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造反派头目王洪文

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无疑首推王洪文。王洪文是全国第一个被中央文革小组明确支持的跨行业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1966年王洪文正值而立之年，是国棉17厂的保卫科干事。

国棉17厂是上海最大的三家纺织厂之一，当时有8000多名职工。工厂前身是日本人经营的裕丰纱厂，1945年抗战胜利后收归国有，改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17棉纺织厂。1949年后改名国营第17棉纺织厂（简称“国棉17厂”），20世纪70年代又改名为上海第17棉纺织厂（简称“上棉17厂”）。工厂地处上海东北角的杨树浦（也称“杨浦”）工业区，是这个工业区引人瞩目的大型国营企业。

王洪文1934年出生于东北吉林长春的一个贫农家庭。他曾经对人回忆过自己小时候家里的穷日子：“可苦啦！两三岁那年生过一场大病——其实不是病，那是饿的呀！父亲以为我死啦，就把我丢到了荒郊野外，后来摸摸好像还有点热气，又抱了回来。”他1950年入伍，1951年随所在的第27军80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在部队先是当警卫员，后来在师部通信科当通信员（班长级）。履历表上显示他在志愿军军乐队吹过小号。徐景贤曾问过王洪文，王洪文说是吹黑管。而据王洪文妻子崔根娣的回忆，王洪文还会拉手风琴，吹口琴。手风琴虽然拉得不是很专业，但能拉出曲调。1951年6月王洪文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王洪文随部队调往江苏省无锡市。1956年王洪文进入南京预备军官训练团。同年9月，他以副排级预备役少尉从部队复员，分配进上棉17厂工作。王洪文从一个东北农村的青年，参军、复员，成为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大厂工人，完成他身份转换的重要几步。

王洪文小时候家里条件差，只念过3个月私塾，不识几个字。他后来对人回忆说：参军后部队组织学文化，起初他不愿学，情愿上山去打猎。在朝鲜时，有一次家里来了一封信，他请人给他念。旁边的人说：他不肯学文化，不要帮他读。“这句话很刺激我，这样我就开始发奋学习，我托人从国内带来一本词典，就是这样学习了文化”。进国棉17厂之后，他又坚持读夜校，读到初中。在夜校，他认识了同班的女工崔根娣，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据崔根娣以后回忆说，王洪文的语文特别好，以后又比她多读了几年夜校。

进厂后，王洪文最初在四纺车间当揩车工，不久调到二纺车间，成为技术含量较高的保全工，后来又担任二纺车间的治保主任。虽然进入科层当上管理人员，但此时编制仍是工人。1960年3月，王洪文被借调到厂保卫科做民兵工作；7月，他被正式调往厂保卫科任保卫员，人事关系从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成为工厂的科室人员。从工人转为管理人员，编制从工人转为干部，王洪文实现了又一次身份转换。转为干部编制，是对他的提拔，也显示他受到信任。到“文革”前夕，王洪文的月工资是64元。

“文革”后，对王洪文“文革”前的经历，有两种评价。一种评价是正面的，都是朋友、同事的回忆：说王洪文很喜欢看书读报，而且口袋里老装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空就读。这是当时毛泽东推荐给干部们看的书，工人中绝少有人阅读这类形而上的书籍，可见王洪文“文革”前就对政治比较感兴趣。王洪文的人缘也比较好，1958年二纺车间长日班党支部改选，他得票较多。王洪文的同事更回忆说：“王洪文这个人过去表现不错的，不能因为他是‘四人帮就把他的过去说得一无是处，这不符合事实。他以后的表现是以后的事。王洪文与其他人的关系也都不错。”

另一种评价则比较负面：说他在朝鲜当通讯员时“贪生怕死，不愿在前线，一直闹情绪，吵着要求调到后方军乐队”。在南京预备军官训练团时，“闹着要复员”。说他1956年刚进厂时，“吵着要补助，还煽动四五个复员军人一起闹补助”。说他进工厂当揩车工时“吵着要当技术工，当上技术工后，又对师傅说自己不想吃技术饭而想吃政治饭”。说他那次“因改选得票最多，便想当脱产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到厂保卫科，又想当科长”。说他在1960年国民经济衰退时期说：“我东北老家没有吃的，安徽饿死几万人。我们工人应该在厂里做工，怎么到崇明去围垦。”说他因阑尾炎从崇明回上海动手术是“装病”，说他讲过：“‘天灾，我看是人祸！”而且当“党组织号召党员分挑困难，节约粮食定量，他却说：‘他妈的，叫老子饿着肚子干活，这是什么社会主义？什么政策？要把人都饿死了！”说他收听短波，被人发现，自辩说“我听听台湾在讲什么”等等。又据一份资料显示，1958年，王洪文被选为二纺长日班党支部委员，但没当上支部书记。他认为自己得票多可以当上脱产（即专职——笔者注）的支部书记，但上级决定由原来的支书连任，王洪文当不脱产的宣传委员。“王洪文很恼火，经常拒不参加支委会，并事事与支书对立”。

后一种评价都是“文革”结束后对王洪文的揭发和批判，有着明显的时代话语特征。但剥去话语的政治外壳，还是可以大致看出王洪文的性格脉络：虽然是党员、政工干部，但又不像当时一般党员和政工干部那样“听话”，那样“党叫干啥就干啥”；他知道争取自己的利益，有着自己的人生设计或目标；他关心政治，注意掌握各种信息，不但阅读公开发行的报刊，而且收听不被允许的海外信息；他敢说话，也比别人敢出头。但是，王洪文毕竟是共产党员，长期在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纪律下工作生活。上面所列举的所有负面评价，即使在当时政治背景下，也不算太“出格”，那些话也充其量只能算是牢骚话。

不过，许多当年同事对王洪文有个共同感觉：想当官。当时和王洪文一个保卫科的同事马骥，“文革”初期是与王洪文造反组织对立的保守派组织负责人。他认为王洪文平时为人不错，随和、讲义气，喜欢出头为别人说公道话，在工人中有威信，“就是官瘾太重”。而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文革”后对王洪文的评价，则说他“爱管闲事”。崔根娣的意思是说王洪文好打抱不平，好帮人调解纠纷、有公共意识。她说：

王洪文为人热心，爱管闲事。里弄里有位80多岁的老人，与子女吵架想不开喝盐卤自杀，王洪文将老人的子女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为这类事情他也得罪了一些人。“文革”起来，他越发起劲了，真是没日没夜了，好像厂里的事，市里的事，全都要他去操心似的。后来就闹起了“安亭事件”，吓得我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整夜整夜睡不着。我也劝过，可他那个牛脾气，哪里肯听啊，还骂我死落后。endprint

1966年6月12日这天，聂元梓大字报广播后不久，厂医务室旁的大字报栏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轰动全厂。这张大字报由王洪文起草并领头签名，后面还有6人签名，其中5人都是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说：“聂元梓大字报是7个人，我们也来7个人”，这7人全部都是共产党员。

国棉17厂党委当时没有正书记，由党委副书记张鹤鸣主管工作，王洪文大字报就是针对他的。当时厂党委规定“贴大字报要经过组织审阅”，这是厂里第一张未经审阅并针对厂部主要领导的大字报。“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王洪文在受审时，交代他写这张大字报的原因：

我们认为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我当时在保卫科工作，有两个人，应定为反革命，厂党委未表态。我在第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上，点了两个人。党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梢，我思想不通，就写了第二张大字报，点了5个人，家庭出身不好。

第二张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不满，说我骂厂党委，是野心家，阴谋家，全厂写了六千多张大字报。

写第一张大字报后，厂党委和我有对立情绪。有一天，我在屋里写大字报，别人把门倒锁上，党委副书记来敲门，问有没有人，我心里想，你们还派人监视我，我不吭声。书记觉得屋里有人，叫了武装部长带十多人到保卫科搜查，我就火了，骂了党委书记……

王洪文说的书记就是张鹤鸣。张鹤鸣是地下党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对上海社会环境和工厂的人事关系以及生产环节都比较熟悉。他处理事情也比较实际，不像有些干部那样生硬和“革命”；在对管理人员的聘用上，他起用和信任有“历史问题”的“留用人员”，即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工厂的科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员。总之，张鹤鸣的“阶级斗争”之弦不那么紧绷。这是王洪文大字报上所说的党委不抓阶级斗争的由来。

当年与王洪文一起造反，在他第一张大字报上签名的7人之一唐文兰，30多年后分析王洪文写大字报的原因：

王洪文为什么要反张鹤鸣？这是因为当时厂党委规定批判8个人，这8个人有的有政历问题，有的在当时看是反动学术权威。但是厂党委不许超出这个范围批判别人。王洪文认为这是画圈圈、定调子，所以就贴了张鹤鸣的大字报。另一个副厂长张元启提出，对别的有问题的厂领导也可以贴大字报。我们当时也认为厂党委领导自己也有很多问题，却不允许揭发，揭发了就说你反党，这样做其实就是保护他们自己。所以同意王洪文的观点。.

由此看来，王洪文造反，是因为与厂党委在“文革”运动的批判对象上有不同意见，“文革”中这些不同意见被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的政治分歧。但实际上，如果再深入分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种“政治分歧”背后的人际关系因素。对于王洪文的行为，还有另一种解释：

我们厂在“文革”中引起争论的那两个厂长张元启和张鹤鸣，张元启是部队转业干部，文化不高，但资格老，山东人。做起报告，一口山东话，上海工人听不懂。他做报告，即使有时下面听报告的工人走光，他也照念稿子，继续做报告。而张鹤鸣是地下党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浙江宁波人，一口上海话。我觉得，比起张元启，张鹤鸣与工人的关系更密切。二张有矛盾，我看主要原因在张元启。当时他俩都是副厂长。张元启想当正厂长，大概因为他资格更老些。张元启“文革”前分管人事、教育和保卫，和王洪文关系很好。“文革”中他支持王洪文。（李逊1989年7月6日对马骥的访谈）

两个厂长有矛盾，张元启分管保卫科，分管生产的张鹤鸣就从不去保卫科，以避嫌疑或矛盾。王洪文所以说张鹤鸣从1963年起，从没到保卫科坐过哪怕半小时，这是不抓阶级斗争。可见，王洪文贴大字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两位厂长矛盾的影响。分管保卫工作的张元启，因为工作关系与保卫干部主洪文比较熟悉，而张元启与另一个厂长张鹤鸣有矛盾，于是影响了王洪文。

王洪文6月12日就贴党委大字报，这在上海工厂职工中是相当早的。王洪文大字报贴出不到一小时，国棉17厂的上级管理公司——棉纺公司的党委书记立即赶到，召开厂党委紧急会议，作三点指示：保卫科大字报是大毒草；1957年反右斗争的形势又来了；反到党委头上来了，不能稀里糊涂，这就是阶级斗争。厂党委也找其他几个大字报签名者谈话，追查谁是起草者。立即，上百张反击王洪文的大字报贴出。这种阶级斗争过敏症，是“文革”初期点燃群众造反情绪的重要原因。国棉17厂群众中最初的两大派，也在这样的批判和对立中形成。

6月20日，上海纺织工业管理局（纺织局）党委派工作队进驻国棉17厂。工作队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批评张鹤鸣，肯定王洪文贴厂党委大字报的行为。随后，又连续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批判张鹤鸣。但是，这个工作队在国棉17厂没待多长时间便被撤走，市委又派出150人左右的市委工作队，于7月20日进驻国棉17厂。市委为什么要撤走第一个工作队？应该是和刘少奇6月30日对毛泽东的那个建议有关，当时上海其他工厂也有召回之前派驻的“四清”工作队，再改派文化革命工作队的情况。

市委统一组织了一批工作队，这批工作队派得十分匆忙。以往派工作队，总要先集训几天，学习有关文件和政策，再下工厂农村；这批工作队连集训和学习都没有来得及，人员一配齐，马上就下工厂。国棉17厂的工作队是其中之一，阵容十分强大：队长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施惠珍，另外几个副队长，分别是黄浦区副区长张六吉、杨浦公安分局副局长赵戈，上海丝织一厂党委书记焦凤岭，以及上海市总工会教育部部长余文光。

7月20日，新的工作队进厂。第一天就召开全厂8000职工大会，队长施惠珍做报告。据厂里后来整理的“文革”大事记说：

这个报告不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强调“搜索一切牛鬼蛇神”，要全厂职工“到深山密林中寻老虎”。这个报告对前一阶段王洪文等同志与旧党委斗争的革命行动只字不提，对张鹤鸣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罪行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句。endprint

市委对工厂如何开展“文革”心中无数，一切靠队长们自己去摸索，能够借鉴的只有“四清”模式：先发动群众，待群众揭发后，再决定运动对象。在工作队进厂报告后的10天之内：

全厂共贴出2800多张大字报，属中层以上干部的占14%，而贴群众的却占70%以上。把矛头指向群众。

到1966年9月底，全厂共排出四类对象114个，其中厂级干部只有1个，而一般干部和工人群众却有98个，其中已整理成书面的，也-大多是工人群众。在4个月中，全厂150多个车间级以上干部进行批斗的只有4人。

（《控诉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残酷镇压国棉十七厂的滔天罪行》，上海市国棉十七厂工作队“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组1967年1月，上海市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967年2月翻印）

对于王洪文所反对的副厂长张鹤鸣，施惠珍在报告中说是“压制大字报的严重事件”，但没有提及前一阶段王洪文他们对张鹤鸣的揭发。工作队为什么没有对王洪文他们前一阶段的行为表态？据说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前面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工作队派得非常匆忙，两个工作队之间没有交接，他们进厂前不知道王洪文曾经贴过张鹤鸣的大字报，甚至不知道“王洪文”这个名字。（李逊、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12月20日对1966年7月市委派驻国棉17厂工作队队长施惠珍及工作队秘书王曾元的访谈）进厂后，才逐渐了解国棉17厂的情况。工作队认为两个厂长的纠葛是“领导核心争权夺利破坏团结的问题”。对于这第二个工作队，王洪文1980年的交代中说：

工作队由市总工会副主任任队长，一进厂就支持我，正式宣布要我列席党委会。起初，我和他们合作，后来，由于他们和党委观点一致，我又和工作队对立起来。

工作队进厂后，也从一些工人和干部的反映中，了解到王洪文的一些动向。但王洪文此时没有公开反对工作队，所以工作队采取的策略是，“不受王洪文影响，不受干扰，你打你的，我干我的，不激化矛盾，用事实最后说话”。

工作队进驻后，另一派继续贴张元启的大字报，王洪文认为这是受工作队指使。他反对批判张元启，认为他“虽有缺点，但抓阶级斗争是狠的”。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作为民兵连长的王洪文马上与其他负责民兵工作的人商量，想将厂里的民兵也组织成红卫兵。工作队不希望王洪文掌握红卫兵，便想出了个办法：既然红卫兵是学校青少年的组织，那么工厂的红卫兵也应是青年工人的组织。他们因此将红卫兵年龄规定在30岁以下，因为按当时对基干民兵的年龄要求，上限是30岁。王洪文当时32岁，被出局。8月19日，国棉17厂按“十六条”要求，筹备成立厂文化革命委员会。造反派们提名王洪文为候选人，但王洪文所在的厂部科室两种观点争执激烈。厂部科室不但包括厂保卫科，也包括其他生产、技术、人事和党政部，厂部科室一派支持王洪文，一派坚决反对王洪文，结果厂部科室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始终没有成立。而要当选为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代表，必须是自己所在部门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代表，王洪文于是没有当上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洪文和造反派们认为这是工作队干扰的结果，工作队则认为这是群众选举的结果。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国棉17厂工作队也接到电话，让紧急抽调几百名工人赶往市委大楼，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保卫市委大楼。工作队的秘书组副组长找担任民兵连长的王洪文谈话，让他带领民兵去市委门前。工作队此举显示，当时他们没有将王洪文看作异己。王洪文带着工人到旧市委门口后，“发现却是围攻红卫兵，马上叫大家撤走”。

10月7日，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示刚由《红旗》杂志的社论提出，王洪文与唐文兰等6个厂部科室人员便贴出大字报《就目前形势谈看法》，公开打出了反对工作队的旗帜，对全厂震动很大。不过，工作队没有正面组织对王洪文的反击：

我们工作队与王洪文的矛盾，不是因压制王洪文而起，而是因为对二张的态度而起。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压制过王洪文，我们只是对王洪文一定要打倒张鹤鸣的做法既不支持，也没有表态。工作队那时对于张鹤鸣，认为还要再看大家的揭发，不能马上表态。不过工作队也没有批评过王洪文，我们没点过保卫科的名，也没点过王洪文的名，我们没说过任何一句针对王洪文的话，没有做过任何回应。

（李逊、金光耀、金大陆200g年12月20日对1966年7月市委派驻国棉十七厂工作队队长施惠珍及工作队秘书王曾元的访谈）

但是，王洪文他们还是感到了来自工作队的压力。工作队通过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组织了4次全厂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国棉17厂的“文革”对象和方向，实际是对着王洪文他们的。10月10日的辩论中，王洪文被围住，正在此时，国棉17厂技校学生廖祖康，带来一帮学生红卫兵为王洪文解了围。晚上，反工作队的工人们在王洪文家聚会，王洪文提出：“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告状。”当即，决定派15个人赴京。第二天，又在唐文兰家里开会，成立了“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简称“誓死”），成员共30多人，王洪文被推为负责人。10月12日下午，王洪文等15人赴京告状，他们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早上，国棉17厂大道旁贴出了他们15人署名的《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和顽固保皇派如此欺侮我们，难道我们就没有说理的地方吗？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我们有力的靠山。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一定会支持我们的，为此，我们暂时分别几天，到他老人家那里去吸取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他们去北京的火车票钱是大家共同凑的。1966年的10月，还很少有工人敢于离开生产岗位去北京，赴京告状显示王洪文比其他工人有更多的造反勇气。王洪文回来后，曾被国棉30厂的工人造反派王秀珍请去介绍北京形势；国棉31厂的工人造反派黄金海也专程去17厂，请王洪文介绍北京情况。王秀珍和黄金海都很佩服王洪文。王洪文后来受审判时，对他此次北京之行这样回忆：endprint

上访期间，我们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到北京大学、国棉3厂等很多地方，把当时中央领导人讲话抄了不少，有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讲话。

这些对我影响很大。

回上海，厂党委已经靠边站，全厂工作由工作组领导，我对工作组的情绪更厉害了。

我对人说，在北京，工作组已经被扔进历史垃圾箱，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组的天下。

在王洪文们赴京期间，厂里情况发生了些变化：一是造反派又拉起一支新的战斗队“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永忠”），许多“誓死”队员也加入了“永忠”；二是厂里保守派工人也以保卫科干事马骥为首，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有5000多人参加，得到工作队支持。国棉17厂工人已明显地分裂成两大派。

10月25日，王洪文一行回上海。回厂第二天正是厂休日，在王洪文提议下，“永忠”和“誓死”合并，仍名“永忠”，王洪文仍被推为负责人。他提出“永忠”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当天深夜，“永忠”全体出动。第二天清晨，上班的工人们发现厂里到处贴着大标语，尤其工厂大门口和工作队办公室门前，贴着针对工作组的对联，每个字都有乒乓球桌的桌面那样大：“焦凤岭哼哼哈哈捧上压下，施惠珍嘻嘻笑笑奸刁储腹。什么东西”；“热泪盼来绊脚石，纸船明烛送瘟神。滚滚滚”；“落水狗祸国殃民，施惠珍罪该万死。一对宝货”。这天夜里，王洪文又指挥“永忠”查封工作队办公室里工作队员的抽屉。11月1日，“永忠”贴出《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大标语“工作队靠边站！”11月4日，“永忠”占领厂广播台……“永忠”向工作队发起全面进攻。

王洪文与工作队的分歧，在于究竟谁是“文革”对象，究竟如何开展“文革”。王洪文依据的是当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系列社论，尤其是“十六条”。“十六条”公布时，王洪文在厂部食堂高兴地说：“好像中央在直接指我们厂的形势。”在整个造反过程中，王洪文始终努力学习和领会各种文件和社论，据徐景贤后来的回忆：

我在和王洪文共事的过程中，多次听他说过：他在造反的过程中，反反复复认真阅读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甚至深夜不寐，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

而工作队依据的还是17年的政治运动模式，运动的主动权要掌握在工作队手里。两套话语体系不断发生冲突，工作队那套话语体系运转得越来越艰辛而且滞后。往往市委的布置或精神，没有几天，和报刊的社论对照就又对不上了。到1966年的10月底，全国驱赶工作队更是已成大趋势，主管全市工作队的市委“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只得让驻国棉17厂的工作队检查错误。

国棉17厂可说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发源地，王洪文所在的厂保卫科，共有6名党员与王洪文一起造反，保卫科因此被称为“红色堡垒”。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一个党员“文革”后回忆说：

我们厂党员造反的很多，而且我们也不像其他厂，派性闹得那样厉害，我们厂从没有武斗过。开批判大会，也从来不给批判对象戴高帽子，即使是对张鹤鸣，也只是叫他站着听批判，没有其他侮辱性的措施。后来，干部们绝大多数都解放，担任各级革委会负责人，除了少数有政历问题的干部挂着。张鹤鸣后来要求去一纺机厂，王洪文也答应他，让他担任一纺机厂的厂革会副主任。

与王洪文对立的保守派，40年以后说起王洪文，说他“到底是共产党员，比其他的造反派讲策略”。“讲策略”一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还有“讲道理”之意。王洪文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但他骨子里并不是个完全藐视权威和规则的人，所以他的造反行为不像有些造反派那样肆无忌惮。这也是以后“文革”在社会秩序恢复阶段时，许多造反派纷纷被整肃，而王洪文仍被接纳甚至上升的原因。

工作队没有公开组织围攻王洪文，只是不表态，你干你的，我布置我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上级的不表态支持，实际就是反对；正如下级的沉默，也被上级看作是反对态度。所以王洪文感觉到压力。实际上，对于王洪文的行动，工作队始终密切注视并上报市委社教办公室，前后共写了15000多字的材料，还写过一份题为《假左派王洪文大暴露》的简报，报市委社教办公室以及工作队的上级领导纺织局工作团。

1966年9月以后，大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串联，以中共上海市委为批判目标。11月5日，在北京红卫兵的组织下，上海工人造反派串联成立了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王洪文参加了筹备会，并被推为负责人。从此，他从一个工厂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成为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负责人。随着毛泽东对上海“文革”的支持与推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成为“工人阶级参加文革”的典型与楷模。王洪文也因此被毛泽东看中，成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76年10月，“文革”结束，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1992年8月3日，他因肝病逝于北京狱中，享年58岁。（编辑 王兵）

（作者为上海工运史研究人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