；这也就是说，在一个公共活动领域中拥有权力的个体通常不会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而且，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领域中的个体所属的社会阶层与其在其他领域中所属的社会阶层通常也是有区别的”[6]（P185）。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权力表现出了非专业化的影响力，即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能够得以施展，也同样证明了这个社会尚未充分实现领域分化。只有当社会尚未实现领域分化的情况下，一个拥有权力的人才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谋取个人的利益，而且，这种权力究竟为拥有这种权力的个人谋取了多大的私利，也是难以把握和难以估计的。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某种监督机制而实现对这种权力运行状况的监督。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由于监督机制不健全而滋生了腐败的问题，其实，这种说法是极其肤浅的。在一个社会未能得以分化的条件下，建立监督机制的努力是不会有结果的，即使强行地建立起监督机构，设立了相关人员，那么也无非是多一些人参加权力收益的分赃而已。一旦监督者参与到了分赃过程中去，那么权力的滥用以及腐败就会进入恶性循环之中，直到整个权力体系的瓦解为止。领域分化不充分意味着一个社会还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而在领域分化已经很充分的社会中，也许权力能够得到有效的制约，却无法应对综合性的、突发性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专业化的权力往往形同虚设，以至于无所作为。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基于领域融合的趋势去重新设计权力体制应当成为一个首要的创新点。

在工业社会中，民主是社会治理的终极性追求，但是，民主的概念是非常含混的，在不同的国家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美国所实行的是宪政民主制，英国所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而法国所实行的则是人民民主制。无论民主体制有着多大的差别，都会遇到“参与冷漠”和“操控参与”等问题。我们看到，在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占据了绝对性的统治地位后，不仅政治生活中倡导参与、鼓励参与、动员参与搞得热火朝天，而且在一切管理的领域中，也都开始倡导参与活动。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看，各类管理系统都处在鼓励参与的氛围中。与此同时，管理者的行为策略也从“参与冷漠”转向了“热心操纵参与”方面来了，从而把参与活动也转化成证明和落实其权力意志的工具。当然，这类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而，在建构参与方式和路径方面，在如何规范权力与参与的博弈方面，都有大量的对策性思考。但是，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都是在这样一个默认前提下进行的，那就是，权力与参与是天然对立的，这种对立不断地去挑起管理实践中管理者与参与者的矛盾，压倒性地纵容参与者指责管理者。对于这种情况，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看，显然会给予我们一个并不乐观的未来。另一方面，在民主取得了话语霸权之后，许多社会领域的实践者都不得不迎合这种话语霸权，即便他们发现民主之于其实践是消极的甚至是有害的，也不得不在民主的形式上装装样子和摆出一些姿态。这样一来，其实是产生了某种教育意义，在增强民主的话语霸权方面产生了添砖加瓦的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应当超越这种思维方式，不应当把眼睛盯在权力与参与的问题上并从中去寻求制度化的方案，而是应当在合作的起点上重构行动系统中的各种各样的关系。

在民主的概念非常含混而又受到了严重滥用的条件下，作为民主理论家的达尔表现出了一种无奈。在他无力打破既有语境下民主概念的混乱时，选择性地做出了一些妥协，采取了一种对民主加以分类的方式去证明民主的历史性，即证明现代民主是有着特定的内容和形式的民主，不同于学者们所谈论的抽象民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达尔借此揭示了民主的历史性，无疑证明了现代民主是不可能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点上去的。如果横向地环顾全球的话，达尔的思想还可以理解成民主的地域性，每一种类型的民主都不是无条件地适应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所以，并不存在什么普适性的民主形式。其实，只有抽象的才是普适的，如果民主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就不能是抽象的，而必须是具体的。因而，在历史的维度中认识民主时，在面向未来作出民主制度和行动方案的设计时，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进行民主实践的安排时，都必须作出创造性的探索。

当然，达尔是民主的积极布道者，他为了使民主成为社会治理的可行方式，提出了“多边控制”的构想，而且这一构想在20世纪后期演化成了“多中心”治理的方案，并得到了广泛接受。应当说这是一种反映了进步追求的构想，因为，在当前条件下，打破社会治理垄断，实现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无疑是进步路程中的一大步跨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多中心治理依然是线性思维的延续，依然是对中心—边缘模式的一种修正。或者说，多中心依然是承认中心和边缘的，而不是包含着“去中心”的追求。在中国，对于通晓中国近代史的人们来说，“多中心”也往往会引起人们对军阀割据的联想。当然，人们可以争辩说，“多中心”意味着分权而不是形成分散的地域性中心，但是，在线性思维中去构建多中心，无论是在社会治理的哪个层面上，所实现的都是一种割据状态，至于是否以地理空间的地域性形式呈现出来，都不影响其割据的性质。实际上，在领域分化的条件下，领域割据也是多中心思路的必然结果。比如，中国的大学校园就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乱收费、食堂中使用“地沟油”和变质食材等等，都是极其严重的问题。而大学则可以在“自治”的旗号下脱离政府的干预。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反对多中心的构想，而且，领域融合本身不仅会打破一切边界，而且会使一切中心都走向解体。我们提出网络治理、合作治理，所包含的是对任何一种形式的中心的否定，所欲建构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民族国家的式微，人的流动使各种各样的因素交汇到了一起，呈现出了一些冲突也是必然的。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未来是指向一个合作社会的话，那么，我们相信，既存的各种各样的冲突都将得到消解。比如，我们可以设想合作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宗教，但是，宗教信仰不会构成人们之间合作的障碍，更不会因宗教信仰上的不同而产生宗教战争，反而会促进合作。其实，人类既往存在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宗教冲突是因为其地域性或领域性色彩而导致的误会，那么，在所有的地域观念和领域意识得到解构的条件下，宗教冲突也将消失。当然，在人类进入21世纪时，频繁地出现了一些具有宗教色彩的暴力行动，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地域观念所导致的，就其策源地都来自于那些“脱域化”运动不甚彻底的地域而言，是陈旧的农业社会地域观念与现代社会的矛盾而引发的冲突。如果追究责任的话，可以说，是西方国家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为了确立起稳定的剥削和压迫对象而把这些地域“冷冻”在了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以至于全球化破坏了这个“冷冻”环境后而以暴力冲突的形式出现了。我们相信，这种冲突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会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的持续展开而逐渐地消失。不过，我们也需要指出，如果人们因为出现了这些具有宗教色彩的暴力冲突而试图封闭民族国家的边界的话，那实际上是一种阻碍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的做法。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不会因为人的任何行为而发生逆转，只不过发展的速度会一时减缓而已。这样的话，出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的这种暴力冲突不仅不会得以遏制，反而会在历史的轴线中得以延长，即持续更长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具有宗教色彩的暴力冲突也说明，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由于地域与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的交错存在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了，以至于再度脱域化的运动还有着解构地域的繁重任务。笔者之所以认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取得积极进展的时候，当前存在的那些具有宗教色彩的暴力冲突会消失，是因为人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将建立起合作的理念。一旦人类进入合作的社会，这种合作理念就会成为合作社会中的最高原则，一切宗教信仰都将被置于这一原则之下。如果说神的分歧在农业社会是由于地域割离造成的，在工业社会则是由于人群的割离造成的，那么，到了后工业社会，神也是可以和谐相处的，不同人群虽然信仰有所不同，但每一人群都能理解和尊重其他人群所信仰的诸神，在对信仰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去开展合作。另外，从现有的各宗教的基本教义来看，可以说都包含着某种基本的和共有的善的观念，这些善的观念是能够加以发掘并得到全人类认同的。有了这一点，人们之间的合作就有了共同的道德基础。我们在领域融合中，是应当解读出这一重内容的。也正是在这一重意义上，我们所构想的合作治理是超越了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一切地域边界的。

注释：

①《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译本中将Territorialization和Deterritorialization分别译为“地域化”和“非地域化”，其实，在该书中，这个词语的准确翻译应是“领域化”和“非领域化”，因而，笔者在引用该书时，改为“领域化”和“非领域化”。

参考文献：

[1][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M].于海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美]戴维·约翰·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复杂性：基于参与者竞争与合作的模型[M].梁捷，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6][美]达尔.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M].范春辉，张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