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经济建设思想及启示
鞠华
[摘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驾驭经济的能力直接决定其执政能力的高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治国理政的成功之道，主要在于重视经济发展，担当起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责任。该党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借鉴和启示，主要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以法治思维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
[关键词]新加坡;经济建设;人民行动党
[中图分类号]D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6-0030-08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驾驭经济的能力直接决定其执政能力的高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驾驭经济的能力差，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相比西方国家严重落后，失去人民的支持和认同。新加坡被誉为“花园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点名要求借鉴的国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自治、1965年独立以来，经过多次选举，执政地位从未发生过动摇，成为事实上的“一党制”。在该党领导下，新加坡经济一步步推上新的台阶，成功跻身于亚洲“四小龙”之列，创造了“新加坡奇迹”，也创造了一党执政体制下快速发展经济的成功范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成功之道，主要在于重视经济发展，担当起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责任。
早在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新加坡，在参观了西南部的裕廊工业区后，与李光耀单独会谈3小时。李光耀对邓小平说：“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1]（P666）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时隔14年，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做得更好。”[2]（P378）这个谈话，包含着要借鉴新加坡的殷切期望。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归来的第二个月，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李光耀评论道：“1978年11月，邓小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访问新加坡。他访问期间的所闻所见改变了中国沿海省份的经济政策方向。”[3]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行动都可在这次出访中寻出源头[4]。可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些宝贵借鉴和启示。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做法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根据本国地小国贫的实际国情，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施政导向，始终坚持“经济优先”的方略，利用本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以补贴方式加大对外资吸引力度，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调整发展战略，进行产业升级，增强发展活力，形成了特有的经济发展良性循环模式，实现了经济持续发展。
（一）坚持经济优先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认为，对任何政党或人民而言，经济发展都是优先考虑的目标。把经济发展作为政治的主要内容和施政的主要目的，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经济发展上[5]（P89）。李光耀强调，“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可能随之而来。”[6]（P320）“政府能有绩效、有效率、诚实地维护一个有秩序、稳定的社会，在这社会里人民妥善受到保护，获得进步的机会，过着美好的生活，且有能力让下一代子孙更好。”[7]（P232）在发展模式上，政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既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也不赞成僵化的计划经济，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遵循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实行国家控制与市场调节比较完美的结合，构建了既适合国情又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市场经济模式;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右手”，又有效利用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左手”。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有：坚持依法治国，做好规划导向，精于聚财用财，实施亲商管理，合理精简机构等，有效地领导国家经济化解风险，渡过难关，形成了新加坡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对外贸易中，人民行动党放下意识形态之争，与各国发展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极大地解放和增强了本国经济发展活力，使新加坡度过了1965年-1981年的黄金时期，在整个80年代GDP保持了年均7.2%的增长率。1995年，亚太经合组织宣布：从1996年1月起，新加坡从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8]。2013年，新加坡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2014年经济竞争力世界排名仅次于美国、瑞士，位居第三[9]。
（二）常怀忧患意识
新加坡在独立之前曾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因此，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是该党最初的目标。独立之初的新加坡处在一个资源严重匾乏、人口素质不高、工业基础极差、民族矛盾相当尖锐的起点上，甚至连淡水、土壤都得依赖从马来西亚进口。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预言，没有资源和市场的新加坡很难生存下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面临着恶劣的地缘环境及复杂的国际局势，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反复教育国民不要视新加坡成功为理所当然、一成不变和一劳永逸，稍有疏忽，多年的成果和心血便会毁于一旦，新加坡便会在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在人民行动党看来，在一个经济落后、生存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的国家中，去奢谈平等地分配是不现实的，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新加坡在险恶环境中生存。李光耀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新加坡要怎么生存？我们必须理出一些头绪……思量了这些问题和眼前的有限选择之后，我得出结论，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岛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非比寻常。”[10]（P312）在这种“生存意识”的支配下，人民行动党政府不生搬硬套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而是根据地小国贫的国情，提出了“生存第一、经济立国”的基本国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施政导向，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并一直坚持下来，抓住不放，即使在政治动荡的年代也不偏离，由此成功推动了经济发展。
（三）调整发展战略
人民行动党政府十分注意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立足自身实际，不断制定、调整经济政策和策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严重失业和贫困，人民行动党采取“追随排头雁”策略，制定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目标，大力发展以纺织、服装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采取“选赢家”策略，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着力调整经济结构，重点发展造（修）船、炼油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设计、信息、电脑等技术密集型产业，金融、贸易、通讯、会展、旅游等服务业。进入新世纪，又制定和实施“产业21世纪计划”，提出三大经济发展战略：一是高科技战略——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等知识密集型经济，打造新的新加坡。二是中国战略——把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定位为继美国市场、电子产业、周边国家市场后的经济发展的第四个引擎，号召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三是扩大腹地战略——将七小时飞行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视为通商及经济发展的腹地，并积极推动双边自由贸易。其目标是把新加坡建成一个富有活力与稳定的知识型产业枢纽。经济优先的发展理念，务实的招商引资政策，使新加坡迅速形成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格局，综合国力迅速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航运中心、第五国际金融中心。
二、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的主要借鉴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重视借鉴新加坡经验，固然因为其经济腾飞、社会稳定、人民安居的傲人成绩，使其成功经验较为值得借鉴;也因为其儒家文化、华人社会的背景和一党长期执政的国情与中国大陆十分相似，使其成功经验更便于借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借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关经验做法，立足中国实际，推进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和谐大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一）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邓小平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12]（P28）。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方向和“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贯彻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形成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理念，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江泽民强调，“只要不发生世界大战，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不发生‘台独分裂祖国的重大事件，我们就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11]（P423）。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人民幸福指数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胡锦涛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个重大命题，切实把第一要务抓紧、抓实、抓好”[1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化推进改革开放，继续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让13亿多人都过上好日子，还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依然是经济建设，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13]。这些都强调，要实现既定奋斗目标，发展必须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必须是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发展。
（二）改善外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
1979年，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以新加坡为例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14]（P199）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注重引进外资，改善外资投资环境，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经济合作，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外资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并且呈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第一阶段：萌芽试探阶段（1979-1984年），主要特征是外资来源以港澳台为主，投资规模也偏小。第二阶段：初步投资阶段（1985-1991年），外资来源仍以港澳台为主，但已有欧美日公司来华投资。第三阶段：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1年）。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为标志，中国国内掀起了经济发展新高潮。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自此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仅在1992年当年便比1991年增加一倍以上，超过了100亿美元。到1996年，更是突破了400亿美元大关。第四阶段：稳定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以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外商对华投资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中国每年新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都在三四万个左右，年均实际投资金额超过600亿美元。同时，中国注重切实转变招商引资观念，以优化产业结构为核心目标，在利用外资策略上重视关联环节，完善产业集群，积极融入跨国公司产业链，积极发展互利互惠多双边经贸关系，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资本走出国门，中国对外开放度不断扩大，对外投资，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不断提高，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三）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著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其相应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14]（P236）应该说，这一认识跟他上一年访问新加坡时切身感受了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优势很有关系。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4]（P148）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4]（P373）对此，李光耀曾经评论说：“邓小平是个现实主义者，实事求是，讲求实效……早在苏联解体之前12年，他就已清楚地看到中央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他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建立了现在的新中国。”[1]（P700）在充分认识和论证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郑重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形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随后，党的历次大会都对这一理论加以强调和完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15]。这些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党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大问题不断探索，逐步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期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总体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且已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年均10%左右高位持续运行。自2007年起，中国对全球经济贡献率一直高居世界第一;自2008年起，中国互联网网民数量、国家域名注册均成为世界第一大国;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4年中国GDP超过10.4万亿美元[16]，稳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从30多年前一个小的经济体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短缺经济体成为过剩经济体，从工业小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从一个温饱经济体正在嬗变为小康经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空前的奇迹，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也被誉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三、对当前和今后深化推进经济建设的启示
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也遇到了一些挑战：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市场经济观念不够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落实。二是我国经济结构仍不尽合理，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三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东部沿海和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缓慢。四是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偏低，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这些都给党领导经济建设带来不少新的考验，也是党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党的十八大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15]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要巩固执政地位，需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在这方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习近平早就对新加坡经验感兴趣，曾领导过一个专门研究新加坡经验的班子，对人民行动党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保留主导地位的同时创造了一个现代和高效国家的经验做法尤为重视。2014年5月26日，《学习时报》文章《向新加坡借鉴什么》中提出：“在战略发展的大视角下，新加坡不乏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的经验。”[17]“俄罗斯之声”撰文预言，“不排除‘新加坡模式将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样板。”[18]在深化改革的新时期，进一步借鉴和吸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可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经济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提高经济发展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根据经济形势，及时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显著提高本国的经济竞争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是全面实现党的十八大所制定战略目标的客观需要，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要求。这里讲的经济较快发展，是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的发展，是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是有市场、有效益的发展，也是真正的、健康的发展。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经济长期走的是粗放型发展路子，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重，效益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迫在眉睫，必须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习近平强调：“中国也面临着地方政府债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19]“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进，开拓创新，扎实开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强化创新驱动，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20]（P112）为此，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培养大量懂经济、懂科技、懂管理的优秀人次，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真正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之路。同时，彻底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改革体制机制，加强现代化管理，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在全社会增强节约资源意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高效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集约化发展轨道，实现节约、清洁、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新加坡经济奇迹的创造，与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利用宏观调控手段是分不开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的内在要求”[15]。其本质要领是该管的事一定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放足、放到位，尊重市场运行规律。第一，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一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预研、预判、预测形势，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预见性，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潜在风险。二是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合理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统筹协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适时提出有效的应对方针和政策措施，消除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避免物价涨幅反弹。三要务必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使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符合实际、落实到位，并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第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是在财政政策方面，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重点是加大对保障改善民生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基本稳定，有效增强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二是货币政策方面，要兼顾控制通货膨胀、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三重目标，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好货币信贷供给，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使信贷资金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注重加强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和配合，加大对“三农”、保障房和公共事业领域的投入，加强对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体现分类指导、有扶有控。
（三）深化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根据本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增强发展活力，形成了有新加坡特色的经济体制。当前，中国经济建设又一次站在转折点的路口上，这不仅是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路口，同时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路口。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转方式已提出了近20的时间，至今未能取得显著成效，问题的根子在于遇到了‘体制性障碍。”[21]（P22）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建立，但还不够完善，其存在的弊端阻碍着生产力发展，亟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既要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又要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发展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第二，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效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三，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第四，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做到权责一致，既维护中央统一领导，又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第五，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的关系。加强统筹协调，实现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各方面改革相互促进。第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握好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节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四）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和规范经济体制改革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致力于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软”环境，打造优质的法制环境。良好的制度决定了透明的市场交易规则、明晰的产权保护、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契约执行架构，助推经济体制改革。李光耀说：“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及合理和现实的政治领导，那就不可能谈到经济发展。”[6]（P135）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化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样离不开法治，只有健全完善的法律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有待于法治思维的养成。正如邓小平强调：“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2]（P277）习近平指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形成了姊妹篇。”[22]这个“姊妹篇”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和深刻内涵，其要求之一，即是将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治方法贯穿到经济体制改革全过程，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导、规范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一是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导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选择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径。时至今日，我们需要扭转改革之初先改革试点再立法确认的“法律配角”现象和“法律虚无”思维，坚持着手改革必须立法先行，重大改革依法定程序进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有序进行，决不能以牺牲法制尊严和权威为代价。二是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宏观调控行为。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改革之初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过度使用会加大经济发展成本，必须依据正当法律程序，且宏观调控权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限制和约束。三是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社会公平正义。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触及更多深层次矛盾，必然涉及利益关系的深度调整，这些利益的调整或者重新分配，都需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保障和规范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公民权利并让人民在改革中受益，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五）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高度重视经济发展，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准确把握经济形势发展特点，完善经济纲领和管理机制，积极担当起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责任，显著提升了本国开放水平和经济竞争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完善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当前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六大强调：“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政府的关系，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23]（P26）一是充分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准确把握国际经济和世界科技的发展趋势，准确把握中国改革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情况，明确新阶段新任务，处理好与改革和发展相联系的各种重大关系。归根到底，就是既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以此来加强和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二是理顺党政关系，实现党委与政府职能分开，最重要的是完善党委和政府领导经济工作方式。凡是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经常性工作由政府及其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决策和管理、依法贯彻落实。党委支持政府依法充分履行职责，政府依法行政，组织实施党的战略意图、方针政策和在职权范围内的决策和管理。三是进一步将党的权力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职能具体化、规范化，理顺党委与政府、企业的关系，按照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建设，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要求党以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体制实现对社会经济的法制化管理，把不应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也要适应新形势，改进管理方式和方法，提高行政效能和工作效率，把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不该管的事坚决不管。
实践无止境，创新无止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任重而道远。习近平强调，“要继续练好内功、办好自己事，加快市场化改革，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24]。中国共产党只有正确把握规律，积极借鉴吸纳，勇于开拓创新，才能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建设发展水平，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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