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里的国家意志

黄维

7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宣布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担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成立这一机构，之前曾有与教材相关的专家委员会，但未上升到国家层面。

近年来，随着国家文化生活的相对开放，教材编写开始呈现出丰富的样态，不仅各地有了自编教材，不少来自民间的课本、读本也让人眼前一亮。比如钱理群等一批人文学者编辑的《新语文读本》，就流布甚广，多有好评。

不过，正因为教材涉及学科领域众多、编订主体也十分繁杂，加之这一领域往往会带来丰厚的利益，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争议。特别是人文学科，更是聚讼纷纷，莫衷一是。尽管争议的焦点各不同，诉诸目标不尽一致，客观上却加剧了公众认知的混乱。此番国家教材委横空出世，或可定争止纷、归于有序。

教材是经国济民的大事、要事。一部教材能不能在当下立得住，并无愧于家国历史、文化传承，成为滋养一代代国民的心灵读本，并不轻松。成立国家层面的教材委，也是一种顶层设计，体现了国家对这一领域的重视。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刘延东强调，教材建设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教材体现国家意志。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梳理和透视这60多年中小学教材变迁发现，我国社会价值的快速变迁，一一映射在语文教材中，历历可数。

如今，中国越来越繁荣富强，中国人对自己的母语，才有了从容审視的机会。无论“苏式”标准、“西式”标准，都要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福祉。或许，这是国家教材委员会的初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