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性理论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关系

[摘要]对象性理论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础理论，也是他向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转变的逻辑起点。正是在这一理论视域下，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他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对象性关系的异化以及扬弃异化等问题的阐述，充分显示其思想理论的生态意蕴。对于当下处于生态危机下的人们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人与自然;对象性;生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图分类号]A8;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2-0031-07

[收稿日期]2014-10-10

[作者简介]钱犇（1986-），女，江西南昌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010级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作为马克思转向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标志性著作，被许多学者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1]（P159）自1932年全文发表以来，关于它的研究、探讨与争论就未曾停止过，即便是今天，《手稿》仍然被关注，因为它不仅思想深邃且内容博大，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美学等诸多领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还可以不断地发现其中所蕴藏的秘密。生态思想正是人们在当前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历史背景下对《手稿》进行重新解读时的新认识。众所周知，生态环境问题目前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一项重大问题，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2]（P3）的宏伟目标。而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精彩阐述，不但充分展现了这本著作中所包含的生态意蕴，同时也有利于人类重新审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对象性理论：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视域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研究受到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深刻影响。他从对象性命题入手，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理解为通过对象性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对象性关系。对象性理论作为实践理论的初拟或雏形实际上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解读和把握《手稿》中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重要视域。就其理论渊源而言，马克思的对象性理论其实是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活动原则和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感性直观原则加以整合而成。但是，这种整合并非机械式的、取长补短式的理论相加，而是马克思在批判性吸收他们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真正的哲学创造。

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黑格尔是最早提出“对象化”范畴的思想家，意指自我意识外化、对象化为物性的对象的全过程。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其实就是人的本质，物质的对象则是由自我意识的外化所设定，所以是自我意识的对象性本质。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所说的对象化同时也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而需要克服意识对象，重新占有异化了的人的对象性本质，这不但意味着异化的扬弃，也意味着对象性的扬弃。既然被当作主体的人不是现实的、自然的人本身，而只是抽象的自我意识，那么作为外化对象的物也只能是外化、异化的自我意识，是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自然的存在物。于是，在《手稿》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这是把人变成了既没有自身肉体自然，也没有外在自然对象的“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3]（P102）。当然，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并没有完全否定。他认为，辩证法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创造原则，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将人的自我产生看成一个过程，对象性活动不仅创造出了对象，同时也创造出了人自身。所以说，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3]（P101）。但黑格尔所谓的“对象性活动”、“劳动”是从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活动”发展而来的纯粹的自我意识活动或抽象的精神劳动。因此，对黑格尔而言“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和象征”[3]（P113-114）。主语和谓语、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的关系彻底颠倒了。人与自然的统一至多也只是在绝对精神自身内部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运动中所达到的抽象统一，而不是现实的、真正的辩证统一。

针对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对象性，费尔巴哈提出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一种直观的对象性关系，感性的、对象性的人才是主体。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而不是从绝对的、不变的、抽象的绝对精神出发使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划清了界限，让唯物主义直截了当地重新登上王座，就这一点上说费尔巴哈的功绩不容小觑。马克思在《手稿》中给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他说：“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3]（P96）不过可惜的是，费尔巴哈对整个世界的把握仅囿于单纯的直观感觉，这种类似于动物的感觉把自然对象看成是脱离人的感性活动而存在的先在自然，人则被降低为与动物一样的自然人，而不是现实存在着的能动的人。人与自然被费尔巴哈抽象化了，这也预示着他在对象性直观的道路上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尽头。尽管费尔巴哈也曾试图在感觉直观的基础上将人与自然统一起来，但结果却错误地把人与自然等同起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自然与自然本身的关系，终将也无法实现二者真正的辩证统一。

“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4]（P241）这个人就是马克思。马克思正是用他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批判时保留下来的合理内核，即主体活动的创造性因素来补充和匡正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直观，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同时也超越了黑格尔哲学。马克思的对象性理论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现实的、感性的，同时也是能动的、辩证的把握，这是对近代抽象哲学乃至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总体超越。

二、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通过对黑格尔自我意识活动和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批判与吸收，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为核心的对象性理论，并成为贯穿《手稿》的一条逻辑主线。马克思在《手稿》中阐述的对象性关系具有双重涵义。

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是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在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人首先是作为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物与其他自然物发生关系的。人的自然性、生物性决定了他务必将外部自然界当成自己的欲望对象，以维持自身的肉体存在。因而，如果说人类是有生命的、肉体的、感性的、现实的对象性存在物，那么，就等于说，人类有感性的、现实的对象作为其自身本质，也就是其生命表现的对象，又或者可以说，人类只有凭借感性的、现实的对象才能展现自己的生命。人在把外部自然当成自己生命表现对象的同时，作为自然的人本身也成为了外部自然界的现实对象和本质展现。因为“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又说，在这个东西自身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说，它自身对于第三者来说是对象、自然界、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3]（P106）。这样人与自然之间就形成了对象性关系。

这种对象性关系是以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为基础的对象性关系，是物与物之间自发的、纯粹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在此关系中人与自然是内在辩证统一的。首先，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把自身之外的自然界作为自己生命表现或自然本质展现的对象，说明自然的本质中必然包含着人的本质。因为人要靠自然而生活，就是说，为了不致死亡，人必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形成持续不断的交互过程。由此出发，人类无论是在肉体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同自然界的联系，其实都不外是自然界同其本身的联系，人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次，自然又是人的一部分。人作为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时，也被在他之外的其他自然物当作现实对象展现其本质，所以人的本质中肯定也包含着自然的本质。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的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关系。在这个层面上人与自然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人是和其他自然物一样依靠自然界才能生存的自然存在物，是和自然一体的。因而，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低层次关系，在此基础上有待于实现人与自然的更高层次的统一。

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是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之后，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的社会性使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成为了不同于一般自然物的类存在物，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也成为了不同于单纯自然关系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作为类存在物不但能在理论方面而且能在实践方面把类，不论是人自身的类，还是他物的类都当成对象，并实现与自然的高层次的辩证统一。这首先在于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类存在物，能够把自身与自身之外的自然界当成意识的对象，这正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之一。因为动物不会把它自己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分开，二者是直接同一的，而人则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成为自己的意识对象。可见，意识使人与自然界的其他自然物区分开来，成为类存在物，同时又将它们辩证地统一起来了。“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3]（P56）人在理论上把自然界当成对象，通过认识、评价或审美等意识活动将其对象化为人关于现实自然的知识，而作为被人意识到、认识到的自然界与此同时也具有实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意义。其次，在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中，人作为类存在物，还具有劳动的特质，他把自身和自身之外的自然界当成劳动工具和对象，因而能通过实践实现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动物也会从事生产劳动，譬如蜜蜂、蚂蚁、海狸等等，它们能够营造自己的巢穴或住所，但是，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本能的劳动形式，它们只能在自身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产，而人的生产则不需要受到肉体的影响，可以按照任何尺度再生产出整个自然界，所以才是真正的生产，是属人的劳动。这种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重要特征，它同时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中介或纽带。“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3]（P56）通过劳动，自然不但作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而且作为劳动产品被纳入到了人的生产、生活当中。同时，自然本身也发生了变化，逐步成为“人化自然”，确证着人的本质力量。正是在这种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当中，人才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自然也才表现为人类的作品和现实。

由此可见，无论是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还是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都充分彰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共生和辩证统一。作为有血有肉的自然存在物，人必然会有各种需要，必然要在自然界中开展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此意义上，自然是人须臾不可离的对象，人和其他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P105）。当然，人同时还是能动的社会存在物，具有属人的特性，可以在自我意识的支配下，通过劳动实践，利用和改造自然使需要得到满足。但人的这种能动性是建立在受动性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地开发自然，才能使人与自然都永续发展，否则必将两败俱伤。《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对象性关系的阐述，为当前人类重新审视、正确对待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2]（P3）的要求，正是对象性理论在人类实践活动当中的合理运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消极地顺应、回归自然，更不是要肆意地占有、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此而言，对象性理论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作为思想泰斗的前瞻性和敏锐性，不啻为一块人间珍宝。

三、对象性关系的异化及扬弃：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和解

马克思在《手稿》中不仅看到了人与自然在对象性关系下的辩证统一，也注意到了随着对象性活动的展开，人本质力量对象化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导致的对象性关系的异化及人与自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对立。“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3]（P88-89）19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也以最为鲜明的异化形式展露出来。因此，从当时的客观经济事实出发，马克思在《手稿》中开展了对异化问题的深入探讨与研究。他在分析劳动产品的异化和劳动本身的异化的过程中，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异化。

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异化最突出地表现在自然与人的对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对立是由劳动产品对工人的异化关系所表征的。劳动产品是工人物化在劳动对象中的自身劳动，是劳动的对象化和现实化。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所生产的对象，也就是劳动产品是作为一种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而存在的异己的存在物，是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生产者、工人的非现实化，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化的丧失以及被对象奴役，占有则表现为异化和外化。所以，工人劳动的对象越丰富、生产的产品越多，他所能占有的对象、产品反而越少，他也就越贫穷。物的世界同人的世界是成反比关系的。自然界原本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是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源泉。但此时，工人越是通过自身劳动占有感性的对象世界、自然界，他就越是在这两方面失去自然的对象。首先，感性的对象世界越来越不能成为属于他的劳动对象，不能成为他的劳动资料;其次，感性的对象世界越来越不能提供给他维持肉体生存的生活对象和生活资料。于是，工人又退回到穴居，而且即便是在穴居中也朝不保夕，随时可能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赶走，同时，肮脏、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最粗陋的劳动工具成了他的生产要素。这是马克思对当时社会状况下，工人如何丧失生活、生产资料的生动描述。可见，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对象性关系开始被对立的、异化的关系所取代。

是什么直接导致了劳动产品的异化，使自然与人对立起来？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只不过是生产活动的结果，只有当人的生产活动本身发生了异化，他生产出来的产品才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他对立。所以，自然与人的对立来自于人与自然的对立，来自于人本质力量对象化即劳动的异化。这也是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异化的另一个方面。《手稿》中，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阐述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的，他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当作人的类本质，并以此为标准来考察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他认为，工人在这种劳动中不能肯定自己只能否定自己，不会感到幸福只会感到不幸，因为他们不是自由地发挥自身的智力和体力，而是令自身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显然，这种既非自由又非自觉的劳动不属于人的类本质，是异化的劳动，它使劳动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肉体需要的一种手段，人的一切感觉都被拥有的感觉所替代，那种将自然界看成人无机的身体的温情态度不复存在，自然界变成了单向度的对象，对人只具有有用性，除了满足肉体物欲外，自然满足人们精神的、审美的、情感的需求方面被完全遮蔽了。这样，自然必然沦为人类横征暴敛的对象。对自然而言，人俨然已成为了疯狂的征服者、掠夺者与其对立起来。而人与自然的对立同时也意味着自然与人的对立。至此，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被彻底击碎，对象性关系也成为了对象性关系的异化。

既然自然与人的对立源于人与自然的对立，源于异化劳动，那么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解及对象性关系的实现。而关于造成异化劳动的根源，马克思指出应从社会中加以考察。因为人对自身、对自然的任何关系必须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得以实现。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是以分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3]（P134）。马克思在《手稿》中就分工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并多次指出私有财产是分工的基础，也就是异化劳动的前提。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对象性关系异化，人与自然对立之源。私有制条件下，私有财产和金钱将人与自然的本质都异化了。人将自然作为对象的对象化过程无法体现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自然主义本质，体现只是人作为贪婪的征服者对自然环境的践踏;同样地，自然将人作为对象的对象化过程也无法体现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人道主义本质，体现只是自然作为异己的商品对人身心的戕害。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形成人与自然真实的对象性关系并完成二者的和解，就务必要先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

马克思在《手稿》中就如何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作了相应的思考，这最先出现在他对地租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第一次引入了“联合”的概念，并特别论述了将“联合”应用于土地即应用于农业中，对消除人与自然对立，实现辩证统一的对象性关系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联合一旦应用于土地，人们将享受到大地产在经济上带来的好处，并且第一次实现土地的平等分割。同样，联合也将不再采取以农奴制、领主制和一切与所有权有关的神秘主义为中介的方式，去恢复人与土地间的温情关系。因为联合中的土地不再是少数人谋取利益的对象，而是通过劳动者的自由劳动和享受重新成为人类的真正个人财产。在此，马克思清楚地指出，要消除人与土地即自然的对立，不能依靠有关所有权的荒谬的神秘主义，扬弃土地私有制和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联合”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因为只有在“联合”中，土地才不再是买卖的对象，自然也不因为金钱而丧失其本质，劳动者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从事自由自觉的劳动。这样，自然才真正成为人的财产，为人提供各种生产、生活资料，而人也才真正成为属于自然的人，与自然共生共荣。

马克思关于“联合”的思想，是其共产主义思想的先声。在此后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章节中他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范畴，并且进行了详细阐述。这也是马克思阐述共产主义的初步尝试，虽然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但其中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解的生态意蕴，至今仍然是弥足珍贵的。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之下的社会，不再将私有财产当作劳动的动力，因而消除了异化劳动，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也得以实现。自然成为人的自然，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人成为自然的人，是自然特殊的一部分。因此“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P81）。在这里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与金钱统治下的“工人普遍卖淫”和自然“普遍污染”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鲜明对照。福斯特曾高度评价说，这是马克思对“历史的超越”，“对异化社会的征服”[5]（P74）。

马克思关于异化及其扬弃问题的论述向世人揭示了社会制度之于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巨大影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由于社会财富为少数人占有，人对财富的贪婪发挥到了极致，为了维持经济的高度增长，人们往往以大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为手段，却对自然环境以及人类身心健康的侵害视而不见，为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必然对立的，生态环境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生态问题，但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造成的，而是深受经济一体化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影响。所以，在当今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要清醒地认识资本扩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发挥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尽量限制其消极作用，始终坚持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一方面充分显示出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后代、对世界人民负责任的精神。

四、结语

《手稿》是体现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文本之一。通过对对象性关系的把握，马克思详细分析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应然状态，同时又从社会现实出发，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对象性关系异化，人与自然对立的实然状态，最后还提出了扬弃对象性关系异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重要途径。从马克思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逻辑上看，对象性理论始终是他的研究基础。前文的论述中也提到，马克思的对象性理论是在批判和反思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反驳不如对黑格尔的那样明显和直接。他仅用“对象性活动”一词直接代替了“对象性直观”，这种隐蔽而微妙的批判，更确切地说是反思，或许可以说明撰写《手稿》时的马克思有待于进一步超越费尔巴哈。在此之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也证明他实现了这种超越。必须承认的是，马克思《手稿》中的对象性理论还带有旧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痕迹。他将人理想化的类本质——自由有意识的活动作为前提来考察对象性活动，具有某种人本主义的意味和公设的倾向。这在理论发展初期是在所难免的，但并不影响《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问题的探讨对于人们看待和解决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重大意义。正如弗罗洛夫所说：“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和有效的。”[6]（P15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09.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6]弗罗洛夫.人的前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